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长江洪灾，3000万人受灾，近70万死难，财损100亿以上

1954年六七月份的雨，如同连日来的“杜苏芮”，仿佛失控了一般，集中在江淮地区久久不愿离去，不是小雨就是大雨，不是大雨就是暴雨。

那雨从湘赣出发，接着奔入苏皖，后又进入四川，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后，集中雨力在长江中游肆虐。尤其是六月份的中旬，湘、资、沅、澧四水忽然暴涨，护河堤坝不断溃漫。江西鄱阳湖更是几乎全线崩溃，江苏多地全部被淹，安徽多地变为汪洋，房毁人死。最为严峻的是湖北，长江、汉江两岸的水患极为严重，使得荆江大堤危在旦夕。

该次水灾，使得整个长江流域受灾面积多达4500万亩，受灾人口多达3000万，因洪灾以及洪灾造成的瘟疫等疾病而死难人数更是多达50到70万之间。财产的损失更是极为可观，高达100亿元以上。

在该次水灾中，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的武汉情势最为不妙。在1954年6月27日的时候，武汉关水的水位已经达到26.47米。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对武汉历史比较了解的话，那就应该知道1931年的那次洪灾。那年关水溃泄，水位是26.94米。

由此可知，当时的情势是多么危险和急迫。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江汉大堤的情况不容乐观，说起这江汉大堤，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江汉大堤非常长，长达136公里，不易控制；

第二个问题是江汉大堤修建于明清时期，百年来又战火频繁，疏于整修。

第三个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因为百废待兴时间紧迫等因素，只对江汉大堤比较危险的地方进行了重修。而其余明清时期所修建的旧堤，低矮、单薄，加之历经百年风雨侵蚀，以及人为因素，比如在堤坝附近修建民房、坟墓等因素，使得一些堤坝坍塌、出现了极大的漏洞，抗洪能力堪忧。尤其是好多的坝段高度仅有26.22米。根据当时的估计，像这样不达标的坝段，就算不溃，单是洪水漫溢，都能将武汉淹没。其后果之严重，自是不言而喻。

因此，一场看似护堤，实则是保卫武汉的行动快速行动了起来。

武汉市委分析险情后，立即发出了一份告知书，叫《告全体党员和武汉市民书》，号召全市人民全力防汛。

但是，全靠人民群众还不够，还紧急调动了解放军官兵开赴江汉大堤，军民共计20万，其中人民解放军官兵10.5万、共产党员1.8万名、共青团员3.4万名，以及数万人民群众。

面对武汉宣誓：“坚决战胜洪水！”

当时迫在眉睫的工作有两项：

第一项是快速加高加固堤防；

第二项是仔细排查漏、损堤防，及时修整加固。

为了快速解决这些问题，20万军民，包括各级部门的4000余名领导干部，都住在简陋的临时工棚里，昼夜交替，奋战不休。在那个年代，人们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都怀着“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热情，心无私念，不计个人得失，全力以赴。那情景，确实值得敬佩，今日之人只能从历史中去感叹了。

话说这个防汛工作是个技术活，不是喊口号、靠权威去解决的。因此，就不得不提说一个人，此人叫陶述曾。

新中国水利专家陶述曾

陶述曾虽然不是学水利专业的，但是经过自学，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比那些专业的专家还厉害。原是国民政府的水利官员，曾担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建设局的局长。解放战争胜利后，陶述曾选择留在了大陆和新中国，被任命为湖北省交通厅厅长。

在1954年武汉面临危境的时候，陶述曾被任命为湖北省防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总工程师。

那时候的专家与今之专家不可比，待遇一般，平易近人，却真正是博学多才，身怀绝技，有真本事的，而且在灾难面前，与大家一起，都冲在第一线。比如当时在汉口丹水池铁路新堤与以前的旧堤坝结合部位，因为水流冲击，竟然出现了两个深宽一米的大洞。大家见此危情，都很紧张，认为要必须处理。但是如何处理呢？

大家认为用石头填住，应该比较妥当。但是陶述曾来到现场一看后，说不能用石头填，因为是跌窝，石头填进去，新旧堤不合，后果更严重。

那么怎么办呢？陶述曾提出了一个办法，在堤外用黏土加固，在堤内筑围井，再按照严格的技术要求把跌窝填实。结果，后来洪灾来临，这一段堤坝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是后话，却说陶述曾发现防汛军民缺乏常识，便不顾辛苦，熬夜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取名《防汛与抢险》，印了十万多册，发给防汛干部。

在该小册子里，他不扯闲篇，专说重点，写了很多简便易操作但是又非常实用的土办法。这个理论支撑，对于防汛抢险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查漏堵漏的同时，加固和增高大堤，也在同步进行。但是武汉低矮的堤防要增高到可以抵挡30米的洪水，需要的土石方大约为360万。

采石筑堤

这个量是非常惊人的，短时间内想实现难度极大。但是，没有什么能难倒共产党人。

言及此，不由想起近日来涿州等地雨灾救援情况，倒也算是众志成城，但是相比那时候的官民同心之程度和感人场景，依然有点儿区别。那时候为官者总是冲在第一线，比如作为总指挥的陶述曾，冒着比老百姓更多的危险，做着比老百姓更多的工作，享受的却比老百姓少。

这是题外话，暂且搁下不说。且说在武汉汛期，共发生了险情21523起，平均不到十分钟就会发生一次险情，并且要必须处理掉。第一次出现的险情发生在54年7月4日，上午9点汉阳堤坝东晴堤朗星段忽然出现了漫溢，紧接着仙女山横堤和月湖堤溃堤，洪水一泻而下，汉阳市区沦为湖泽，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房屋和百分之八十的居民受灾。全市只有五家工厂幸免于难，幸免于难的原因是工厂提前用草袋子围筑了江津六米高的草袋墙。此情景，不由令人想起涿州那些沦陷的仓库，无数书册沦陷于水，损失高达百亿码洋。

但武汉汛期间，最为危险的要属1954年7月26日到29日，真可谓是风狂雨骤，连续下了4天。在这样的天气里，别说抢修护堤，单单就是在风雨里呆着，就十分艰难了。当时风级高达六七级，掀起的水浪高达一米多高。那浪头不断攻击着江汉堤坝，每拍打一次，大家的心里都不由紧张一次。

大家最不想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后湖洪水的防御堤坝张公堤，此堤坝因张之洞所修，故名张公堤。因为风狂浪猛，张公堤三分之二的部分都被冲毁，岌岌可危。陶述曾看着如此情势，知道在堤坝上进行修补加固工作，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怎么办？

脑子飞转，陶述曾想：既然来不及修筑大堤，那就设法防止巨浪对大堤的冲击，只要保住大堤，就保住了一切。于是，他到了一个办法，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创举，而正是这个办法或创举保住了大堤。这个办法便是防浪木排。

何为防浪木排？简单来说就是用铁链把竹缆连起来，拖到预定的位置，然后用铁锚定位。这个防浪木排的作用是可以把巨浪抵挡在距离堤坝20米之外。为了确保这些防浪木排的作用，专门安排人员昼夜值班，观察防浪木排的位置，以防防浪木排脱锚断缆。结果，这个办法效果非常好，成功阻止了巨浪，确保了堤坝的安全。因此武汉人都称这个防浪木排为——水上长城。

但是如同这次京津之暴雨一样，最终堤坝到了承受极限的时候，也采取了荆江分洪方式，因为荆江大堤一旦溃决，武汉便会有灭顶之灾。当年因上江上游和清江地区暴雨如注，使得沙市水位高达43.63米、导致荆江大堤出现了300余处漏洞，情势十分危险，防汛指挥部立即上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在7月22日水位至44.38米的时候开闸分洪。

一说分洪，我们自然就会想到涿州，因为分洪必然会对分洪目标区域的财产等造成损失。当时的荆江分洪也不例外，不过因为分洪都是有序进行，所以在分洪前，对分洪区的老百姓都进行了全部转移安置。

但是因为沙市水位的不断增高，在8月1日的时候，在中央批准之下，在水位达到45.63米的时候，又进行了第三次分洪。

总之，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最终保住了荆江大堤，武汉也得以保全。

设在船上的广播站，在水上流动传播战况和防汛经验

但是，我们都知道，洪灾的后果依然是非常严重的。比如淹毁田地面积极广，房屋、牲畜、房产等损失更是难以计数。更为糟糕的是，洪灾之后的后遗症非常可怕，比如洪灾之后的饮水问题，因为各种牲畜死亡、以及死鱼死虾等，尸漂水面，对水源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各种病毒、细菌，使得人喝后生了各种疾病、疫病。

根据湖北省的统计数据，千万灾民中死于疫病的约有10万之众，其中有的死于痢疾、有的死于肠胃疾病、有的死于腹泻、疟疾等。

不过说起这次新中国历史上比较重大的水灾，有一点却是格外令人感动。那就是官民同心与灾难作斗争的精神，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动容。

比如时任荆州地区水利局副局长的张宏林，他在回忆中说道：

“当时县、区留守的只有接电话的普通工作人员，领导全都下去了，那时下去，不像现在坐小车，连自行车都没有，都是步行。也没有雨衣、胶鞋，都是一顶斗笠、一件蓑衣，另外还有一根竹棍（探路打蛇用）······下去之后，吃饭要在最穷的老乡家里吃，吃一顿给一千元（相当于一角钱，这个行为本身带有救济性质，另外还强行规定干部每月至少要买群众一只鸡，价格强制规定为1万元，这更带有救济性质，因为当时一只鸡不过千把元），要知道当时在机关一个月的伙食费才4万元（40多元），级别高一点的领导干部一个月有十来万薪水（100多元）。”

此外，他还说那时候干部下去，都是自带背包，走哪需要就睡哪。

他说在防汛期间，县区干部分工守险，一个多月没上过床睡过觉，也没脱过衣服，都是在第一现场凑合，旁边放个电话，电话一响立即就起身。为什么这么严格呢？他说：

“那时也没什么大道理可讲，就一句话：倒了堤就是犯杀头之罪！”

说实话，就这么一句话，那时候的领导干部确实令人感动。

回看那时的领导干部、官民之情，感动之余，只是竟有些恍若隔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