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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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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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大部分人其实并没有太强的数据隐私概念。有的娃娃还在母亲子宫里，距离出生还有几个月时，胎动的超声波图像就已经被分享到母亲的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娃娃出生的“丑照”，蹒跚学步，上幼儿园的日常还有就是毕业典礼，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数不清的集体活动、个人表现、外出游玩、个人成就，都一览无余般地被广泛分享。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家庭安装联网监控，给孩子穿戴配有传感器的袜子来监测呼吸、睡眠以及其他生理指标。很多时候，家长不加掩饰地分享其中的大量数据（截图）。
美国法学家、新罕布什尔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莉亚·普朗斯特警告指出，通过数字媒介晒娃，对于儿童青少年自身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孩子从一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开始就几乎全天候地曝光，任由科技公司、广告商充分发掘孩子的各种数据，而且孩子的各种活动也必然留下数字影踪，最终难以删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儿童被视为未成年玩家，不被长时段在线玩游戏，但社交媒体、视频、直播APP却没有这种限制。更不要说，父母作为用户分享孩子的数据。再加上学校等场所通过信息采集设备收集的数据、信息，孩子几乎是透明化地呈现在数据库以及云端。
固然，上述信息、数据的收集，包括父母的晒娃行为，也可能产生一些益处，首先，就是可以对父母陪伴孩子的做法进行良好的回馈激励——就像是戒烟、戒酒的人往往需要被纳入亲朋监督才能奏效那样，经常晒娃的人确实可能强化对孩子的关心；其次，就是晒娃可以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使得孩子获得额外的社会交往机会、竞争机会、评优机会，可能给家长、娃娃都带来人脉支持；第三，晒娃等分享孩子信息的方式，有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
但上述益处如果与风险、危害比起来，可谓不值一提。书中列举了晒娃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首先，儿童数据已经在，而且会持续引发违法、犯罪或其他心存恶念的成年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色情、身份盗用、暗中跟踪、拐卖儿童或其他形式的网络欺凌。书中指出，从事色情产业的人员会挑选与之毫无关系的孩童照片，用修图软件、Ai软件制作儿童色情照片和视频，“只要那些邪恶的图像在那里，它们就会自行发酵，并且对你的孩子构成一辈子的威胁”。
书中指出，在分享孩子信息过程中，父母、老师等会将孩子的个人信息分布出来，这就为盗用身份提供了便利。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等到孩子成长到一定年纪，开始有了社交媒体账号、金融账户，往往会设置找回密码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诸如“我出生的医院”、“我的出生日期”、“我的父母姓名”一类的问题，犯罪分子完全可以通过图像、文字信息进行匹配，从而快速地盗用相关账户。
书中也指出，“数字世界可能会成为第三方对孩子直接进行人身攻击的渠道——比如绑架或性侵害，也可能成为性贩卖和奴役孩童的渠道”。
第二，“虽未违法但晦暗不明、具有冒犯性和违法嫌疑的活动”。当前，大数据已经广泛用于大学录取决策、人事招聘、保险服务、信贷产品、消费交易、司法决策。但一些父母美滋滋地分享自家孩子的顽皮“劣迹”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这种分享完全可能在日后导致孩子失去关键的升学机会，或者在购置有关保险产品时被收取更高费用，或者在求职中遭遇歧视。
第三，让孩子成长中面临持续的嘲笑，乃至所谓的“社会性死亡”的风险。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基于隐私所构建的，声誉基于他人对你的叙事和期待构建的，而不是一个人怎么定义自己和理解自己。一些父母有可能觉得自己的孩子在3岁或者7岁或者10岁的某种装扮很可爱，迎合了父母的显摆心理，但孩子自己进入大学后，就有可能因为存有幼年活动的视频、图片而招致“社死”。
“如果一个成年人不了解你的童年，她（他）第一次看到以数字形式呈现出来的你，（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她（他）看到的有关你的信息已经过时，也没有情境说明，你就很可能因此失去了原本可能成为爱人的她（他）。
第四，一些父母热衷于“商业晒娃”，也就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分享孩子的信息，并因此获得流量、广告收益，其中确实有一小部分父母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开创了儿童用品品牌，但多数参与者牺牲孩子隐私所换来的经济回报，其实非常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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