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群｜《乡土中国》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示

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示

——重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

本期我们邀请民盟常州市委会副主委，金坛区政协副主席、民盟金坛区委会主委朱亚群与大家分享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示——重读费孝通《乡土中国》感悟，敬请悦读。

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示

前言概述WORK SUMMARY

民盟中央原主席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致力于乡村经济发展，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年轻时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部探讨农耕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论文集，由 14篇“乡村社会学”论文结集而成，此书首次出版是在1947年，至今73年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时代风云变幻，中国的乡村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农业已由传统向现代化迈进。但是结合本人多年对农业农村的调研考察和两年的陕西扶贫经历，重温费老的《乡土中国》，其中的思考对认识当下的乡土中国仍然大有裨益，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多有启示。现就重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所感所悟谈点体会。

01《乡土中国》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要讨论《乡土中国》对于当下乡村振兴的启示，先了解一下费老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本书的写作逻辑。本书不是对具体社会的描写，是从具体社会现象中提炼出的一些概念和普遍性质。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到无为政治、长老统治、从欲望到需要等14篇论文，从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乡村管理、乡土精神、乡土文化和乡土人际关系等角度分析和解剖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本书所揭示的诸多社会现象客观真实，从现实来看，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强的历史惯性，七十多年来许多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要论述《乡土中国》对当下乡村振兴的启发，提炼本书的主要观点就很有必要。本书独创性的观点很多，总结起来，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农民对“土”的依赖。农民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故土难离，即使是外出闯荡，最终依然要落叶归根。理解了这个融于血液里的集体无意识，就能理解在脱贫攻坚搬迁安置和农村危房改造搬迁安置时出现的一系列矛盾。

（二）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讲究的是人情。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维持乡土社会运行的家族、宗族体系都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乡村固定群居，在这种长期的小范围的社会里，就形成了熟人社会。“礼”便是根本，长幼有序，人们往往更遵守长幼顺序，孝亲敬长，还会形成一套特有的道德准则，也会很自觉地遵守乡规民约，接受教化，保持传统美德，否则一个人难以在这样的社会立足。

（三）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展开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构成了安稳的家庭内部秩序，也形成了稳定而有序的社会整体，维持这种稳定的治理模式是“礼治”。长老统治是四种中国乡土权力中最有力的权力，也就是教化权力。

（四）“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但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于是产生“需要”，因之有了计划。费老写出这个观点的时代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轫期，只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的乡村放缓了这个转型的进程，在“风起于青萍之末”之时就敏锐地捕捉到人性变化的发端，这也是奠定费老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成就的重要发现。

02《乡土中国》对当前乡村振兴的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是着眼于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从历史和传统的经验中提出来的重大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变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2.6亿农民工进城，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城乡人口流动带来了许多变化，形成了以妇女、老人、留守儿童为主的“386061部队”的空心村，已成为当下中国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广大农村的现实。从世界范围看，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往往要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和重生。有的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仅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而且工业化和城镇化也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对我们中国而言，振兴我们的乡村势在必行，所以，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坚持农村优先发展，按照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深远，更面临许多的矛盾和困难，需要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努力，《乡土中国》提供了许多智慧和启发。

（一）从“文字下乡”到多重资源要素下乡，推动乡村产业振兴。70多年前的乡村建设，面对城乡二元割裂的现实，乡土的生活和生产，对于以文字为代表的文化和科学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文字没有下乡的社会基础和需求，文字下乡以失败而告终，“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反观我们当下的扶贫，多年的给贫困户送钱送物的“输血式”扶贫并没有真正使他们“富裕”起来。根据《摆脱贫困》的观点，摆脱精神和观念的贫困，让贫困户在劳动中获得尊严和生命价值既是摆脱贫困的途径也是目标。今天要振兴乡村，就要走从“文字下乡”到多重资源要素下乡之路，要推动公共政策、先进观念、优秀人才、金融资本等资源要素下乡，以“帮助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与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相结合，让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全过程，形成与农民共享发展红利的机制。

（二）从“同意权力”到乡村“三治”结合，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在《乡土中国》中，其中的《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四篇文章，是费老探讨乡土社会治理的。这四种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是建立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是适应具有“乡土性”特点的基层社会的。这些治理方式至今仍具有借鉴乃至继承的意义。

费老提出，在乡土社会，维持社会运行的是四种权利：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这四种权力与礼治一起维持着乡村的稳定，其中的同意权力的阐释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和传统，也最能体现费老的洞察。这是一种温和的权力，这种权力不需要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实施的基础，而是人们根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分工，所达成的一种共识。主要方式是协商而非强制性的，双方通过协商，在不破坏对方底线的基础上达成最终的共识。

放眼看去，无论是在乡土社会，还是在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同意权力”的形式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权力，毕竟“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是时代主题，乡土与现代的延续性在“同意权力”中得到了体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这个提法继承了我国乡土社会的优秀治理传统，符合“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社会发展规律。乡村振兴，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石，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方式一定是在继承乡土社会治理方式基础上的、通过借鉴西方现代社会治理方式渐进形成。

通过加快建设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经济上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农村“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育一批有竞争力、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农机服务体系、产业大户和专业化合作社，把农民集合起来凝成一个整体，降低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风险，真正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实惠，增加收入。

（三）从“欲望”“需要”到乡村文化建设，推动乡风文明。“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从乡村中内生、演绎、发展的乡土文化，适应了乡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身处其中怡然自得，可以实现满足和愉悦。但是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作为一种与乡土社会传统相适应的文化模式，已经日渐衰落、凋敝，陷入边缘化境地，逐渐丧失了对乡村社会的哺育、滋养和支撑。当“原来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时”，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乡土文化建设，进而实现乡风文明，焕发乡村活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宏观来看，乡风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微观来讲，幸福的实现既要靠物质生活的满足，更好靠精神生活的富足，这有赖于乡土的文化建设。乡土文化建设不是对传统文化简单地改造，而是对乡村文化的重新发现。乡村文化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唱大戏、舞狮、舞龙等非遗之类的乡土符号，不能在对乡村游、农家乐等过度开发中侵蚀了乡村文化的根基，需要静下心来，俯下身子，在田野、村庄找回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激活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的乡村文化综合体。

《乡土中国》出版距今已经73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渐行渐远，但这部社会学经典，启发意义仍在，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新政策与旧传统相互碰撞的背景下，也变得更具参考价值。这也是今天我们重读《乡土中国》，纪念费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本文为民盟云南省委会“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主题座谈会论文）

供稿 | 金坛民盟

编辑 | 凡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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