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夜行｜陈世旭《漫长的路》

北京夜行 陈世旭｜文

2017年秋天，我在中国作协杭州创作基地小住。同期小住的作家中，有《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和《十月》的张守仁以及他们的夫人。某天食堂晚饭，不知怎样话题说到我的出道，崔老师和张老师同时让我回答：你自己认为是从《人民文学》还是从《十月》走上文坛的。两位八十高龄的儿童甚是可爱，皆极认真严肃，众目睽睽之下，不容我丝毫含糊。

这成为此文的机缘。

《十月》最早与我联系的责编是侯琪。她曾是邓拓的直接下级，廖沫沙晚年请她编了自己的全集。我第一次到京她就告诉我：最先在一大堆自由来稿里发现这篇的是青年编辑田增翔；终审拍板发表的是苏予、张新春、社领导老田；编辑部几个同志都认可这个作品，季梦武、张守仁、章仲锷，还有当时在北京出版社供职的著名作家刘心武。《小镇上的将军》在《十月》发表后，张守仁和章仲锷热情撰文在首都的报纸上专题评介。

我后来在北京一条小胡同的一栋回形楼里见到了他们。许多人拥挤在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桌边放着单人折叠床，以备午时小憩。

同年12月，《人民文学》转载了《小镇上的将军》，这是该刊创刊以来的头一次。接着又组织笔会。受邀的几位到齐的第二天上午，编辑部来了一大帮老师，其中有葛洛、涂光群、王扶、王朝垠、向前、刘翠林，让我们安心在京住一个月，每人写个小说，他们将于次年第四期刊登，因为那时中国作协将颁发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们几个都有可能是获奖者。并且说，主编李季下午会来看我们。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我在儿时就知道了的诗人和诗篇！

下午，李季没有出现。他就在那天中午出了意外。

几天后，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走进八宝山灵堂，仰望李季遗容。

《人民文学》破例转载小说，是李季的决定。这种破例，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说的影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可惜我无能用后续的写作告慰这种鼓励。一个月很快过去。我写出的文字连我自己都羞于拿出手。看过稿子的王朝垠对我说，别灰心，慢慢来。大约是看我过于沮丧，他邀我去他家喝酒。

北京和平里一套小单元房，只有他们夫妇。没有餐桌，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小茶几两边。刚下班的朝垠夫人忙忙碌碌地切了粉肠，炒了一大盘鸡蛋西红柿。喝酒用的是小茶缸，一瓶二锅头不一会儿就见了底，又接着开瓶。我在乡下早已被练成酒坛子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佩服王朝垠的酒量。等到记起来应该回住处的时候已经半夜了。王朝垠摇摇晃晃地送我到公汽站，最后一班车已过去多时矣。两个醉汉都豪气冲天。我抬腿就走，他也不拦，都觉得我的住处就在马路对过。

我后来还在《十月》、《人民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许多编辑老师家蹭过饭，但醉酒，这是唯一的一次。王朝垠英年早逝，相对畅饮痛哉不能了。

街道上空无一人，冬天的夜风像刀子。不一会儿我就完全清醒了。想起来，我的住处在前门大栅栏，从北到南我得穿过差不多整个北京城。

这次京城夜行至今历历在目。

1967 年我路过北京去大东北，只在崇文门火车站的水泥地睡了一夜，早上醒来脚背冻得肿出了鞋面。北京对于我几乎是陌生的。这一次，我踽踽独行，路上没有见到一个行人，一点也不觉得孤单。我在这座城市有了许多师长，他们让我人生的前景充满了全新的色彩。

《十月》和《人民文学》对我的爱护长久而深切。多年来，他们总是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及时发表我的稍稍有点起色的新作，让我得以勉力支撑。

1984年，我把几经省内外好几家刊物退稿终于下决心重写的《惊涛》交付《人民文学》，发表时他们加了整页面篇幅的《编者按》，文字滚烫，激情洋溢。扶持作者的拳拳之心、款款深情溢于言表。我至今不知道这些文字出于谁人之手，我能感到的是那双手的有力一握。即便是像《庐山瀑布云》这样发在地方刊物的小短篇，已经退休的老主编崔道怡也赶紧推荐给了《新华文摘》。涂光群在将近三十年后还把我自己几乎忘记的《唱歌吧桦树林》收进他主编的小说集。

借口公务，我曾荒疏了好几年写作。2000年把中篇《试用期》寄给《十月》的时候，心里惴惴的。不久就收到主编王占军的回信，信不长，对稿子的评论只有一个词：扎实。是否真“扎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在这里是正面肯定。

走上职业写作道路以来，行家对我批评最多的就是叙述陈旧，太实，我也认可。看别人的小说，那么空灵，才气横溢，真是又嫉妒又绝望。这也是我当时借口公务不写小说的原因之一。再回来，是因为发现公务更难，只有重操旧业。因为知道技艺并无长进，自然就担心能否被接受。

《十月》用了《试用期》，使我多少得到一点信心：就是“实” 的小说还没有到完全被抛弃的那一天。时隔一年之后，我又写了近乎纪实的《救灾记》，没想到《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都接受了。

为此，我该感谢什么呢？也许应该感谢我国之大。因其大，才有了多元的审美，才有了我这样钝鲁者的栖身空间。正因此，我其实最应该感谢刊物和编辑的宽容和支撑。

每到这时候，我总会想起那次京城的夜行。

京城的街道，横平竖直，无论是走在宽阔的大街上还是狭窄的胡同里，只要方向对头，就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我本来就喜欢寂寞。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有天午后，我在一棵大树下避雨，面前是一大片草坪。不远的高音喇叭在播送小说， 是一位外国作家写的关于一个士兵命运的故事。独自一人，面对着一片无声的迷蒙的雨，一片无声的闪亮的浓绿，听着一个动听的声音讲述一个忧伤的故事。没来由的泪，就像一股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泉水，汩汩的、颤颤的，仿佛在洗我的心灵。我相信是那阵雨最早地滋润了我文学想象的田园。

在农场，我常常一个人黑夜坐在堤坝上，面对开阔的草滩和密密的柳林，林子外面是静静涌流的长江，江上标灯闪闪烁烁，江对岸灰蒙蒙的山影，山脊上孤悬着一轮明月；我也常常在下大暴雨的时候，一个人跳进浪涛起伏的长江，在波峰浪谷间听任颠簸，也听任铜钱粗的急雨敲击赤裸的身子；常常一个人爬上新堆起的麦垛，仰面望着满天的繁星，横一根麦秸在嘴上，咀嚼毫无指望的爱情；常常一个人摇一条船在远离沙洲的江面泊下，安安静静地、痛痛快快地去流一回泪，去编一个梦，去想一首诗。

后来到了县城机关，除了灯下窗前的独自熬夜、写公文和报道，多数时间，我背着那时很时髦的军用书包，独自沿着乡间弯弯曲曲的田塍和小道，晓行夜宿。我习惯并且深谙其中的乐趣。

当一个人走过开遍了映山红的沟壑、油菜花的山坡、密不透风的树林、骄阳如火的秃岭，忽然听见隔山传来的牛哞和犬吠，会有怎样的欣喜。有时候遇到铺天盖地的暴风雨，公路上的汽车都开了灯，雷在头顶上隆隆滚动，闪电不时划破长空。一个人在这样的雨里独行，不断地想起天崩地裂、沧海横流这一类的词，想起所有惊心动魄的经历，很能长一点英雄的豪气，忽然就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和灵感。

而这一次，我独行在北京的夜晚，静听脚步在空谷般的胡同里踏出的响声，同时也听着自己的思想。古老的树、古老的墙上的藤和屋脊上的草，古老的四合院，四合院灰色的高墙和油漆斑驳的门楼，古老的紫禁城，紫禁城的威仪和空虚，朝代的兴衰和权力的更迭。我觉得，对京城，对中国，对历史的思索与理解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最重要的是，我心里充满了温暖。

帮助我确定方向的是很远很远的夜空上那一片灿烂的光辉，只有天安门广场才有那样集中、那样明亮的灯光。想起来京遇到的一切，忽然有了一种幻觉，觉得那是我将要远行的文学之路上将要遇到的无数引导者、扶持者的心灵的光辉。

朋友曾与我谈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许多已巍然成树，叹息我等才情有限，始终不成气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没劲。我同意他的比喻，却不同意他的自卑。没有长成树木，长成了草，也是文学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草，生动地活着，其实也并不容易。参天大树不是一天长成的，草又何尝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能少。不说社会历史那么高大上的原因了， 仅仅是为了帮助一个写作者在不断的挫折中坚持写下去，文坛多少良师益友就不知付出了多么良苦的用心，给予了多么宽广的包容。

《诗·小雅·菁菁者莪序》说的“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完全可以作为敬业的编辑们的写照。我写作早期的恩师，多已去世，尚存的也垂垂老矣。但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走远，一直在我身边，引导着，扶持着，鼓励着。

无论做人还是作文。

编辑：王 晶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