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梅谈“女童保护”十年公益行动与传播倡导

?导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 孙雪梅?/

CFF：您有着商业、公益跨界工作的经历，这些经历给您带来怎样的收获？从媒体人、企业高管到基金会理事长，跨界的工作经验如何帮助您更好地管理团队和推动“女童保护”工作？

孙雪梅：我2010年研究生毕业，加入京华时报做记者。2013年，我们百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发起了“女童保护”公益项目。2018年，基于“女童保护”团队，我们成立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

2015年8月，我离开京华时报加入凤凰网公益，主力搭建了凤凰网“行动者联盟”公益平台。2020年起，负责凤凰网美好生活内容中心，公益之外又多了健康、教育、文旅、女性等领域。2022年8月，增加负责凤凰网全国政务中心的工作，和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沟通交流比较多。

我一直都是媒体人加公益人的双重身份，有人开玩笑说我是斜杠青年。这个过程可以用“艰苦奋斗”来形容，我一直说，这些年在“压榨式成长”，当然也有很多收获。总体来说，1+1工作量＜2，效用＞2。

做记者、做媒体最大的收获是，无论面对的对象是谁，都学会用平视的眼光。媒体人和公益人的双重身份，也让我更多去学会平衡。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才有更多时间与空间做公益；必须把公益做好，对社会有益，才能多方共益。

从管理角度说，公益机构虽然是非营利组织，但和媒体的管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会借鉴凤凰网的管理经验包括信息工具的运用等，用于公益机构管理。同时，管理和服务基金会与“女童保护”团队的心得，让我更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用在凤凰网所在团队的管理和服务上。

图：2013年9月4日至6日，孙雪梅在云南大理漾濞县双涧九年制学校试讲“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课程第一课。

CFF：“女童保护”坚持“两条腿走路”，推动政策改善、完善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同时，推广儿童防性侵教育课程，改变公众意识。在推动公众意识的改变及相关政策的完善上，过去十年“女童保护”工作取得哪些主要成效或社会影响？

孙雪梅：在公众意识层面，我们能感受到公众对防性侵课程接受度的变化，包括对男女同堂授课也几乎都接受。2013年我们去给孩子讲防性侵课程的时候，各方仍然是谈性色变，即便是讲安全教育，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种种困难。十年过去，我们的课程变得供不应求，现在全国累计通过考核的讲师超过11,673名，依然是不够用的。学校老师和家长对防性侵课程的接受度大大提高，很多地方在持续约课。截至今年6月底，参与过我们面对面讲授儿童防性侵课程的孩子超839万人，家长超77万人。

图：“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与孩子们互动。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公众意识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能感受到的。这些授课看起来只是影响了上课的孩子，但等孩子长大，他们还会去影响身边人，甚至去影响下一代，这种影响是长远的。

在政策改善层面，所有这些改变，首先是党和政府相关部门推动的，是两高两部、全国妇联、民政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或组织主推带来的。我们只是作为社会组织小小的力量参与其中。

我国法律原规定受性侵儿童提起民事诉讼的时效是两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孩子遭受性侵时年纪尚小，难以意识到遭受性侵这一事实，过了18岁也未必能意识到，等意识到时可能早已过了两年的时效期。在“女童保护”三周年研讨会时，我们和梁慧星教授一起呼吁保障受性侵儿童的民事求偿权。我们也看到，现在《民法典》中相关规定已经改变，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诉讼时效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可以在年满十八周岁后的三年内提起诉讼。

图：2017年3月2日“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女童保护”还参与推动将“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写入法律条文，促进信息公开制度的逐步完善。2016年，“女童保护”团队发现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教师强制猥亵女学生案时，向法院提出从业禁止的量刑建议。同年，浙江省慈溪市多部门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经过大量案例统计分析，“女童保护”认为这些举措非常具有推广意义，将其作为2017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的议题。在此基础上，参加座谈会的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汤素兰经过调研完善，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公开性侵儿童犯罪人信息并禁止其从事易于接触儿童职业的建议》并得到答复。2021年6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查询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记录以法律形式作了规定。202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完善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性侵儿童案件特殊证据标准”。

2018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提出“全面推行受性侵儿童‘一站式’询问机制”的倡议。参会的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在此基础上进行调研、完善，提交了相关建议并得到答复。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推行未成年人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写入《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

这10年来，儿童防性侵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有着巨大的改变，教育部的相关文件、2021年6月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直接将“性教育”写入其中。最高法、最高检对于受性侵儿童的司法解释中，将没有身体接触的猥亵行为也定义为对儿童的猥亵，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进步。最高法、最高检、全国妇联及民政部等在儿童保护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开展研究和行动。“女童保护”作为一股小小的力量，非常荣幸参与到儿童防性侵领域的改变中。

图：2022年3月2日，孙雪梅发布《“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

CFF：“女童保护”此前连续9年发布上一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和防性侵教育的调查报告。今年还专门发布了《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女童保护”民间视角》。“女童保护”为何连续多年发布相关报告？调查报告对推动公众意识的提升及政策的改变有何价值？

图：《“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部分数据。

CFF：“女童保护”连续九年召开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与代表委员、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儿童防性侵相关议题。十年来，在与代表委员沟通的过程中，哪些人物或故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图：2022年3月2日“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相互补充。在“女童保护”工作过程中，我们和全国妇联、最高检都有非常深的沟通。儿童被性侵的问题，是他们很想解决的问题，都有意愿去行动去改变，所以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们就在基层、在一线发挥志愿者力量的作用。

多年的报告有一定重复性，我们未来不再每年召开座谈会和发布性侵儿童案例统计报告。我们会尝试通过案例推荐、内参报告等更多元的方式提出建议，以及更频繁地联动代表委员、相关专家等。遇到一些具体的案例，我们也会直接反馈给妇联、民政或检察部门。

CFF：“女童保护”与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及妇联建立了良好关系，并于2021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女童保护”为何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这些支持对“女童保护”进一步参与协商、开展倡导工作有何影响？

孙雪梅：首先是因为儿童防性侵这件事重要且迫切，这是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识。第二是与我们对专业的坚守有关系。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各有擅长，也各有需要支持的地方。比如，教育部门可以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各学校开展防性侵教育，但目前没有那么多师资力量。如果教育部门能够提供行政资源的支持，我们就能培养大量的讲师，包括把学校的教师培养成师资，来开展防性侵课程，达成互补。

图：“女童保护”团队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签署合作备忘录。

“女童保护”发展早期，检察院和妇联等部门或组织到基层调研时，总是能看到“女童保护”团队在上课，通过旁听我们的课，认为课程的“度”是合适的，能够为最后一公里的师资缺乏提供支持。我们对讲师的考核要求依然是很严格的，一方面是要坚守专业，一方面必须要对得起大家的信任。

“女童保护”的目标是惠及所有儿童，想要进校园、覆盖更多的人群、想要规模化地推进工作，就必须要依托行政的力量来共同推进。官方部门的参与对于我们服务工作的落地，以及进一步推动协商和倡导都非常重要。

倡导工作也是相似的，我们会通过一些媒体资源开展社会传播。社会组织是政府和公众间的缓冲带，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沟通和桥梁的作用。未来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普及防性侵及性教育，覆盖更多人群，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帮助更多孩子、更多家庭提升意识。

CFF：良好的社群基础能够助力更大范围的政策改变。“女童保护”有志愿者团队、代表委员和专家推动建立地方未成年性侵被害者保护工作机制的经验。“女童保护”如何开展社群建设？如何为地方社群参与政策倡导提供支持？

孙雪梅：我们每个地方团队都有自己的工作群。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来，所以社群也都围绕议题展开。在这个社群里，志愿者可以分享授课情况，分享如何开课，分享如何获得更多支持。在这个社群，志愿者也获得了价值感，有的伙伴成为了当地的代表或者委员，还有一些成为了各地的三八红旗手、巾帼志愿者标兵等。

在地方社群开展儿童防性侵工作过程中，地方团队也在积极呼吁，动员各地伙伴参与到政策倡导中。我们会把每一年代表委员座谈会中所提的建议分享给地方团队，让他们推动相关政策制度在地方的制定和落地。目前，有些省份已经把儿童防性侵保护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有些地方直接配比财政资金来开展工作。个人或一家机构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只有把社群、志愿者的力量发动起来，才能产生更大影响。

图：2021年，海南三亚、万宁正式启动“女童保护”一校一讲师工程，推动防性侵教育全市覆盖。

CFF：无论是推动公众意识的改变还是政策的完善，都离不开持续的资金支持。“女童保护”团队在2018年成立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后，在资金投入方面有何变化？如何获得捐赠人的持续合作支持？在政策倡导方面的资金投入分配上有何考虑？

我们在政策倡导方面的资金投入占比不多，办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所用的资金占总资金的比例很少，其他倡导工作所占成本比例也不高，这大概是因为本身是媒体人的原因。我们更多资金是用于一线儿童防性侵知识普及。

过去十年，我和团队的精力更多地用于多个版本教案研发、标准化讲师队伍培养、核心产品打造等，放在筹款上的精力不多。有很多人说我们的筹款额和品牌知名度不匹配，这一点我们也在检讨；要想覆盖更多人群，确实需要筹到更多资金支持。

CFF：像“女童保护”这样需要改变公众观念的项目，传播非常重要，而性安全教育的传播往往容易被贴上“性别对立”的标签，结合时事的传播也会被认为“作秀”、“蹭热点”。对此，“女童保护”如何应对？作为职业媒体人，您对社会组织通过传播进行倡导有何建议？

孙雪梅：我们所做的工作，从来就不是搞性别对立，而是倡导相互尊重。首先，我们的课程从一开始就是男女同堂，因为男童也有遭遇性侵的，所以男童也需要保护。第二，涉及到性教育，越分开越神秘化，所以不应该分开。第三，我们在授课的时候，也告诉孩子（无论男孩女孩）要相互尊重，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能伤害别人。我们的理念是男女平等、互相尊重。

所谓的“蹭热点”，是在有案例报道时赶紧做知识普及，我不认为这是作秀，而是在恰当的时机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优秀的产品或项目是传播的基础，没有好的产品基础，传播容易成为无源之水。需要注意和担心的是，基础内容质量不高，却只是在不断做传播，时不时运动式的来一场，这样看起来影响力很大，实际上没有真正得到落地。如果社会组织要长期推动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还是建议先做好核心产品。当然，不能埋头拉车，这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好的理念和倡导也需要不断传播、主动传播。

图：“女童保护”地方团队开展活动的画面，登上央视新闻联播。

CFF：除了开发系统性教育课程、利用ToT模式培养专业志愿者，未来“女童保护”将如何发动行业力量、联动跨界伙伴，更大范围地开展性安全教育工作，带动更多公众关爱儿童以及影响法律政策改变？

孙雪梅：首先，现在做性教育的机构也不少，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发挥力量。我从来不觉得“女童保护”能够靠自己做到儿童性教育的全面惠及，因为全国有2亿多数量的儿童，不是一个组织就能够做到全面覆盖，需要更多的行业力量和跨界参与，当然希望每个组织都加强专业性。第二是需要跨界和破圈，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议题。与公众观念改变相关的事情本来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果只是非常小众的人群在讨论，显然其在社会上普及度就不会广。

我们希望能发动多元主体参与公益，不需要每一个主体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但每一方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例如，媒体开展传播倡导，企业通过捐赠参与，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等。我在凤凰网，我们发起的“行动者联盟”也是一个例子，希望明星、企业、公益界、创意界各方都能共同参与公益。不同主体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各自的专业领域和优势，大家可以资源整合。

CFF：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社会组织协商被列为七大民主协商方式之一。为了推动“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化建设，社会组织自身可以做些什么？

孙雪梅：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渠道主要是社会组织负责人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或通过民主党派参与到协商之中。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里面确实提到“社会组织协商”，但有了政策后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去落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看，要从某一个方面的试点开始慢慢推进，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行动者，带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已有的协商平台，提出更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提高社会组织在社会上和各类协商平台的认可度。

我之前看到有专家提出，希望能够在各类协商体系中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名额，让这些在基层一线参与社会治理、在最后一公里解决社会痛点的人能够把意见反馈上来，这样就能提出和看到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实现政策制定的闭环。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社会组织想获得认可，先要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参与协商是为了推动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进步，常怀一颗公益心，这是对我们社会组织的自勉。

图：孙雪梅向大学生志愿者们讲授如何开展儿童自我保护课。

↙?“女童保护”十周年特别纪录片《十年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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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保护基金

??????? 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曝出多起14岁以下女童遭遇性侵案例。2013年6月1日，全国各地百名女记者联合京华时报社、凤凰网公益频道、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及中青公益频道等媒体单位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2015年7月6日，“女童保护”升级为专项基金，设立在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下。2018年2月，“女童保护”团队成立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非公募），公开募捐继续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女童保护”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截至2023年6月底，“女童保护”已在全国31个省份相继开课，培训志愿者数万人。通过与地方妇联、教育局、检察院等部门的合作，培训当地教师授课，使得儿童防性侵教育覆盖面大大拓宽，覆盖儿童超过839万人，覆盖家长超过77万人。此外，还定期进行线上培训和讲座，目前各个平台上已有数千万网友参与。在普及儿童防性侵知识的同时，“女童保护”联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业界专家，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例如参与推动了取消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从重处罚、全面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机制等；每年还发布全国媒体公开曝光的儿童被性侵案例统计报告和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为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填补领域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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