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海峰上将回忆老首长、新四军名将高敬亭：没有他，哪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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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红28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在苦战两个月之后，虽然取得了歼敌万余人的成果，但最终未能扭转战局。

四方面军为何失败？徐向前元帅晚年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总结的：

首先是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和客观形势，头脑发热，盲目轻敌，对反“围剿”没有准备，以至于丧失了主动地位。

第二，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我们未采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玻的战法，而是采用了正面硬顶、孤注一掷的错误战法。

第三，“王明路线”搞得鄂豫皖苏区民穷财尽，破坏了鄂豫皖苏区的经济基础和抗敌能力。

徐向前说：“今天回想起来，那时完全粉碎敌人的‘围剿’，虽有不少困难，但如果分局领导人，尤其是张国焘不犯带有根本性的错误，争取胜利是有希望的。”

不久后，四方面军的领导在黄柴畈紧急会议中决定，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留下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王平章等同志率领红25军留在鄂豫皖进行游击，坚持斗争。

后来沈泽民同志不幸牺牲，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挑起了重担，率领红军和群众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多次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发展壮大起来了。

1934年11月，红25军在原地坚持斗争2年之后，收到了中央新的指示：中央要求他们参与长征，以调动国军转移，减轻中央红军长征的压力。

于是，红25军随后也离开了鄂豫皖苏区，但同时他们决定留下82师师长高敬亭，以82师为基础重建红28军，继续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

1935年2月，高敬亭在太湖县重建鄂豫皖省委和红28军，自任省委书记和红28军政委（不设军长）。当时的28军下辖82师和一个手枪团，人数刚刚上千。

但他硬是指挥这支部队多次击败卫立煌、廖磊率领的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在三年时间里共歼敌18个营、15个连以及大量小股部队，组建起了一个遍及22个县的游击区，并把自己的力量扩大到了近3000人，是长征时期我军为数不多的人数不减反增的部队。

高敬亭在此期间，首创了红军便衣队这一新颖有效的武装斗争形式，红军战士们不穿军装，平时秘密活动，战时迅速集结。可以说，这是红28军能在艰苦逆境中发展壮大的制胜法宝。

在坚持原地斗争的同时，高敬亭还曾率领部队西征寻找红25军，但因为情报消息不足，这一计划没有成功，他们不久后又返回了鄂豫皖苏区。

这支光荣的红28军在鄂豫皖党组织和高敬亭同志的率领下，胜利地坚持了3年之久，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他们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当然，在这期间，高敬亭由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在工作上犯了一些错误，但总的来说，他的成绩大于错误，红28军这个名字和高敬亭这个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新四军第四支队——一支可以出开国大将的部队

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高敬亭和卫立煌进行了停战谈判，不久后改称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1938年年初，他们正式被纳入新四军的编制，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第四支队。

高敬亭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支队司令员。

经过3年的坚持斗争，此时第四支队的人数已经来到了3100人，下辖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而当时新四军的总人数约为1.03万。也就是说，第四支队的力量超过了新四军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新四军4个支队中人数最多、建制最整齐，装备最强的支队。

当时新四军只有4支纵队：第一支队司令为陈毅（开国元帅），副司令是罗炳辉（46年牺牲）和傅秋涛（开国上将）；第二支队司令员为张鼎丞（55年未参与授衔），副司令员为粟裕（开国大将）；第三支队的司令员为张云逸（开国大将），副司令员为谭震林。

而第四支队的司令员就是高敬亭，戴季英为该支队副司令员，两位开国中将林维先和萧望东分别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从上述的罗列不难看出，高敬亭在新四军中的职务之高。后来，“高敬亭事件”爆发，中央任命徐海东大将接替了他的四支队司令员职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高敬亭事件”，那么高敬亭在55年授衔时，至少能保底获得开国上将的军衔。

第四支队在接受改编后迅速把枪口对准了日本侵略者，38年5月12日，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并收获胜利。有学者认为，此战是新四军的对日首战，甚至比粟裕将军指挥新四军先遣支队进行的韦岗战斗还要早一个月——韦岗战斗是在38年6月17日。

为了祝贺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蒋介石曾亲自致电第四支队予以勉励：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望继续努力为要。此战也被收录进了2015年出版的《新四军战史》中。

在后来的日子里，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先后组建了东北抗日游击挺进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和游击第二纵队，部队迅速发展到了近万人。

39年2月，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总理到皖南视察，在和新四军领导人认真讨论后，他们结合实际情况，把“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作为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一战略方针完全是正确的。

为了执行这一战略方针，新四军军部下令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放弃大别山，向东挺进，然而，或许是高敬亭对于鄂豫皖、对于大别山的感情太深了，他对这一命令难以理解。

因为此事，高敬亭和中央派来和他一起工作的郑位三、戴季英、萧望东发生了矛盾，双方争执不下，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亲自了来到了四支队的驻地进行了说服工作，并直接指挥四支队第八团东进。

然而，高敬亭还是没有转过弯来。

39年5月，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再次亲自来到高敬亭的住地——舒城县西港冲，召开第四支队干部大会，动员部队积极东进。

眼看叶挺等同志都亲自出动了，高敬亭这才不情愿地下达了第7、9团向皖东挺进的命令（第8团以被张云逸调走），但在具体的行动上和感情上，高敬亭依然保持着抵触。

就在四支队的两个团东进的途中，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竟然叛逃了！好在大部队并无损失，不久后第四支队全部进入了皖东。

虽然杨、曹叛逃事件和高敬亭没有直接关系，但高敬亭的态度和情绪无疑对他们的决定是有影响的——他们都是高敬亭在大别山一手提拔起来的，为了说服他们，组织曾委托高敬亭去找他们做工作，但高敬亭迟迟未去。

6月15日，中央决定，任命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的职务。

万海峰将军回忆高敬亭

高敬亭虽然有错，但毕竟还是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回顾的他革命生涯，毫无疑问他是功大于过的。1977年4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该通知对高敬亭将军一生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对高敬亭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在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徐向前、李先念、粟裕、谭震林、程子华、萧望东、万海峰、李世安等40多名老同志为他送去了花圈，他曾经的300多名老战友、老部下也不远千里赶来参加了安放仪式。

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成都军区政委的万海峰上将（开国大校、88年新军衔制后的首批上将）1933年参加革命，他就是当年红25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留在红28军中的一名老战士。

万海峰将军原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乳名叫“毛头”。1933年，他在路边差点饿冻而死的时候，是高敬亭在行军途中“捡到”了他，并把他收入麾下，留在自己身边做起了勤务员。

高敬亭对“毛头”很好，还给他取名叫“万海峰”，寓意是“红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像海洋一样大，像山峰一样高”。

直到晚年，万海峰聊起“高敬亭事件”，说起自己的这位首长、恩人，他还是感慨不已：“没有高敬亭，我早就饿死冻死在路上了，那里还有今天？”

1990年，万海峰在打到最高服役年限后，退出了军队领导的岗位。他退休的前一年，正是高敬亭将军牺牲50周年的年份，万海峰为此专门主持出版了高敬亭的相关书籍，并请四方面军的老首长徐向前和李先念为这本书题了词。

在此书的序言中，万海峰写道：“他的死，是我党我军的一个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