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幕末西南雄藩的天保改革

西南雄藩的天保改革与幕府的情形颇有不同。以下将先概括从天保时期到安政时期萨摩藩、肥前藩以及长州藩的改革情况。

萨摩藩的改革

萨摩藩（石高七十三万石）的负债在文政末年（19世纪20年代）高达五百万两，按照当时的市价便相当于大米五百万石（七十五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二兆日元）。岛津重豪将改革全权委托给城下士最低级的小姓组出身的调所广乡，后者于文政十年（1827）着手改革，采取“欠账不还，开发新的国产品以求增收”的方针，最后获得成功，被提拔为家老。

针对负债问题，调所广乡以换发为借口，收回江户和大坂商人手中的借据，还以存折，单方面地通知二百五十年分期付款，无利息偿还。结果，债权人群情激愤，闹上公堂，最后在幕阁的斡旋之下接受新的政策。

另一方面，调所广乡积极推进物产交易，核心是奄美大岛、喜界岛、德之岛三岛的黑糖收益。18世纪后半期首次实行的黑糖收购制度（专卖制）在天保元年（1830）卷土重来，人称“黑糖地狱”，萨摩潘通过残酷掠夺，在十年间获得两百三十五万两的收益。此外，通过以琉球为秘密基地的中国“唐物”走私贸易和虾夷地的海带等“俵物”的秘密出口等，当地形成全国规模的走私贸易系统，从虾夷地经新潟和富山连接萨摩、琉球乃至中国，甚至染指假币制造。

在天保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后，弘化元年（1844）后英国与法国舰队相继来到琉球要求通商。因此，调所广乡开始着手西式军制改革。但在嘉永元年（1848），调所广乡因害怕走私贸易被幕府发现而自杀。

此时，世子岛津齐彬和藩主岛津齐兴侧室由罗所生的忠教（后来的久光）发生继位之争，思想开明的岛津齐彬由于老中阿部正弘的介入与支持而得以继承家督。他兴办西式的工厂集成馆，立志将藩国建设为“东亚的英国”，还在将军继嗣问题上参与拥立一桥庆喜的改革派大名运动。

集成馆的前身是矶（鹿儿岛市吉野町）的冶炼所，那里的反射炉、熔炉、水力钻开台（削出大炮内部的钻台），以及生产玻璃、糖、陶瓷器等的工厂都是当地根据荷兰书籍独立建造的，在最鼎盛的时候有一千二百名工匠和小工，并且配备有两个著名的反射炉。当时的玻璃制造工厂造出的蓝黄红的“萨摩雕花玻璃”在今天依然评价很高。

岛津齐彬在安政大狱前突然去世，岛津久光继承亡兄的遗志。为了实现公武合体，他在文久二年（1862）率领一千名藩兵入京，此后遭遇生麦事件，由这一事件直接引发的萨英战争致使集成馆被烧毁。

肥前藩的改革

在19世纪20年代，肥前藩（石高三十六万石）的负债远远超过了两万贯白银，换算成大米即是三十五万石（五万二千五百吨）以上。在藩主锅岛直正（当时名为齐正）手下，中坚家臣团掌握实权，着手进行藩政改革。

借自长崎的债务分期百年偿还，借自大坂的债务让债权人捐献本金的四分之三，又让借自大坂鸿池的债务分期千年偿还等——肥前藩通过赖账重建财政，并将每年除年贡米以外的小物成收入（杂税）作为军用存入藩主手头的“悬砚方”，用以积蓄资金，“悬砚方”的资金之后充作建造反射炉，购买军舰、大炮、枪支的费用。

作为外样大名的肥前藩拥有庞大的家臣团，在农村居住的具有武士身份的人也很多，这是肥前藩未发生村民暴乱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与相邻的谱代藩——唐津藩时常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暴乱刚好相反。在肥前藩，原本作为政务方的“请役所”统揽政务、财务、民政，彻底削减藩吏和役方的费用，削减三分之一的官员共四百二十人，人称“前所未闻的大淘汰”，由此进行官府的集中重组。

另外，肥前藩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生产的渗透，编制了户籍，但禁止农民商人化。为了提高生产力，天保十二年（1841）藩内着手进行农地改革，减免或全免佃农的地租；嘉永五年（1852）开始实行“均田制度”，收回町人地主的土地，重新分给地主和佃农。通过牺牲地主阶层，肥前藩一方面得以减免地租，另一方面试图尽可能多地征收年贡，年贡总额在19世纪30年代末恢复到十万石的水平，此后保持稳定。这一收入成为肥前藩军制改革的基础。

此后，外号为“经济大名”的锅岛直正设立统揽国产专卖的官方机构——国产方，在安政元年（1854）除实行白蜡、陶器、煤炭专卖以外，还在长崎设立佐贺商会，实现与荷兰的直接交易，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利用这些资金在长崎购入西式武器、弹药、蒸汽船等，发展成为让人刮目相看的军事大（藩）国。

和萨摩藩一样，肥前藩翻译了荷兰的《大炮铸造法》（原著出版于文政九年［1826］），并以其中的知识为基础，在嘉永三年（1850）设立大炮制造方，开始建造当时欧洲最新式的反射炉，为了制造耐高温的砖，还运用以往有田烧制窑的技艺和瓦匠的技术，最后于嘉永五年成功铸造日本第一门铁制大炮。另外，肥前藩在同年设置精炼方，开始研究蒸汽机等西方科学技术。

长州藩的改革

另一方面，长州藩（石高三十七万石）的财政危机虽然没有萨摩藩严重，但也在天保九年（1838）负债九万多贯白银，在当时相当于七十五万石（十一万二千五百吨）左右的大米。但是，由藩主直辖、单独结算的抚育方在幕末时期每年有三百多贯白银盈余的另项资金。如天保二年发生了六万到十万农民卷入的长州藩天保二年大起义，之后的天保饥荒又再次引发起义。为此，长州藩实行减半藩士知行（俸禄领地）的“半知”措施，家臣团陷入贫困的境地。

天保八年，新任藩主毛利敬亲起用村田清风，针对长州藩的困境进行彻底改革，规定由藩方承担藩士的债务，用三十七年分期偿还本金，政策近似于赖账。

另一方面，长州藩改革的一环是致力于扶植产业，设置了国产方，试图复兴专卖制度，还对藩内商人实行免札制（登记制），作为官方机构的国产方还会与其他藩的船只开展交易。长州藩的特产原本是被称为“防长三白”的米、纸、蜡，之后又加上棉花和盐成为“防长五白”，其中棉花是最主要的产品。

天保十二年，为了制作藩内地理和产业的明细簿，长州藩要求各村以村为单位编纂《防长风土注进案》，在详细调查后记录各村的再生产情况，作为管辖的基础记录账簿。

《防长风土注进案》的数据之详细令人叹为观止，甚至让人怀疑此账簿是否为江户时代的产物。其内容囊括村庄面积、行政单位区划、地势、土壤与土质、用水、施肥、气候、年贡数量、各种租税、米仓、储备粮、道路、山林、河川、堤防、沟渠、户数与人口、牛马数、风俗与定例活动、产业与物产、神社寺庙、名胜与遗迹等方方面面。

在研究者中间曾有定论称，长州藩的“商业性农业只不过是以附近农村为对象的极小范围内的商品化”，但这一包罗万象的《防长风土注进案》于昭和三十五年（1960）由山口县文书馆以全二十三册的形式出版后，极大改变了这一观点。长州藩的商业性农业产品有棉花、油菜、蓼蓝，以及其他诸种蔬菜和烟草等，在濑户内海沿岸各郡农村还发展工业（主要是棉织品生产），销往村外的销售额是商业性农业的三倍以上。芝原拓自详细分析了《防长风土注进案》，认为该地农村的发展直逼日本最发达的尾西地区的棉花生产规模。其中，小郡、上关、大岛的棉织品产量占到各自地域销售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另外，《防长风土注进案》记录的数据极其详细，不仅有村中牛马数量的总计，也计算了牛马折旧的费用，折旧年率为百分之七，寿命为十四五年，折旧被记为“仕继”或者“间欠”，学界认为这是“日本首次出现折旧”的事例。

长州藩的商品生产发达，年贡率在全国也处于极高水平。而且18到19世纪，长州藩人口增长显著。高水平的年贡率看似与增长的人口相矛盾，但实际上，长州藩是基于《防长风土注进案》等基础账簿，在详细掌握各村再生产结构的前提之下，实行了更为合理的年贡征收政策，甚至完善了从产业基础、道路、堤防到船运等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田中诚二的研究表明，即便是日本年贡率最高的长州藩，在19世纪前半期之前，靠濑户内海一侧的农民的生产力显著提升，也能获得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七的收益（农民的净收入）。

同一时期，长州藩在下关设置越荷方（藩营的金融兼仓库业），还根据大坂市场行情，将仓库和资金出租给经由下关贩卖物产的运输船业者。越荷方的业绩逐渐上升，在成立第四年就还清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债务。

实行赖账的村田清风受到商人的强烈抨击，于弘化元年（1844）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深受商业资本欢迎的坪井九右卫门。坪井与村田形成鲜明对比，他采取积极的政策，从大坂商人那里借来五千贯白银（相当于大米六万八千石，合一万吨），用于偿还当地商人。对萨摩、大坂、江户、对马、长崎、越前等的藩营贸易也超出天保改革时期，但越荷方和物产交易都是与幕府冲突的政策。

在幕府签订通商条约时，村田等“正义派”（革新派）与坪井等“俗论派”（保守派）产生政治对立，这两派之后分别由周布政之助和椋梨藤太继承，集结在两派旗下的均是中下级武士的能吏“有司”。在一段时期内，坪井派和周布派轮流掌握政权，在竞争的过程中录用人才和剔除门阀。

改革的领导者、官员

实际掌握雄藩藩政的官员（有司）是什么样的人？这股日后将对明治维新产生影响的势力通过藩内的人才录用，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在天保时期。本节将试以长州藩为例来考察这一过程。

领导长州藩天保改革的是此前所述的村田清风。村田是藩士大组出身，大组也称八组，是长州藩的核心家臣团，俸禄九十石，没有随从，是所谓“单枪匹马”的武士。这一阶层的武士是藩的中坚力量。

村田清风就任御用所右笔这一要职，后升任藩地家老手元役，开始进行天保改革，此后历任江户家老手元役等要职，就任江户家老用谈役，主导改革。右笔原本是书记职务，手元役是“传达诸事的职务”，有时也兼任“控物方”（保管文书的职务）。右笔和手元役等都属于实务官员，这部分有司掌握了19世纪长州藩的实权。

根据记录幕末维新时期长州藩活动的史书《修订防长回天史》，长州藩藩政实权的变动如下：建藩初期由一门（一族）的加判役，即藩主的血亲一脉掌握实权，之后权力逐渐向江户家老（当役）和藩地家老（当职）等重臣转移，不久“手元役的权势逐渐增强，随后右笔的势力增长，近年长州藩藩地政府和江户政府的实权实际上基本掌握在手元役和右笔手上”，身为书记一职的右笔开始被称作政务方，成为重要职位。由实务有司掌握藩政实权的情况，在近世后期的其他藩也能见到，幕府中虽然程度有所差别，但也有同样的现象。

这些手元役、右笔在藩主面前召开御前会议，推动长州藩的政治运行。在藩主出席的御前会议中，虽然一门的加判役、江户家老、藩地家老也列席参加，但会议的讨论主要由坐在“二之间”的手元役和右笔推进。

例如，长州藩天保改革的纲要便是在天保十一年（1840）七月七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村田清风也作为领导者呈报纲要。御前会议并不流于形式，而是如记载所示“直来直去地争论”，议论十分活跃。从记录上可以看到，村田及其继承者周布、与之对立的坪井和最后继承其衣钵的木户孝允等，都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即便有反对意见，也毫不客气地吐露真意并据理力争。这也是武士的作风。

对于实务者有司思路清晰合理、“精勤专一”的形象，村田清风论述天保改革纲要的《流弊改正意见》（天保十一年）中便有充分体现。

村田经常将毛利家的基本法典放在案头，“相比和汉之学，首治第一御家毛利家《长州藩三十三条》（万治制法、毛利家的基本法典）之学，昼夜置于座右，心念守之”。他在实务上十分干练，“地理图（《防长海陆明细绘图》）、户籍册、国郡志（《防长风土注进案》）的记录，有此三者相助，对两国（周防和长门，即长州藩）之事了如指掌”（村田意见书《海防事》），因藩士对藩政了如指掌的“精勤专一”，藩政的“统治智慧”由此逐渐成形。

如前所述，村田从手元役升任用谈役，而长州藩的用谈役正是有司村田所缔造的官职，是聚拢实务官员、接近近代官僚的真正的要职。有司在御前会议之下团结一致，形成对藩政“统治智慧”的垄断。

后来，木户孝允领导长州藩走向讨幕，也是因为他三十三岁便担任这一实务官员中的最高职务才成为可能。村田开创了实务官员的新阶段，后继者是获得村田本人和其他人认可的周布政之助。

周布也是俸禄六十八石的大组即“单枪匹马”的武士出身，三十一岁就任右笔，三十二岁就任手元役，走上有司的仕途，四十二岁自裁而亡。木户孝允也是俸禄九十石的“单枪匹马”的武士出身，三十一岁作为周布的继承者被任命为右笔，年仅三十三岁就因长州藩内战而就任实务官员中最高职位的用谈役。禁门之变和内战中，有司的同僚渡边内藏太、楢崎弥八郎、中村九郎、宍户九郎兵卫、前田孙右卫门等或自杀或被判死刑。

木户孝允继承了在藩主御前会议之下集结实务官员“有司”的实权，也继承了村田等有司对藩政“精勤专一”的“统治智慧”。

雄藩有司“统治智慧”的体制

长州藩、萨摩藩和肥前藩在天保改革中都致力于财政改革，通过形同赖账的方式处理巨额债务，重建财政。这是依靠权力实行的财政改革，与幕府通过改铸货币和征收御用金，使用货币铸造权从流通市场中获取利润以维持财政的方式有共同点。这两者均是依靠权力的财政改革，并不存在立场上的根本差异。

如大坂等地的小大名因无力还债，被商人视为毁约，于是委托村方定期上交一定的资费，使得村方掌握了领地经营权。西南雄藩和大坂小大名之间的财政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以说是因为两地大名的政治力量存在差异。在大坂等地，地方上的民力占优，而西南诸藩家臣团庞大，控制和组织民力的力量较强。

物产交易的利润在肥前藩和长州藩都是单独核算，被作为“悬砚方”（肥前藩）、“抚育方”（长州藩）等藩主的私有资金纳入管理，成为西式军制改革的资金。而萨摩藩是走私贸易，因此无法掌握其实际情况，但其利润在藩内也是另外核算，成为军制改革的资金。

其中，尤其大规模开展物产交易的是萨摩藩。当地因为农业生产力低下，所以大胆开展以琉球为中心的走私贸易，从中国进口“唐物”、让虾夷地出口海带等俵物都是明显违反幕府法律的交易。长州藩的物产交易和越荷方，也是违背幕府的政策。萨摩藩调所广乡的自杀，便戏剧性地反映了这种对抗关系。

雄藩的物产交易政策一方面对抗幕府，一方面为了成功又不得不与之共存。由此，长州藩和萨摩藩分别通过航海远略策和率兵上京的形式发起行动，企图率先就开国问题在幕政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藩内，藩政由中级家臣团出身的有司掌握，他们虽然是家臣团的中坚力量，但在俸禄上却是百石以下的下级，这个阶层在家臣团中占绝大多数，所以也不能断言他们都是下级武士。这些没有随从的“单枪匹马”的家臣，以村田清风为代表，通过实务的“精勤专一”成为藩政的“智慧”，这是他们作为有司的资本。他们在藩主的御前会议上集结部分有司家臣，形成藩政的“智慧”集团，在某种意义上垄断“统治智慧”。而领导雄藩政治运动的这些独具“智慧”的藩政有司，不久后戏剧性地成为超越藩界、统一国家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