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战火硝烟淬炼的“金融大掌柜”方皋

文│方广胜

岁月流淌，光阴飞逝，从大清王朝、军阀混战、统一民国，到抵御外辱、翻身求解放，从新中国诞生、祖国建设，再到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我的父亲方皋虽然已经去世28年了，但他80年的人生经历融入了共和国的成长，记述的是一部厚重的历史。

社会学堂中闯荡

父亲原名方锡皋，1915年3月3日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塘口墟古宅村。中学时代，父亲是在武昌文华高级中学度过的。父亲20岁那年，听了现代平民教育家、我国著名乡村建设倡导者晏阳初博士所作的《关于在河北定县搞实验区的报告》后，很受触动。他怀着一腔民主救国热情，在还差半年就高中毕业的情况下毅然提前离校，和林荣庆等同学一起奔赴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主办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走上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在这里，父亲第一次接触到金融业务。他从信贷、会计、核算入手，边学边用，很快进入角色。在半年深入农村与实际工作的接触中，他逐渐感觉到农民的贫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遂萌生去意。

经其姐夫徐绍谷介绍，父亲来到汉口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工作。受到合作部侯主任赏识，被委派到江西萍乡办事处任农贷助理员。通过走访，父亲很快掌握了当地农村资金流动情况，放贷周转快、信用稳定，得到办事处领导好评。

1937年3月，父亲从江西萍乡调到广州分行。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侵华。当时广州也遭到日机轰炸，人们抗日热情高涨。1937年12月，父亲毅然辞去安稳优越的银行工作，从广州奔赴长沙参加抗战。姐夫徐绍谷对此感到惋惜，他认为父亲是一个在金融方面极具天赋的可造之才。

战火硝烟中淬炼

1938年8月，从延安“抗大”毕业后，父亲被分到八路军115师游击大队，任大队部军事教育干事。1938年12月，游击大队升级组建为115师晋西游击独立支队。1939年秋，团里决定将各连的正班长调到团部组成教导队，集中进行军事培训。父亲因表现突出，又在国民党军校和“抗大”接受过正规军事培训，被委派为教导队队长。他根据当时团里大部分同志从农村出来文化水平较低的现状，进行分类授课，讲解战术思想，使部队素质很快得到提升。

解放后六十年代初，父亲在北京探望时任空军后勤部政委的杨尚儒老团长，杨政委还对那次培训记忆犹新。他不无感叹地对父亲说：“经过那次对基层骨干的培训，部队才算真正从游击队转变为战斗部队。在鲁西时，要调你出部队我坚决不同意，一直认为你是军队上的一块好料，到地方上真是可惜了。”

到地方以后，父亲参加了冀鲁豫根据地的敌后斗争，还参与了抗日战争中鲁西银行的创建。鲁西银行的建立，在战争年代支持了革命战争，支持了根据地经济建设，巩固了边区政权。

1947年10月，在人民战争节节胜利之际，父亲重新穿上军装，投身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在解放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华东野战军消灭了国民党近50万军队的主战场上，父亲作为华东野战军战勤司令部主要成员，为战斗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工作。1948年12月初，父亲参加了平津战役。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父亲作为天津市军代表，随军队进入天津。夜色苍茫中，时而闪烁着火光，空气中还有硝烟味飘过，偶尔传来的零星枪炮声划过刚刚安静下来的城市上空……参加接管的队伍，伴着隆隆轰鸣的坦克和战车开进了天津城，揭开了天津市新政权的第一页。

祖国建设中效力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父亲南下，负责华南地区金融工作。广东在建国之前受港澳和国外经济影响很深，黑市外汇交易猖獗，父亲到任后，立即建立各分支行金融管理机构，扩大金融从业人员队伍，精密组织打击黑市外汇活动，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

1954年9月，组织把父亲调到中共华南分局交通运输工作部任副部长，协助部长负责全面工作。在任期间，父亲主持修建了全省国防公路，使广东省公路建设里程和质量位列全国首位。同时，注重加强对水路交通的开发和管理，使得南疆的水上交通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1955年7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设立交通部，父亲任部长。他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公路网建设、重要地段铁路建设和河流航道的疏通上。他不但抓规划，还到边远地区了解现状，经常一个人下去走访。当时南疆不太安全，为安全起见，他常常带一把左轮手枪防身。

1960年，广东省经济委员会成立。父亲很好地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结合广东的特殊情况，提出经济工作要“以进养出”。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调整工业的轻、重比例，发展轻工和食品工业，占领港澳市场，使广东经济快速好转。1961年11月29日，父亲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兼任省经委主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帝经济封锁，苏联阵营的经济打压，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上受制，金融业处于闭关守国状态。1963年10月，父亲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他大胆开拓银行海外业务，运用外汇在香港投资房地产，在海外加大黄金储备，筹建商船队发展远洋运输，率团出访日本、印尼、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开展国际金融交往……使中国银行业突破封锁走向世界。

恢复农行中担当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在政治上肃清“文革”余毒，在经济上恢复生产，把国家从经济濒临崩溃的状态挽救回来，经济建设有了明显起色。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为了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管理，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任命父亲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同时还任命了5名副行长、6名党组成员。

在宣布恢复农业银行的第二天，父亲来到人民银行总行农村金融局，率领60多位同志开张办公。半个月后，他们搬到西郊民巷27号办公。记得当时没有招牌，父亲叫人从仓库里找出六十年代的旧牌子挂上，有人说那是繁体字的，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人们的思想还被深深禁锢着，疑惑地问：“这个行吗？”父亲幽默地说：“恢复嘛，就是老牌子！”

万事开头难，当时很多工作没有理顺，困难也多，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因此筹建工作进展很快。仅半年时间，总行机关内部机构已基本建立。全国各地已有14个分行、58个中心支行、240个县支行正式挂牌办公。

农业银行开门营业后，父亲认为首先要到基层去掌握第一手情况，才能制定出发展农村金融的方针、政策。于是农总行迅速组成调研组，奔赴全国十多个省深入调研。父亲当时已是64岁高龄，坚持参加调研。他冒着风雨、顶着烈日，下乡、上山、涉水……没有客车，就坐帆布棚的美式小卡车，没有公路就徒步走小道，仿佛又回到40多年前搞农贷时的情景，深入农村社队，走访基层干部和社员。

经过调研，农行将工作重心定位于支持农村商品生产，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支持农业机械化，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又大力支持农村水利电力发展、支持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农村金融学会、推动农村信用社发展……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卓有成效。

桑榆虽晚霞满天

父亲离休后，心中仍然燃烧着革命的激情。虽不在其位，仍坚持完成了组织交办的深圳特区金融货币调研、抢救整理冀鲁豫边区金融史、广东建国初期金融史、受人行党组委托参加干部考察等工作。

父亲离休后的晚年生活平静而充实，住在西交民巷的一处老式四合院里。春天，他喜欢坐在北屋台阶的高廊下，晒着暖阳，听着鸟儿叽叽喳喳地鸣唱，看着院子里嫩绿的枝叶发芽生长……喜欢吃南墙门前香椿树上椿叶炸的香椿鱼儿。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嬉闹，脸上露出慈祥喜悦的神情……夏日晚上，父亲和母亲喜欢在院子里纳凉，一边吃西瓜，一边与儿孙们聊天。

父亲是慈父。在广东时，夏天带孩子们到凉爽的鼎湖岩洞游玩，冬季到从化泡温泉；在北京时，带孩子们爬香山、到天文馆看星球运行。父亲也是严父，对孩子们从小严格要求，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所以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自律的习惯，洗衣服、做饭等，都是大孩子带着弟弟妹妹。在记忆中，父亲从没对孩子动过手，不管犯了多大错误，他总是耐心地让孩子认识错误、及时改正。父亲很爱我们，但他却坚持原则，不利用职务影响为家人谋私利。他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就是“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要自己去面对”。

1995年3月27日，父亲因病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一生简朴、廉洁自律，平时节俭下来的工资都贴补给了子女，身后无存款。父亲离世后，母亲按照遗愿，把住了28年的四合院归还给公家，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赤条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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