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何以雄且安? 白洋淀是泄洪区！建城引水……

雄安——何以雄且安?

2017年大公报记者采访时任访著名文化学者、人体工程学创始人、中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建军

　　记者：李教授，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其实这两年我一直都在关注您的行踪和学术发展，我们的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次拜访，是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是关于最近在中国引起很高热度的雄安新区的设立。我知道，您是当今著名文化学者，中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2014年您曾荣获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颁发的“环境规划大师”称号，以表彰您30余年身体力行，创办了关于人体内在、人体与环境关系的人体工程学。特别是很多人都知道您写过大量关于城市的书，我也看过一些。您是在考察了中外很多城市，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这些书。所谓“见多识广”，所以我就想请您以您的专业来谈谈雄安的事情。这样对民众来说，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雄安。

　　李建军：“大师”的称号不敢当，因为它太沉重。我获得的那个荣誉，确实是因为我对城市的研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关于城市的问题，30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中断过研究。城市也是人体工程学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因为城市就是我们的家园，是时刻影响我们身心灵最重要的环境。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为什么有的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而有的城市却逐渐衰落甚至消亡了?我们又该如何来合理地判定和预知?很多问题值得人们去仔细思考。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与贝聿铭在美国见面交谈后，我就一直信守着自己的一个承诺——走遍世界主要城市，研究它们的起源和兴衰，启发人们更好地去建设自己的家园。每个城市看起来相同，其实都不同，各有特点，地理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不同……我把这些都挖掘出来，给今天的人看。在基本完成预定的考察目标后，从2008年我就开始写关于城市的书，包括美国的8个主要城市、欧洲的7个主要城市、亚洲的10个主要城市，当然还有中国的30多个城市。正如你说的——见多识广，因为见得多了，所以哪个城市好与不好，我都非常清楚;而新建城市该如何规划、规划设计，我也非常清楚。雄安这个事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从开始立意、立项直到规划，我都知道。所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中央的这个决定很突兀，好像是空穴来风，可是对知道内情的人就不会感觉突兀。

　　什么是千年大计?

　　记者：我就属于“感觉很突兀”的系列了。正因为它来得突然，所以举国震惊，在各行各业里都引起极大反响。比如股市的反应，雄安新区的投资规模将是万亿级的，有人便开始分析一些概念股的价值，也有人在筹划投资了。再比如最热门的房地产领域，开发商瞄准了雄安，炒房的投资者也瞄准了雄安，并且行动得都特别快。而中央的反应也特别快，明确表态，雄安新区的发展绝不被房地产商绑架。特别是很多人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新区不知是何面孔。尽管主流媒体，包括雄安新区的总设计师徐匡迪多次作出各方面的解读，可是大家依然感觉是雾里看花：为什么要设立雄安这一新区?为什么要与深圳、浦东并列为国家级的新区?已经在通州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了，为什么还要设立雄安新区?雄安选址是基于怎样考虑?将会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对“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个说法很困惑。有位50多岁的教师对我说：我活了50多年，都没听说过一个项目是“千年大计”，更没见过这类用词在文件里出现。雄安新区对北京未来意味着什么?深圳、浦东也是国家级新区，当初它们设立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说?雄安和它们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也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雄安“千年大计”的定位?

　　李建军：我理解大家的困惑。“千年大计”是一个分量很重的概念。什么是千年大计?涉及千年的事情就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一个人才能活多久?再加上“国家大事”，那就表明是关乎国家千年走向的事情。但究竟什么才是关乎千年大计的国家大事?这不是随便可以说的。今天我们常常说到一个概念，就是传统。如传统思想、传统观念、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风俗、传统习惯、传统学术、传统体制……它其实包含两层极为深刻的内涵——传和统。传是传递、传授、传导、传承;统意味着一种连续性和一以贯之。从国家和民族层面看，基本的传统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道统、学统、治统、血统。所以我理解，国统、道统、学统、血统堪称千年大计。抛开血统暂且不论，道统、学统、治统间的相关、相连却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道统是对宇宙、人生最高与终极真理的追求与认识。中国的道统是中华民族意识中最为人们尊崇的信仰、思想、伦理，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以道家和释家思想为辅支。当然，很多人可能并不同意我这个说法，认为道家和佛家都不算正统，儒家才算。其实佛家思想从汉朝佛教正式传入，就已经与中国固有思想发生了融合，成为中华道统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了。所以儒道释三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道统，儒家占据主体地位。三者的根本指向就是天人合一这个大道，而本源应该是《周易》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学统是科学文化知识系统。它其实是道统最精雅的部分，是道统的载体。在道统演化和丰富的过程中，学统始终处于前沿的位置。学统的主要载体是学制教育。治统是秩序、权力和制度系统。道统来自上天，董仲舒就有“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因为上天在冥冥中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天如果有变，道统必定随之有变，学统也会随之有变。治统的正当性源于天，是为君权神授，帝王自己都把这种正当性概括为‘奉天承运’。道统由思想导师代表传承，学统由学术大师代表传承，政统由政治领袖代表传承。但是三者绝对不能分开，否则中华民族就不存在了。中国历史三代以上的圣王时期，道统、学统、治统是一体的，长期并称的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构成了一个代代相继的谱系。这些圣人既是思想导师，也是政治领袖。后来情况发生了剧变，就是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分离了。思想导师的谱系由孔子、老子开其端绪，政治领袖的谱系由秦始皇开其端绪。但是贯穿在中华民族道统、学统和治统中的那条天人合一思想主线没变。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的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始终决定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面。国人总是以自己的历史久远、历史连续、历史辉煌而自豪，那是因为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中国的道统都还在。它为什么还在?因为政权延续、转换的脉络清晰。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无论政权如何更迭，都是在中华民族内部承袭，没有任何外族统治过。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元朝、清朝都来自中华民族内部，而非外族。如果类似八国联军、日本侵略得逞，中国变成殖民地，那中国的道统和学统就不会存在，我们的历史也就断了，中华民族也不是原来的中华民族了。被殖民的印度就是这样的结局，所以尽管印度产生了神传的国统佛教，可如今它的学统都没有了，道统没有了，印度民族也不是原来的印度民族了。这样的例子很多，都是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学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意义重大，当然地属于千年大计。

雄安的千年大计与首都有关

　　记者：这样说雄安是不具备千年大计的意义了?因为它和您说的这些都不关联。

　　李建军：当然不是。雄安不仅关乎千年大计，而且很重要。但它的千年大计不是它本身，而与北京有关。可以说，雄安的千年大计，就是北京的千年大计。血统、国统、道统、学统——其中国统就包括国家首都的选址、帝王陵墓的选址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是千年以降的历史选择。公元1260年，刚刚继承汗位的忽必烈挥师南下，弯弓射中了一只大雕，正落在如今的长安街，于是忽必烈定都北京。90多年后，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由南而上，旨令徐达也射出了支一箭，同样落在如今的长安街，于是朱棣迁都北京。北来的一队人马和南来的一队人马，各射出了一支箭。两个传说、两个历史时期，一个空间点——北京。这说明什么?北京是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点。这是冥冥中的天意安排。北京是中国历史上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建都之地，今天也是新中国的首都。只不过辽是把北京作为陪都了，但陪都也算都。再后来，金国的完颜亮当了皇帝，僻在“白山黑水”的上京作为首都不合适了，就迁都燕京。所以真正在这里建立大中国中央都城的第一个王朝是金朝，到现在已经864年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只是由核心区域向四方辐射，更重要的是由四方文明向核心区凝聚。所以呢，中国的帝王们在选择国都的时候，都要找整个疆土的中心点，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天下了。这个中心就是变化的。过去是在黄河上游，宋以后东移了，在“四达之会”的开封。再以后海洋文化逐步兴起，这个中心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像元、清两朝，他们崛起在长城以北，入主中原以后，就都选择了不远离他们的发祥地，又能通达中原的北京为都城。从此北京成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心。今天北京的军事地缘、政治地缘以及经济地缘依然是无法取代的，所以说定都北京是千年以降的历史选择。北京作为首都已经过去快1000年了，现在说的“千年大计”是指未来的1000年。雄安的千年大计就关乎这未来的1000年。

　　记者：可是雄安并非国都，甚至从定位看也不是副首都。这怎么会和你说的国统或者说治统联系起来?

　　李建军：是的，雄安既非首都，也非副首都，无论怎么看都和千年大计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就是从中央对它的规划上也看不出它会关乎千年。从城市功能看，它主要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什么是非首都功能?就是指那些与首都功能发展不相符的城市功能。那么雄安具体承担哪些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任务?这个已经有明确定位，主要是指部分相对低端、低附加值的经济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这可以从它的七个任务上可以看到。这样看雄安不足以为千年大计。可是如果你换一种思维去考量，就不同了。

　　地理位置赋予雄安的使命

　　记者：换一种思维?您是指什么?

　　李建军：你从雄安的地理上去解读。具体从两个方面理解。

　　第一，地名蕴含的玄机。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了一个现象。河北的地名带定字、安字、营字的很多。石家庄往北有正定、定州、保定、定兴。白洋淀其实也是带定字的地名。从造字法看，淀字从水、从定，定意为平息、静止，水指裹挟着大量泥沙的洪水。水与定合起来表示大洪水过后因泥沙淤积而形成的浅水湖泊。带安也比较多，如安新、文安、武安、迁安、固安、成安。保定周围叫营的地方很多，都是宋辽交战时安营扎寨的地方，仅徐水县就素有72个营之说。而这些地方基本都在北京的南面。这些名字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从辽金朝开始，而金朝才定都北京的。这些地方的功能落在“安”和“定”上，而安、定在四向中都指向南，就是首都南面。

　　记者：这个现象我还真的没注意。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地方就是为保卫首都而存在的。

　　李建军：名字只是一个象征，更关键的是名字与地理位置的对应。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地理位置的功能。其实雄安新区并非横空出世、无根无蒂，它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早已埋下伏笔。北京位于太行山与燕山交汇处，华北平原的北端，三面环山，由太行山、军都山形成半圆形屏障。北京凭什么做中国的帝都?因为这座城市吸纳的是昆仑山的精气，延续的是太行山的强势，撑起的是长白山的久远。我把它概括为昆仑之精、太行之势、长白之久。这样北京就可以江山永固了，何止千年?但它也并非固若金汤，有很多太行山孔道和开阔平原都可以成为进攻北京的通道。就说孔道，有很多。太行山延袤千里，百岭互连，千峰耸立，万壑沟深。这就是说太行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条2000米高的山脉，主峰就是五台山。我曾经为写作《城市中国之太原》专程考察过太行山，探究太行之势是如何形成的。它呈太极大S形，很像一条游动的巨龙。南端连着王屋山和中条山，北端连着燕山。堪舆学里讲，在中国，南北向的山是生山，东西向的山是死山;东西向的水是生水，南北向的水是死水。但太行山这个大S是个时刻都在做着阴阳转换的大太极，太行之势就来自这个大S。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说，太行为天下臂脊，谁控制了太行，谁就可以得天下。它的能量十分充足，所以是个地震带。堪舆学看山看水有个总原则就是：以山定水，以水定路，以路定城。两山之间往往有水，水绕山行，一般也会有路。这些路实际就是出入大山的通道。太行山被山西的许多条河流切穿，于是形成几条穿山而出的大峡谷。著名的有八条，就是晋代郭缘生在《述记征》中所说的“太行八陉”，从南到北是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望都关、蒲阴陉、都陉。陉就是山间的溪谷、通道，太行八陉就是晋冀豫三省穿越太行山相互往来的咽喉孔道。其实太行山被水流切割的孔道不止于八个，但八陉最有名。太行上主体在山西，主峰五台山也在山西，但八陉的命名与山西并无多少关系，因为它们大多数都在太行山东侧，几乎都在冀豫两地。从图中可以看出，太行八陉的前三陉在河南，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陉在河北，第八陉在北京的昌平。

　　记者：这些太行山孔道和东麓南北大通道是不是对北京的安全意义重大?

　　李建军：何止北京?也包括今天的雄安。由于太行山和这些孔道地位独特，所以从古到今有太多的战争剧目都在此上演，孔道也变成了战道。匈奴、突厥、鲜卑、羯、氐、羌、契丹等游牧民族都是沿着太行八陉杀进来的。那么从这个分布看，八陉有四陉是在河北。这就是说，在河北的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通道上有四条可以攻北京的通道。所以自从北京成为都城，这些地方就有了长城，并且建有关隘。长城有著名的外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和内三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内三关都是北京西部和西南部的重要防线，其中两关都在保定。第五陉井陉作为太行山的动脉、心腹，是陕晋入京的交通要冲，号称天下九塞之第六塞，历代兵家必争。第六陉飞狐陉是河北平原与北方边地间的交通要隘，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商家汇聚之所和文化荟萃之处。它与其它陉不同，其它陉只涉两省间的交流，而它却涉及南北方数省间的交流。越过飞狐陉，就可以走向冀中平原，走向京津，还可以走向沪粤。第七陉蒲阴陉实际上是拒马河上游河谷，扼守此陉的是紫荆关。这里已经相当靠近北京了，只有180公里。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战事大都是为了争占北京，史载有过140多次战事。当年成吉思汗攻居庸关不克，分兵紫荆关击败金兵，又从内夹攻居庸关得手。明朝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剌部也是攻破紫荆关而进逼北京的。第八陉军都陉是古代内蒙古、大同、宣化等地通往北京的孔道。它离北京更近了，只有几十分钟行程。那里有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居，是首都西北的门户和屏障。明清以前所谓的“夷狄”由北南侵中原，多是沿内三关一线进来的。

　　记者：这样看，北京虽然三面环山，在半圆形的屏障里，确实也并非固若金汤。

　　李建军：地理环境就是这样复杂，真正依山傍水的理想环境基本不存在。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也意味着不同的吉凶休咎。就北京而言，最容易从南面进入。而南面除了这些孔道，还有大平原，主要是华北平原。人们常称北京一带为燕蓟之地，山东为齐鲁大地，山西为三晋之地……这些地名的由来与西周封诸侯、建藩卫的制度有关。但是从金元以后，燕蓟之地就变成京畿之地了。河北是全国最特殊的一个省份，它是京津的门户，是北京联系全国各地的必经之地。它自古就战乱频繁，从战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它都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为什么?因为到了这里，就可以南下到长江，更可以北上攻北京。所以河北是长城途经距离最长的省份，元代为中央直属的中书省，清代属直隶省。直隶的意思就是直接隶属京师。

　　记者：的确如此。北京其实就在河北的腹中，腹破了，北京就有危险了。按您说的，最容易破的地方是在北京的南面，也就是腹部的正面。

　　李建军：你注意到没有?在北京南部的这个大平原上，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就是保定。历史上保定一直是北方的次政治中心，素有京畿重地、 京师门户、首都南大门之称，因为它“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长城的内三关，有两关在保定。直隶省的首府也在保定，并且直隶总督从来都非重臣莫属，集军事、行政、盐务、河道及北洋大臣于一身。在保定这里曾经有66任共计59位直隶总督，其中包括人们都熟知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因为它地处京畿，拱卫京师，稍有动乱，便会危及朝廷。京畿的意思就是国都和国都周围的地方。京畿重地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保定，形容它的地理极为重要。它原来叫清苑，为什么改为保定?因为它的功能就是“保卫大都，安定天下”。而雄安就在保定腹地，雄县、容城、安新都是保定市辖县。

雄安：首都的南大门

　　记者：现在我明白了，雄安新区就是首都的南大门。

　　李建军：这就是千年大计的深层意蕴。

　　记者：可是北京有个南大门，就是永定门。

　　李建军：虽然都在南面，它们的意义和使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堪舆学里，门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是气口，纳生气、吐浊气。而气这个概念，在人体工程学里解释为物质、信息、能量。过去北京城的南大门是永定门，它关系到北京甚至全国的命运。明朝建了外城，外城有7座城门，永定门是其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北京中轴的最南端。把永定门当成正门，是因为天子是面南而治的。外城门的命名都带有安定、安宁的色彩，如左安门、右安门、广宁门等。永定门就是寓意“永远安定”的意思。作为正门，永定门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左边是左安门，右边是右安门，它在中间。但是后来这个门拆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就曾和一位分管城市建设的领导说，这个永定门一定要重建。他问我为什么。我就跟他解释说：“永定门是天子坐北朝南安定九州的南大门，没有它定不住江山，国家会乱。”他笑了笑说：“你说的是天子，现在又没有天子。再说，不就是一个门吗?它有那么大的能量?”我说：“现在怎么没有天子?党和国家主席就是天子。过去叫天子，现在不叫了，但一定有。”这个说法他没有否认。我接着问他：“永定门是什么时候拆的?”他说：“这当然知道了，1957年和城墙一块拆的。”我又问他：“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乱的?大跃进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作声了，因为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有人来把它们和永定门联系起来。我告诉他，西安城的时候就有永定门了，不过那个时候的永定门在北面，因为都城的威胁在北面，绥靖北方、永保平安的方向就应该是北面。长安城的永定门建成后，来自北方的侵扰奇迹般的绝少冲击到它，安安稳稳、波澜不惊地矗立了千余年。你说这个门是不是千年大计?北京的永定门同理。我们把北京的永定门拆了，中国就开始乱了，接下来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在接下来是“文革”。你说没道理吗?最后他说这个建议好。后来就有专家提出了计划，要重建永定门。2003年，北京市终于做出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明清时的北京外城城墙，最南面就到永定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格局，现在看，那时北京的格局却很小。时代不同了，北京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现在北京城变大了，由原来的二环到了七环。这个长约1000公里的七环在2016年12月就形成了，环绕整个北京，将承德、廊坊等节点城市一一串联起来，跨京津冀地区。改革开放快40年了，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快，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北京现在的格局很大，是面相世界的大格局。元朝定都北京，是以北京的战略枢纽作用为入主中原的大计;明朝迁都北京，是以北京三面邻虏的外御作用，并以大运河与经济繁荣的苏杭形成“哑铃”之势;清朝的选择与元朝相似，以北京为攸关国运的控制中心。毛泽东的选择呢?就为新中国走向世界作了准备。在这里，毛泽东左手揽太行，右手挽渤海，脚踏中轴线上，面向辽阔的大平原。而习近平总书记说规划雄安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这就是面向世界、攸关国运的千年大计。雄安为什么叫雄安?雄代表阳性的、强有力的;安代表阴性的、安定的、稳定的。在《辞海》所编的单字中，这两个字都是褒义最多的单字之一，也是最完美单字之一。一阳以阴、一动一静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站在国家发展的最高点提出复兴传统文化的愿景和构想，就是这个“雄“字的体现。那么雄安的意思呢?它不仅在于要安定，还要雄飞，要发展，要引领世界潮流千年。如此，京畿之地的概念也就不是原来的概念了。永定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大格局，必须向外推。推到哪里去?会有谁来承担?就是雄安。或者说雄安可以看作首都的南大门。中国只要不迁都，那么它就永远是。当然，雄安不是永定门，但它的功能相当于永定门。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七个功能，是就雄安本身而言的，如果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去定位，就是千年大计。所以对雄安定位的理解，可以但就雄安本身，还可以从更高层次看。雄安和天津的意义也有区别。说到天津，大家就会联想到天津卫。天津的地理形势整体跟北京实在太相似，同样背倚群山真龙，同样面迎广阔平原，同样前有照、后有靠，又有碧水环绕。但它“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这是地理位置赋予天津的城市定位和使命。几百年来，它由卫变成州，又从州升为府、升为城，现在是直辖市，但它的使命没有改变过，就是拱卫首都。渤海湾这个大口子，向外可以联通世界，向内则可以直取北京，全靠天津卫。雄安和张家口的意义也不同。这座塞北重镇与北京相距近二百公里，军都山横亘其间，自南口至八达岭的十几公里属关沟路段，南接京城，北通张家口。紧挨北京的位置，成就了张家口的宿命。在军事上北京的西北部直到蒙古边境，基本上只有张家口这一座有规模的城市，它以北是一马平川的内蒙古高原，无险可守，所以张家口就自然地承担起拱卫首都的重任了。张家口北端有个大境门，是长城众多关隘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关口。长城的要隘都以关、口称谓，而只有张家口的称门。“境门”意思是边境之门。今天虽然那里不是边境，但依然是首都的北大门。所以天津、张家口和雄安的区别就是：天津是“卫海”， 张家口是“安境”，雄安是“定南”。

　　一根线定一座城

　　记者：那为什么不将保定直接提升为新区，而要另设雄安?

　　李建军：保定虽然素有首都南大门之称，但它并不在北京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其实雄安也不在这条线上，而是偏西了。徐匡迪讲过，雄安的选址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城市建设“山川定位”立轴线的思想。他也说过，按照立轴线的思想，新区应该在霸州，但霸州下面有一个地裂，不适合建新城，后来在这附近找。这个疏解区距离北京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最好靠近保定，避免北京摊大饼向集中疏解区无序蔓延又连为一体。最后在五个选址里面定了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区域联合起来。雄安的选址就是这么来的。官方解释说：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区域最终划定雄安，而非保定市区，经过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主要还是考虑资源环境。其实雄安本来就是保定的腹地。一个关乎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体量肯定不会小，而保定人口本来就比较密集;雄安则不同，那里几乎是一张白纸，可以更好地规划。但如果事关“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那就不得不考虑历史、文化、龙脉的传承关系，当然还要考虑地理环境。所以雄安不在北京的中轴线的延长线上，而是另定了一条中轴线。

　　记者：偏离了中轴线，那雄安还是不是首都的南大门?或者会有什么不妥?

　　李建军：中轴这个词说起来很抽象，但在北京城的整体布局上，它却非常具体。从北京的地图上，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一条长达7.8公里的线贯穿南北。在这条线上，汇集了北京古代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北京城的沧桑变迁。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这样赞美这条中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其实城市轴线不光中国有，也不光北京有，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巴黎有一条略斜的轴线：卢浮宫、凯旋门、德方斯等都压在轴线上。华盛顿有一条东西轴线：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等都压在轴线上。但它们都比不过北京，都没有像北京中轴线如此之长、如此笔直壮观，更没有北京中轴线所包含的那么丰富的文化。能把中轴线利用得如此完美，全世界就数北京。进入北京的方式有很多，但从中轴线进入北京，或许是最好的一种。因为它不仅是个空间的线索，也是个时间的线索。从元代到现在，几乎所有历史都能从这条轴线中找到依据。经过在5000年的历史演化，它最后形成了一条非常出色的气魄雄伟的北京城市中轴线。整个北京的政治、文化活动都紧紧围绕着中轴线展开，它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但是雄安并不在这条线上，它是在这条线的西部另外定了一条线，就是自北京潭柘寺——定都山一线。从图中你可以看到，它们是平行的。定都山是北京城龙脉的延伸，潭柘寺是北京城的根脉。潭柘寺的历史比北京早约500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比如上海是“先有淡井庙,后有上海城”; 天津是“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这其实一个是龙脉，一个是文脉。依托这条轴线选址首都的南大门，构成“千年轴线”，确实可以显示出雄安与北京的历史、文化传承关系。问题的关键是：第一，雄安是一座城市，不是一座城楼。保定也好，雄安也罢，它们的南大门的意义与永定门不同。永定门代表的是天子定九州，保定和雄安都是护佑首都的。第二，北京的中轴线是自然的体现、文化的体现、政权的体现，是北京的龙脉，内涵非常丰富，有很多重要建筑在其左右，还有压在其上的，比如紫禁城里的金銮殿、景山等都压在上面。雄安的中轴线上有什么?我们还看不到。即使有，那么它们是什么?能不能体现千年大计?能不能体现出雄安与北京的历史、文化传承关系?仅仅靠一条线，就说雄安与北京的历史、文化传承关系，这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关键是这条线上有什么。

　　记者：规划上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人民轴。千年轴线与人民轴是交汇的。徐匡迪解释称，在白洋淀的西北部、新区中间有一条贯穿新区的主要交通线。这条线被称为人民轴，它西起人民广场，中间经过雄安中华民族复兴碑，东到雄县古城。千年轴与北京的中轴线平行，显示出雄安新区与北京的历史、文化传承关系。那么这个人民轴和谁平行?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李建军：我注意到了。从千年轴线和人民轴的交汇情况看，它们应该是构成未来雄安新区的两条最重要的街道。但它为什么叫人民轴?官方没有做意义方面的解读。很明显，这个格局是从北京城的格局来的。北京是天人感应的都城。在天为阳，是三垣构成的大三角;在地为阴，就形成了中轴线和长安街交汇的大十字。北京对应的是三垣的中垣——紫微垣，在整个北天的中央，大体相当于拱极星区，就是围绕在天极周围永不落的星，也是天上最显赫的一个星座群体。这个地方还叫紫微宫，就是皇宫的意思。这就是说，这里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呆，所以是定都的地方。看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北京对应的是尾、箕二宿。北方七宿在天上整个构成一个巨大的苍龙之象，尾、箕两宿是龙的尾部。龙就是帝王。龙尾对应的地方就是帝王呆的地方，就是都城。这样看北京，我们就清楚了：北京是九州环抱的帝王之都。以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北京西面接的是昆仑山之精华、太行山之势，东面承的是长白之久，坐定在坎水艮土的位置。这个位置有什么好处?《周易》上讲，这是万物终而万物始，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阴阳交汇的位置。这就是众星捧月的格局。北京的规划上也呈现了这个天地对应关系。北京是个大蝴蝶，头朝北。中轴是蝴蝶的身体，长安街是两翼。原来的中轴线是7.8公里，长安街是十里长安街。现在的中轴线是25公里，长安街变成了百里长安街。2008年奥运会时，亚运村的最终选址定在了北中轴的延长线上，这是北京中轴线第一次向北延伸，鸟巢和水立方就位于中轴线延长段的两侧，北端是奥林匹克公园。百里长安街西端延长到了永定河，直抵门头沟定都峰脚下，东端到了通州区运河广场。可是中轴线的南端一直没有延长。中轴线是首都的的脊梁。北京长大了，脊梁的一端长起来了，另一端却没长起来。曾经有媒体报道称，建议搬迁南苑机场，以打通南中轴路。但这只是政协委员和专家的建议，并没有任何结论。这就不对称了。一个本来应该完美的大十字，就缺那一部分，怎么看都不和谐。长安街西延，代表着“中央向西”发展的大势。长安街东延，代表着“北京向东”发展的大势。还是东富西贵的格局。中轴线北延，以奥运圣火打破了北阴的格局。可是中轴线南延何时形成?会不会打破南贫的格局?雄安显然不是这条线的延长。它只是借了北京的势——交汇的十字轴就是在借势。北京是一根线定一座城，雄安也是一根线定一座城。北京是由中轴线与长安街构成一个大十字，清晰地勾勒出北京的骨架。雄安是由中轴线与人民轴构成一个大十字，清晰地勾勒出雄安的骨架。这很明显，雄安是在模仿北京。尽管雄安不在传统中轴线上，但毕竟离得不远，并且平行，并且一端连着龙脉，一端连着文脉，总还说得过去。

　　雄安规划：山水城市之山

　　记者：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意思。这样看，有了雄安，首都健康发展、中国雄飞安定的象征意义就有了。不管这座城市本身建成什么样，它的首都南大门的功能是注定的。就像某个职位，不管谁来做，都要履行它的职责。这叫“在其位谋其政”。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大七环或大外环

　　李建军：道理是这样，但是不同的人来做同一个职位，虽然职责是相同的，结果大不同。雄安也一样。它能不能担当起首都南大门、千年大计的神圣使命，还要看它建成什么样。做得好，对首都有利;做不好，还会是负担。疏散什么、疏散到哪里、如何疏散以及被疏散的部分如何布局，这是不同的问题。尽管它疏解的那些非首都功能和千年大计不对称，但这并不会消弱它的千年大计的使命，因为它的使命不是由这些决定的，而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只是雄安现在还是一张白纸，我们还看不出它有什么问题。但正因为它现在什么都未展开，所以才更应该做好规划。经验和教训，应该从中外城市的实践中去获得。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山水格局、人口、交通、PM2.5 ……

　　记者：雄安的规划不是很清楚了吗?官方在疏解什么、如何建设方面是不是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徐匡迪说：雄安新区规划轮廓初现，将造山理水。

　　李建军：其实很多都在探讨中，尚未定型。规划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城市山水格局、产业格局、生活格局、人才格局、动线格局、环境生态……有大量内容都要规划，而不仅仅是有一个轮廓就可以了。比如官方称，雄安将建设一座山水城市，灵动交融。可是这里没有山。没有山而要营造出山水城市，那只能造山。官方的规划中有这个方案，而且被列为很重要的部分。它是将靠近新区建设实体部分周边较浅的、长满芦苇的湿地挖深，在新区北面堆起一座土山。这样整个雄安新区将成坡状分布，北高南低，水可以自然流动。官方也阐明，这座山与南面的白洋淀形成“前有照、后有靠”的传统中国式风水格局。从堪舆学意义讲，看起来南朱雀、北玄武都有了。这不是不可以的。官方在表述的时候提到了“风水”的概念，这是罕见的。但大家是不是真正懂得了风水的玄机?以今天的视野看，所谓的堪舆学、风水学，其实就是城市美学、城市环境学、城市生态学。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我的恩师任震英，他是兰州城市发展建设开拓者和奠基人任震英，被誉为“城市规划领域中获得全国设计大师称号的第一人”。30多年前，我曾跟随他学习城市规划，深受影响。后来我在考察和研究城市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基本是堪舆学和人体工程学。他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在兰州实践了城市美学、城市环境学、城市生态学。他的带状组团、城市特色论等规划理念非常具有前瞻性、科学性、人文性、生态性，给规划界和兰州都留下深刻印记。现在兰州这座山水城市、黄河风情线就是他留下的思想精华。兰州全国是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他就把规划建设黄河滨河公园作为塑造兰州的特色。他曾赋诗写道：“黄河到此足奇观，冰雪春融下九天。两岸楼台连险栈，一城风月汇芳川。古滩宿雁飞沧海，闹市笼云袅紫烟。故土重光花似锦，漫将诗画绣来年。”这首诗实际上早就为滨河路的发展奠定了文化的基调。如今南北滨河路、黄河风情线、南北两山都给兰州百姓带来的绿色和生机。这种绿色生态规划思想就是城市美学的体现，也是堪舆学的体现。说到山的格局，它包含山脉、丘陵、平原等各种类型。城市的性格、风格、发展等问题首先由山的格局决定，其中大龙脉的影响是关键。首先要判定城市所处的大龙脉区域，找出它的特点，分析它对财富经济、建筑模式、风俗人情、人的性情、健康状况、文化取向等方面带来特定的影响。其中山的形势是关键，影响最大。水的格局同样影响着城市的命运、性格、风格、发展。分析江河、湖泊、海洋、运河、泉水等不同水性、流向、流速、交汇、曲折、左右等格局对城市的影响，就可以知道它对财富(经济)、智慧(文化)的影响。还有山水交汇的格局，就是官方说的“造山理水”问题。山水不是孤立地影响，而是交汇地影响，两者共同对城市产生正负影响。所以山水的对应和互动并非那么简单，太极的阴阳也不是你画出两条鱼、点上两只眼就完事了。它是不是活的?阴阳是不是互动纠缠的?山水是不是相互成就?就说仿照北京这件事。北京当年建设紫禁城时，在紫禁城北门外堆筑起一座镇山。那时北京城五大镇物，按照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中央属土各有定位。中央的镇物就是景山，那时叫万岁山，它也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点、几何中心。它是挖护城河和南海的时候，在这里堆土成山，而它面对的水也是人工开掘的金水河。但是它们天人合一了，所以是成功的，缔造出了紫禁城的辉煌。那么雄安的“景山”放在哪里?怎么造?会不会也缔造出雄安的辉煌?现在还不好说，因为它现在还是一张白纸。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忽视：第一它会不会造成“客土无气”的后果?当年在香港的时候，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为扩展会展中心的容量，香港土地开发公司计划填海造一座人工岛。我就提出过“客土无气”的观点，说明不能填的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生土长本地人。这是人与环境的适应性问题，自古以来被众多风水门派一致公认，而且历史上很多例子都反复验证了它的准确性与灵验性。香港用来填海的土多为客土，它的地气与被填区域的地气根本就不合，焕发不出那里的生气。只有经过数十年的沉淀与生发后，新土才会与本土融合，反客为主并成就此地。这种情况发生在灵动的维多利亚港湾，必将在一定期限内阻碍香港的运势。但港英政府坚决要填海，结果导致香港陷入“龙龟大战”的局面，灾难不断。那是1997年7月，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你都可以查阅到。东京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东京湾。东京湾由房总半岛和三浦半岛围成。对东京来说，这个湾的存在是锦上添花，完美地呈现了藏风聚气的格局——既可保持东京的脉气不外泄，又可阻挡来自海洋的煞气。从京都迁到东京时有过填海造陆，在合理的操作下取得过完善的效果。但是后来他们又继续在东京湾填海，结果对东京湾的风向、水流走势造成影响，海洋生态被破坏。这样东京再也得不到东京湾的庇护了，原来的锦上添花，变得花也凋谢了，锦也不耀眼了。而被取土的地方，生态也被破坏。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天津规划了一个面积约150平方公里的临港产业区 ，狂掷600亿要填海造地120平方公里，要抢中国的第二个自贸区(第一个是上海)。气魄很大。他们造地用的是从海里挖出的污泥。这种土不仅是客土，更是死土。你想到是什么后果吗?2015年天津港“8·12”事件，你能说和这个行为没关系吗?因果关系有时候并不那么会那么直观地呈现。海洋也是一个生命体，海水推到岸边，是顺着海岸走的，这是由海洋环流和海岸地理形势决定的，你硬要改变它。这样水的流向、流速甚至水质都变了，生态也变了，甚至人也变了，失去理性。第二，雄安造的这座山能不能靠得住?它有多大?什么形态?如何布局?当然，多大还不是根本。刘禹锡的《陋室铭》中有句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话说得很在理。景山算不上高峻，最多是刚好适宜那时的人们俯视这座城市。关键在于它的造型和布局。它是一座东西伸展、两端略向南抱拢的五峰形笔架山，属于后靠山中最高级别的形体。并且乾隆时代，又在五峰之上各建楼亭一座，其中供奉佛教造像，作用就是民间的“风水楼”。五峰、五亭及亭中佛像，作用相同，都是坐镇都城的。这样主山(景山)--宫穴(紫禁城)--朝案山(永定门外的大台山燕墩)的格局就形成了，北京的后靠就稳定了。雄安怎么做?现在还不知道。所以雄安要造山不是不可以，但要看如何造。

　　雄安规划：山水城市之水

　　记者：这样看，的确雄安的规划很重要，特别是它又关乎千年大计。建设山水城市当然好，谁都喜欢，但如何才能造出千年大计的山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建军：山水城市当然还有水的问题。人类文明与水的关系不言而喻。早期的人类是逐水而居，现在的发达城市基本都靠水。水不仅是人类生命之源，还是智慧和财富之源。北京的格局基本上是东富西贵、南贫北阴、中皇权。东面为什么富?就是因为有大运河在那里。如果没有这些水龙，恐怕也就没有“东富”这一说了。长三角、珠三角就更不用说了，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那个不是靠水发达起来的?国外的情况同样。可是雄安则个地方缺水，这个众所周知。当然，那里有个白洋淀，就在安新县，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被称为“华北明珠”。白洋淀自然水域面积原本有366平方公里，淀内共有 143个大小不等星罗棋布的淀泊。古人对事物的细分是很讲究的，就说水，江、河、湖、泊、淀、潭、泽﹑池﹑泡、荡……不同的叫法其实是对水的不同分类。白洋淀为何不叫白洋湖?它水体虽然很大，但太浅，水深只有2～4m，连10 m都不过，所以长满芦苇，所以只能叫淀。它是太行山东麓永定河冲积扇与潴沱河冲积扇相夹持的低洼地区，河流自西向东、由南向北构成扇形河网，汇流一处，形成天然洼地。这说明有大洪水，白洋淀就有水;没有大洪水，白洋淀就没有水。过去降雨多、洪水多，白洋淀肯定没有问题。但现在呢?它的水域面积只有70平方公里。更严重的是白洋淀的污染问题。上游以及周边地区遍布造纸、毛纺印染、皮革制造、羽绒业、有色金属冶炼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进入淀内。事实上，白洋淀的总体水质近年一直在劣V类到V类徘徊，后来虽有略微改善，但仍远达不到要求。2000年开始，白洋淀死鱼事件就时有发生。2006年曾有一次大爆发，被认为是污染加剧的恶果。这类事情后来又不断发生。另一个问题是白洋淀生态支撑主要在于芦苇，它可以净化生态，作用非常大。但是为了建设豪华的温泉别墅、酒店、禅院、会所、高尔夫球场等旅游项目，大片湿地和芦苇因此消失。有个在2014年被叫停的项目，曾经将湿地核心保护区内3000余亩芦苇填的水抽干，湿地成为旱地。虽然后来进行了一些修复，但被破坏的湿地再也无法恢复原貌了。这点水、这种生态，它是不是能够成就雄安的千年大计呢?

　　记者：您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很严重。但缺水是不是可以引水补救?

　　李建军：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没有大雨形成的洪水补给，淀的意义就不存在了。白洋淀是浅盆型，水面大，蒸发量也大。在支流纷纷断流，常年蒸发量和降雨量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只能引水。但是从哪里引、怎么引又是个问题。并且引水要解决的不仅是白洋淀本身，还有雄安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这个量是很大的。白洋淀这些年也在引水，但从淀外接纳的多是污水，淀内又被人为污染。有水皆污、有河皆干，这个形势很严峻。过去我们单纯讲开发，后来讲“生态开发”。什么是“生态开发”，生态在前，开发在后。你要在确保生态的前提下区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已经非常明确地说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但是建设雄安，疏解非首都功能，必定要开发，总不能画个圈就放在那里。现在一张白纸的雄安和白洋淀都缺水和污染这样严重，再开发就更不是少量水能解决的。引黄济淀、南水北调济淀的思路不是不可行，但全国都缺水，都在引这两个地方的水，而这两个地方的水量也是有限的。此外引水由于沿途的水损失也很大，到达这里后也仅剩来水量的一半。而跨区域调水成本高昂，未来更须考虑其可持续性。

　　记者：那怎么解决?

　　李建军：这就又说到雄安的规划问题上了。所以我强调要做好规划，并且这个规划无论造山还是引水，都必须天人合一地顺应地理环境。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去年参加的一个关于西部开发和引水新疆的会议。新疆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沙漠的问题;解决沙漠问题，就要先解决水的问题。当时有个“四水治疆”的方案，思路大致是这样的：贝加湖北水南调解渴北疆，西藏“南水北调”可以救新疆，东水西调引黄济疆，西水东调成就新疆。四路淡水调入新疆解渴，各有优势。引俄罗斯贝加尔湖水进疆距离比引进北京更近;引西藏雅鲁藏布江水进疆比东部“南水北调”进京津更容易;引进吉尔吉斯比什凯克湖和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水进疆有利于增进与他国互利合作;引黄河水经青海湖进疆既能减轻下游黄河决堤压力，又能改善青海湖水质，更能让新疆收益。这些思路很值得思量。当时我有个发言，核心就是呼吁人类行为必须顺从自然法则。从古至今，人类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始终未停止过改造自然的活动，对水的改造活动就有很多著名的例子。像战国时期李冰在岷江上修建的都江堰、秦始皇下令修筑的灵渠、隋朝在中国东部平原上开凿的大运河等。古代的这些水利工程，无一例外地都是有利而无害，为什么? 一个关键就是它们都没有悖逆天道、悖逆自然法则，它们都是顺应天道的行动。大运河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那么大一个工程，基本没有扬水的工程，因为它是在平原上，是顺应水流水势的。都江堰同样充满智慧，一个修建在江心的鱼嘴分水堤坝，就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灌溉。“四水治疆”不是这样，就说其中的西线调水方案，要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调水，沿青藏铁路到青海省格尔木，再到河西走廊，最终到达新疆。这个就值得商榷了。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水能蕴藏量确实丰富，在中国仅次于长江。它的源头距离新疆西南部沙漠戈壁滩虽然只有1000公里左右，但它是向东流的。向东流的就不能逆流逆势向西引水，因为这样就是悖逆自然法则。如果它本来就是向西流的，你可以向西引水。而这样的中国只有疏勒河，现在也缺水。当然，你可以依靠现代科技硬去做，也能实现，但结局会是你想不到的。从天人合一的法则看，新疆的水问题，只能是“北水南调”。北水在哪里?就是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北水南调”是顺势的，所以是可行的，新疆的石油城——克拉玛依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从北方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及福海等处引水到南部克拉玛依后，不但确保了克拉玛依油田的正常生产，而且解决了灌溉区域用水。克拉玛依如果没有 “北水南调”相助，根本不会是今天那种美丽和活力状态。从国际上看，类似的工程有先例，并且做得很好。如美国加州“北水南调”工程，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工程难度最大的。我曾亲临考察过，虽然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圣地亚哥要横穿多座高山戈壁，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雄安该怎么做?无论什么方案，都必须符合天道。

记者：看来雄安的引水是个难题，需要很好地去筹划。

　　雄安规划：山水城市之路

　　李建军：造山引水是难题，城市本身的规划也不那么容易。现在你看到了，很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都出现了各种城市病。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因盲目扩张、违背自然规律搞建设而造成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它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上升，而城市竞争力也在丧失。北京最典型，也最严重。这个我们都应该有体会。北京造了那么多条横在环路上空的桥，可还是堵得令人不堪忍受。上海没有那么多跨马路的天桥，反而不那么堵。这两个城市人口、体量基本相当，但结果不同。为什么?就是内部动线设计的问题。在堪舆学中，道路形同虚水，其功能在于疏通物流、人流和气流。北京的格局是方格状，从一环到六环，现在又到了七环，越环越大，就像人们说的摊大饼。路是环形的，形成层层“困”局，导致浊气被层层困住，不易向外疏导，而外面的生气也被层层阻隔，不易进入。同时道路本身的设计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条道路在哪里左转、右转最佳?红绿灯停顿的时间在哪些路口用多少秒最合理?停车区域如何划分、车如何停才不至于造成堵塞?低洼地沉积的浊气如何借助道路疏散?等等。面对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一个路口、一秒钟的不合理停顿，都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堵车机会，影响整个城市动线的流畅，进而影响道路的纳生气和排浊气的效率和效果。这些问题不做精细的规划设计，单纯靠单双号限行或者购车摇号等手段，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雾霾问题、环境问题。我在国外考察过很多大城市，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一流城市基本都很成功。比如波士顿是个盆地，三面环山，环绕海湾而建，又在两河交会入海处，地形被分割成一块块。那么波士顿的规划呢?它是因地制宜，分成几个局部来建造的，包括南部瓶颈地区，北面的邵穆特半岛，逐步形成，不同区域的开发建造间隔时间有上百年之久。波士顿的道路也是天人合一的，它最大特色是呈放射状连接各地。这种格局非常利于换气，不管是纳生气还是排浊气，都极为顺畅。太原古城在规划上很成功。太原的地理位置是大家都知道，地处中原的北大门，是草原与中原的分界，也是抵抗北方来犯的重要盾牌。从全国范围看，它的位置很重要，凭借着三面环山、汾水纵贯的绝佳格局，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局部看，它位于河谷平原，地面常年盛行偏北风。东面是太行山西部的延伸，西面是吕梁山东翼云中山的延伸，这种“狭管”地形加剧了风的速度和强度，所以并不是十分理想的人类聚居地。但太原人很懂规划。在毁了旧城后修建新城，他们采用阴阳家的建议，把街道修成丁字街，而不是十字街。这种丁字街营造出一种半封闭式空间，重重遮拦、曲折勾连，无疑能起到阻止风沙长驱直下的作用。自然造化赋予太原这种独特的自然，他们也因地制宜地做出极富个性、极具风采的规划，化解了“阴风”，改善了局部环境。后来这种巧妙设计为北方城市规划所借鉴，如山西代州古城的丁字街设计，效果相同。南方也有这样的布局，如贵阳，由于地形限制，丁字路口众多，但交通秩序相当良好。这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雄安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动线?需要对雄安自身有个确定的了解才行。它现在有两个轴线，一个南北千年轴线，一个东西人民轴线，看起来非常完美。可是道路也呈方格状，那就有问题了。这不仅涉及人流、物流是否顺畅，更关乎气的流通是否顺畅。现在的环境污染有多严重，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受害匪浅，特别是雾霾。而雾霾在京津冀这里最严重。

　　记者：您说到要害了。华北这个地方确实污染非常严重，这里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太多。

　　李建军：你说的是一个方面。事实上雾霾的成因中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风。风向和风力变化对雾霾的影响很大。风一来，雾霾就消失了。所以当有雾霾发生，大家就开始盼望刮风。北京过去有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上风上水上海淀”。这是讲海淀地处北京的西北方，占据着上风上水，独具优势，是北京的财位。北京西北地势高，所以干冷，风势急，能驱阴镇邪;东南地势低，所以暖湿多沼泽。当初规划建设北京城时，西北角的城墙留一缺口。这一方面是避让，以显出敬天的诚意;另一方面，西山的脉、西山的势，玉泉山的水、玉泉山的气都是从西北引到紫禁城的。前面讲过太行八陉，其中第八陉军都陉就是前面讲到的关沟。地理学上习惯将它看作太行山与燕山的分界线，沟东属燕山，沟西属太行山。北京的最高峰是京西门头沟的东灵山，最低的地面在通州东南边界。两山在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就是人们说的“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关沟的北口就是八达岭关城，有两门，东城门叫“居庸外镇”，西城门叫“北门锁钥”。这也是来往京城和张家口的唯一一个山口。这个关沟就是阻止北方民族骚扰的重要军事通道，也北京的风道。关沟那里还是温榆河正源，由西山诸泉汇流而成。包括紫禁城金水河的水也是从西山诸泉引出来的。“上风上水”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的话，又怎么能给堵死呢?风从西北方过来，如果沿途少有阻挡而顺畅流动，城中的浊气便很容易被驱散，形成雾霾的机会自然少。过去人们认识到“上风”的意义，所以在那里建造三山五园。在全盛时期，自海淀镇至香山，园林连绵20余里，蔚为壮观。从大格局看，这其实就是风水林。有了它，“上风”就是清风生气，被西北风输送向北京。但是后来三山五园风光不再，风水林的价值也就不突出了，加上那里有了首钢等很多工业，“上风”再也造不出清风生气了。同时整个北京高楼林立，并且参差错落，导致“上风”通道被阻断。结果是即使有风来，浊气也不易排出。如果风的强度足够大，可以排除浊气;但如果不够大，不仅不能排除，还会形成集聚效应。从规划的角度讲，这是个巨大败笔，既不合天时，又不合地理，自然不符合天人合一法则。廊坊位于燕山南侧，地处京津两大城市之间，是个地级市，人口300多万人。可是过去那里很荒凉。18世纪初还是个偏僻小村，光绪年间京山铁路建成通车并在此设站，之后才渐成集镇。到1937年，城区面积也只有0.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4千。为什么?因为那里是京津城两地的风道。这是规划的考量，那里不能发展大城市。从地理环境看，廊坊市大部处于凹陷地区，北高南低，地势由北向南倾斜。这个京津走廊其实就是个天然的风道，所以那里干热风、雷雨冰雹大风、连阴雨、寒潮等气象灾害较多，地貌也因为风的作用变得差异性较大，缓岗、洼地、沙丘、小型冲积堆等遍布。即使现在叫“京津走廊上的明珠”，但它还是个走廊，还是个风道，只是因为发展大了，风道给堵死了，导致京津两地环境恶劣。自然生态是一个整体大循环，风和水是维系生态的关键。如果河水不流动了，风也刮不起来了，自然生态必定紊乱。可是目前看，中国大大小小的河流还有几条能循环流动的?即使有流动，流的是清水还是污水?在失去了水的情况，如果再失去风，那结果会怎样?这是不是很值得雄安借鉴呢?前面我说过太行八陉，它们既是通道、战道，也是风道。这个地方已经有个保定，东面再有个雄安，如果把风道给堵死，那么这个首都南大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况且雄安这里的太行风道来风还会与北京吹向平原的风汇合，那么气的流动就更复杂了。它究竟是如何环流的?从哪里进来?经过哪里?又从哪里出去?如何规划建设才不至于妨碍风和气的自然流通?这需要相当复杂的勘察，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协调，更需要传统文化的大智慧来支持。

　　记者：是不是雄安的道路设计要考虑通风的问题?

　　李建军：这是必须的。具体的规划我还没看到，所以不清楚它是怎么个走向，但不可以仿照北京的方格模式。因为雄安的地理环境和北京的地理环境不同，雄安的风和北京的风也不同，你用同样的模式去做，显然不科学，更不是顺应天道。北京的方格模式在过去不会有问题，因为那时的北京很小，建筑的高度不高、体量不大，对风不会造成什么阻挡。即使这样，古人还是十分重视藏风纳气，建了三山五园。现在不同了，你知道北京现在是什么样子，方格模式更不行。雄安起步100平方公里，中期200平方公里，远期2000平方公里。雄县524平方公里，安新738平方公里，容城314平方公里，这三个县加起来就是1576平方公里。这就是说，未来的雄安整体要比分散的三县都大。这个整体显然会对风造成阻挡，并且整个雄安都处在洼地上，如果道路设计不合理，风进不来又走不出去，那问题就严重了。这是城市内部动线问题，还有城市外部动线问题。小环境与大环境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带来很多麻烦。还有绿化的问题。在现代城市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污染十分严重。改造的最好方法就是绿化。从“乘生气”的角度说，树木是挡风的绿色长城。有了树木，就有了生气。厂陌局激，非有扩障不足以护生机;山谷风重，非有树障不足以卸寒气。风吹气散，树档气聚。从净化环境的角度说，树木能调节生态平衡。你想城市里有一大片绿地在，那么水汽自然蒸发，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把低空的浊气给推上高空。这时如果风道是畅通的，就可以被吹走，就不会有雾霾了。我们又说到了风道——其实这个风并不一定是刮风才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有，它实际是气道，任何时候都在默默地循环。但天地万物分阴阳，植物也遵循着这个法则，有阴阳属性。同时植物间还存在着五行生克制化关系。所以绿化，不仅要考虑观赏性或美学效果，更要考虑功能性。2011年，我以中国北方城市春季杨柳絮漫天飞的现象为例阐述了人体工程学所倡导的生态平衡观点。当时许多城市大量栽植杨柳树，一到春天，杨柳絮漫天飞舞，严重危害到居民的身体健康，轻则流鼻涕、打喷嚏、呼吸急促，重则引起咳嗽、哮喘等疾病。杨柳树具有很大的油性，它柳絮漂浮在城市上空，可以吸附微小颗粒，导致浊气集聚却无法下沉，清气受阻而无法上扬，而风道又被阻挡了，那么结果就很严重。绿化并没有错，关键是要遵循生态规律，因地制宜，系统考量。我的观点也被国家林业局认可。2015年初，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联名发文，治理杨柳飞絮问题。类似的问题很多，比如楼层高度控制的问题、建筑的体量问题、建筑朝向问题……道路走向本身也决定了建筑的朝向。绿化仅仅是城市配套的一个方面，但它给我们一个启示：无论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都是系统生态要从整体着眼。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这些定位都要有具体的内容和形式的表达。我经常在网络和其它形式的媒体上看到一些城市的宣传，说他们那里历史悠久、山清水秀、四季分明、冷热适宜，或者说是某地的明珠。其实这都是不实之言，是为了争得资金或游人的宣传。雄安也是一样。官方也说雄安是一张白纸，这是相对于已成型的城市而言。事实上雄安并非纯净的一张白纸，它上面已经有三座小城的痕迹了，并且有很多被污染的地方。这会给它的规划建设带来更大更多的困难。

　　借鉴中外城市的经验和教训

　　记者：其实我们今天谈的问题，归结起来是两个：一个是关于对千年大计的理解，一个是关于雄安的规划。关于千年大计，中央确实没有多少解读，所以大家很困惑，怎么一个雄安就关乎中国的千年大计了?您这样解读，我当然完全理解了它的深层含义。关于雄安的规划，我看到文件里说的很令人鼓舞，可是没想到还会遇到很多具体问题，没想到具体落实是这么复杂。

　　李建军：我们说了那么多，你归结为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山、水、风、气四个自然要素。它们直接决定了雄安的成功与否。雄安新区被视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并被赋予“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意义。它的现实意义中央已经解说得很明白，就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它的历史意义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读，所以大家都困惑。深圳、浦东、雄安是三个国家级特区。它们各有各的功能和价值，并非说只要是国家级特区，就必须是一样的。这个定位只说明三个城市的重要性是具有国家意义的。长三角、珠三角主要是经济的考量。雄安并非经济的考量，而是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新区设立伊始便被寄予厚望，所以它的一点一滴变化更牵动着国人的心。大家都拭目以待千年大计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拭目以待千年大计的城市是怎么样规划建设的。它最终会建成什么样，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也无法去品论它哪里好哪里不好。但如果建成了，你再去品论它哪里好哪里不好也没有用了。所以我们今天讲雄安的规划，只能是借鉴其它城市的经验和教训。从我的专业去考量，我觉得千年大计不能仅仅是一条线，也不能仅仅靠一条线。这条线可以确定它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确定它与北京的关系，但不能确定全部，也不能确定千年。北京是已近千年的都城，现在是未来千年的都城，而雄安是伴随北京未来千年的。那么你有没有1000年的城市规划建设相匹配?就说海绵城市、管廊城市?能不能匹配1000年?每到雨季，武汉、上海、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都遭遇到同样了一件尴尬的事，就是城市内涝，城市变成“水城”。连深圳这样的新城市也未能幸免。这暴露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高楼林立、路网纵横、外表光鲜的城市里，在人们看不到的地下，是滞后的城市排水系统。一个城市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不仅是水浸街、水淹车的问题，还有可能导致流行病爆发。历史上欧洲就发生过这类事件。所以他们变得聪明了，打造更好的下水道。我强调借鉴中外城市，其中确实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2500年前古罗马下水道现在还在用，这不可以借鉴吗?巴黎的下水道均处在地下50米，前后共花了126年的时间才修建成功，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规模远超巴黎地铁，雨水到了地面便迅速了无踪影，这样的市政工程不可以借鉴吗?雄安的成长历程还很长，所以根基要打好。我认为雄安的轴线可以从北京来，但格局不能仿照北京，最多是参照。北京是首都，而雄安是首都的南大门。不能仿照北京的格局，但要接受北京的教训，还要吸取世界各地的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天人合一。还有一个问题：新城市该如何规划和建设?现在我们讲到哪个城市的规划建设甚至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的问题，很多人都把责任推到历史身上。历史不会说话，也只能承受着。那么雄安是新城市，如果做不好，你再把责任推给谁?如果做不好，后人也会骂今天的人;如果做得好，既可以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典范，还可以成就千年大计。这就是说，雄安的规划建设要经得起1000年的“回头看”。我们讲可持续发展，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有前瞻性，要看到未来。雄安既然定位成千年大计，那这个可持续性起码应该前瞻到千年后。而这个前瞻性从哪里来?就是传统文化大智慧。很早我们就在喊复兴中国文化，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重视传统文化。这样让很多人看到了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也对传统文化敬畏有加。可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复兴中国文化不能只在心里敬重、敬畏，更应该去研究和实践，去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实践也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而要活学活用。今天的世界格局和古代不同了，今天的地理环境和古代不同了，今天的城市文化也和古代不同了，那就要与时俱进。易变之道是《周易》的灵魂，也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变是绝对的真理，时间在变，空间在变，你在变，我在变，历史的脚步时刻没有停止。多少年来，我们摈弃了自己传统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了外国人当作建筑的实验场地。大量具有欧洲风格、怪异风格的建筑耸立在我们的视野里，令人眼花缭乱，却也没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把别人的东西全部移植在雄安同样不可行。这不是说不可以相互学习，也不是说让我们去拒绝外国的先进技术，而是要我们注意应该如何去学习。特别是文化，它本身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打个比方，唐装是中国人独有的服饰，穿在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身上无论怎样看都显得怪诞。城市规划建设也如此。我们的文化有我们自己的血、骨、魂，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只有在自己的血、骨、魂的支持下才会生存得健康持久。如果我们连别人的魂、血、骨一同借来，那我们就死定了。所以我想，中国人的确要冷静下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再不去思考，再不奋进的话，不仅我们丢失的东西再也很难找回，还将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这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文化的体会。所以不管作为一个文化学者还是中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我都希望雄安给我们带来清新的面貌，更希望让世界都看看中国文化的魅力。

责任编辑：李娇 lij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