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尧都陶寺 寻找“最初中国” | 访古

文博时空 作者 金笛 沉睡了四千年的大地，一旦苏醒，会带来什么样的奇迹？

在厚厚的黄土覆盖下，祖先留下的每一个物件，都是那个久远时代，凝固在时间里的记忆。

一个 4300 年前古老而年轻的城市，从遥远的传说中走来，他是那样的陌生，又是那样的熟悉；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就在款款流淌的汾河畔，一个史前时期的“中土之国”诞生了。

“尧都平阳”的说法由来已久，“平阳”是山西临汾的故名，在近四十年的考古发掘中，随着大量的地下文物出土，尧都在山西临汾，取得了史学、考古、文化学者等多方面的共识。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村，就在临汾盆地的这个小村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出世，一个四千年前的“观象授时”机构，完整地呈现出来；最早的汉字，最早的合范铸铜件；这里有着与故宫午门一样的东西城阙围合而成的“凹”型城门，城内有着完整的分工格局......这是 4000 年前的都城吗？在那样久远的年代，陶寺先民们是用怎样的智慧开启了“中土之国”的辉煌历史？

中原文明与花蕊中心

从地理地形看，陶寺所在晋南盆地，处于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带两大版块的交界处，也就是“胡焕庸线”的边缘。

从地域人文看，陶寺处于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而在中原文化的四周有如花瓣相拥，西北的甘青，东部的山东，东北的燕辽，南面的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等。

从农业类型看，陶寺处于北方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地农作物，与长江流域以以稻米为主的丰水农作物的交叉点。

陶寺地处临汾盆地，前有汾河缓缓流过，背靠巍峨塔儿山

塔儿山环抱陶寺

陶寺不仅是地理、人文、农业的交汇点，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地中”。

“地中”，大地的正中；泛指地理位置居中。这是一个天文学概念，“王者必居天下之中”。陶寺居“地中”是怎样发现的呢？

1984年陶寺发掘现场，山西博物院图示

在近四十年的考古过程中，结合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判定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300 年至 1900 年之间。

在晋南的临汾地区，古称“平阳”。在《史记.帝王纪》记载：“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临汾的在地文化中，早已把“尧都”融入了方方面面，但是在陶寺的大规模考古之前，却从未把“陶寺”与“尧都”联系起来。

陶寺观象台的发掘，在古代信史与地理实物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震惊天文学界的陶寺观象台

在陶寺中期城址，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考古学家的钻探中现身。陶寺古观象台基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文化中绝无仅有的一例。”

古老的陶寺观象台，占地面积约 1400 平方米，由 13 个柱子围成的半圆形夯土柱列，壮观而神秘。

陶寺观象台，依据夯土基址复原，可观测 20 个节令

陶寺观象台与塔儿山遥遥相望。当太阳从塔儿山升起，阳光在不同的节令如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会从对应的柱缝中通过，狭窄的缝隙仅有 20 厘米，正好相当于目测太阳的直径，也就是说，只有太阳完整地出现在对应的柱缝中，才能表明这一天才是准确的节令时点。

四千余年前的观象授时，在《尚书·尧典》中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只有准确地预报四季冷暖的变化，才能让农业耕作有精准的时间依据，而这样重要的天文观测只有国家级的都城，才具备资格。

这个惊人的发现，在经过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的 15 位天文学家的鉴证后，肯定了陶寺观象台为天文观测遗迹。

不仅如此，除了古观象台，在陶寺的王族墓地还发现了“圭表”，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

陶寺 22 号大墓，出土圭表示意图

立在地面的木杆是“表”，平放在地上的是“圭”，也叫做量天尺，在正午时，太阳照在表上，投在圭尺上的影子，夏至最短，冬至最长。而圭表更为重要的使命，是测量”地中“，在《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通过圭表测到“地中”，“王者居中”，再测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极点，被称为“四表”，这就是古人的“天下观”，也就是“东西南北中”的五个方位的大致范围。这个“天下观”，成为后世列土封疆的基本依据。

在古人的观念中，认为“天圆地方”，天似穹庐，地如棋盘，天地之间是彼此对应的关系，天与圆象征着运动；地与方象征着静止；两者的结合则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天圆地方”的思想中隐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

在陶寺观象台所在位置是“天坛”，位于都城的东南角；对应的还有地坛，位于城外西北。这与北京天坛在南城，地坛在北城，南为阳、北为阴的寓意一样，也就是说，在 4300 年前的尧文化时期，祭拜天地的礼制就正式登台了。

陶寺观象台想象复原图，山西博物院。

王者居地中、以天坛祭天、以地坛祭地，在陶寺以后的夏代、商代都城都按照这样的规制建设。

甚至到了“礼崩乐坏”的东周，诸子百家各说各理，但是对于“王者居中”的认识却是一致的。《管子·度地》：“天子择中而处”。《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宫。”到了后来的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虽然没有以天文观象的“地中”为立都的依据，但都城以“中轴线”串联宫城，实际上也是“王者居中”理念的体现。

不可移动的天文观测仪陶寺观象台，与可移动的观测仪“圭表”，让陶寺“问天”，成为丰厚的历史财富。目前，考古学可以确认陶寺与“尧都平阳”的直接关联，但是还不能具体到陶寺宫城、文物与历史人物的一一对应。

史书中的记载

在《史记·历书》记述了尧帝恢复历法的过程。“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在尧之前，羲氏、和氏的祖先是观测时令与农业生产的天官，到三苗乱政，废弃了天文官，导致历法混乱节气判断不准确，百姓耕种失去准备的节气时令，妨碍了农物播种。尧恢复了羲氏、和氏的官职，让他们重新担任观测天时的职责，使得节气变化有了准确的结果，百姓耕种恢复了生机，到处茂盛丰饶。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尚书·尧典》中记录了尧帝恢复天文观测，制定历法，使百姓安定，万邦和谐。在《论语》中，孔子对尧的功德是无比的景仰与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是多么的伟大，尧这样的君主。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百姓不知道用什么的语言表达对于他的称赞。他的功绩多么崇高，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光辉啊！

清刊本《钦定书经图说》中的古代日影测量，《夏至致日图》

历代观象台

中国最早的“乐队”

这是中国最早的“乐队”。

悬挂在横梁上的石磬，轻轻敲击，那优美的天籁之音，沁人心脾；

青色的陶鼓，咚咚作响，音量大小随着气眼开放的多少而有节奏的变化；

铜铃发出清脆悦耳的清音，陶埙发出了忧伤的悲鸣......

石磬

磬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称“天籁”。

陶寺土鼓

土鼓蒙上杨子鳄鱼皮，咚咚的鼓声，悠扬而悦耳

铜铃

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夏商周三代“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

中国素有“礼乐之帮”的称谓，一般认为礼乐文化源于西周，“周公制礼作乐”，然而陶寺遗址发现的完整的礼乐器，将礼乐文明的滥觞，追溯到夏商周之前的唐尧时代。

在文献资料中，尧舜时代已经有八音的礼乐制度。在《尚书·舜典》中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帝舜说：“夔，任命你掌管音乐事物，负责教导年轻人......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

八音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钟、铃等属金类，磬等属石类，埙属土类,鼓等属革类，琴瑟等属丝类,柷、圉等属木类,笙、竽等属匏类，管、箫等属竹类。

到目前为止，陶寺遗址出土乐器有陶鼓、鼍鼓属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属于八音之土，铜铃属于八音之金。木丝竹类乐器难以保存，所在陶寺遗址未见。

“礼序人伦，乐移风俗”，礼乐的清声，让人内心平和而有礼，音乐没有文字，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着人们的心灵。

最早的汉字

在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陶器上，曾经发现过不少符号，有的象鱼、有的象太阳，它赋有一定的含义，是当时生活的记录；在龙山文化，曾经出土了 5 行 11 个字的陶片，笔法熟练，在陶土上刻字，是拿着刀刻的，行笔发涩，但是制陶人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写的居然是“连笔字”，但是字体显然不是我们现在的汉字。

朱书文字扁壶

但是，在陶寺的垃圾坑里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扁形陶壶，扁壶上有两个用朱沙写的字符，一个字酷似大篆的“文”，另一个字，一种说法认为是“尧”，也有认为是“易”，尽管尚无定论，但从字形结构上看，是大篆的字形。这两个字，被认为是两个最早的汉字。也就是说，夏朝存在文字，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

最早的文字

陶寺龙盘

中华龙的历史颇为悠久，随着考古发掘不断的新发现，最早的龙形遗存，是距今 8000 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由一堆石头堆成了“龙形石堆”。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用蚌壳堆砌出了龙的图案——蚌塑龙”，距今 6400 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一件玉质的龙，属于佩戴饰品，距今 5500－5300 年；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大量的玉猪龙，距今 6000-5000 年。

陶寺龙盘，距今 4300 年。在陶寺已发掘的 1300 座墓葬中，最为珍稀的文物莫过于彩绘龙盘，总共只有四件，是早期王级大墓特有礼器。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中国考古第一次见到的彩绘龙形图案的陶盘，珍贵之处在于，龙盘、石磬、陶鼓正式以礼器文明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彩绘陶龙盘

盘旋的龙身，有鳞状斑纹，双耳，长颌，张着巨口，衔着一枝禾苗。与后世夏、商、周“龙”的形象一脉相承。

堪称国宝的陶寺龙盘，已被收录为第三批禁止出境的展览文物，中国国有文物1亿余件，但是全国禁止出文物仅有195件。

陶寺龙盘如此珍贵，但是，陶寺龙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材质较差，四个龙盘都是泥质褐陶，胎质普通，火候很低，且烧成后涂饰的彩绘极易剥落。

陶寺处于龙山文化晚期，在同时代的陶器已经非常发达，山东大汶口的“蛋壳陶”工艺，已经做出了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精美陶瓷，那么在陶寺早期大墓中的随葬物品，刻有龙身，象征着王族的礼品，却要低级的土陶呢？“王者居中”的尧都，为什么不以当时好的工艺来纪念先祖？

在古人的观念中，“事死如事生”，先祖虽然死去，但他们只不过去了另一个世界，依照先祖用过的东西，原模原样地照搬过来，表达了对于祖先的继承与怀念。龙盘只陶寺早期大墓出现过四件，到陶寺的中期、晚期就没有了。

尧是怎样的美德呢？《韩非子·五蠹》中记述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栋木椽子都不曾刨光。

在《墨子·节用》中说，“尧治天下……饭于土馏，饮于土形。”尧的食器是“土塯”，饮水用的是“土形”。

文献不约而同地描述尧用“土”器进餐。土陶的材质差，粘土含铁量高，烧制的陶色不纯、质地粗松，其次工艺简陋，是在露天低温烧烧就行，一不挂釉，二不筑窑。《墨子》、《史记》中反复用“土”强调尧用的土陶餐具粗陋至极。

《韩非子·十过》记载：“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实服。”尧从南到北，横贯中国，简朴无华，天下的人没有不宾服他的。

青铜文明的序幕

自中国考古诞生数十年以来，考古学家们在二里头之前的史前时期，并未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在仰韶文化时代，已有零星的铜刀等实心铜器出现，但是在陶寺出土的铜器中，却首次发现了史前时期的“铜容器”——陶寺铜铃。

陶寺铜铃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复合范铜器，就是铸铜时，需要用土陶模型制成内范和外范，将内范和外范组合在一起，中间形成空腔，将熔化的铜液倒入空腔，冷却后就是一件完整的铜容器。

陶寺铜铃是一件礼乐器，这意味着在二里头夏文化大规模出现青铜器之前，陶寺的青铜文明已经在孕育与演化之中了。

青铜蛙，临汾博物馆“文明化成”展品。

陶寺的发掘面积仅仅为千分之五，与陶寺有着亲缘关系的二里头夏文化范畴已发现有铸铜作坊遗迹，那么在陶寺是否也存在铸铜作坊的技术呢？或许有一天，深沉的黄土地会又一次打破人们的认知。

史前最具王者气象的都城

陶寺宫殿遗址，远处是陶寺人心中的“圣山”塔儿山

从敬天礼地的观象授时，到以礼乐牧民的金石之声，陶寺遗址的都城格局，也让人耳目一新：陶寺中期都城 280 万平米；典型的“回”字形双城结构，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

令人称奇的是，在 4000 年前的都城，已经有了凹型城门结构，东西两侧伸出的部分为城阙，即城门两旁的瞭望阁楼。

陶寺宫城微缩景观，陶寺遗址公园。东两城阙已具有北京故宫午门的结构。

在建筑材料上，陶寺宫殿的外墙有装饰性的白灰墙皮，殿内的墙皮涂有蓝铜矿制成的颜料，殿内地坪的白灰厚度有1~5厘米，非常坚硬，堪比今天结实的瓷砖。

白灰皮墙面

祖先在 4000 年前，已使用白灰皮做为墙面建筑材料

陶寺文化不拘一格，陶器、玉器、石器、铜器，与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北的石峁文化，以及其他区域的文明因素都有互动，兼收并蓄，自成一体。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陶寺筑城造郭是以“卫君守民”为责，以“观象授时”指导农事，务实、有礼、节制。

正在维护中的古城墙，陶寺遗址公园。

古城墙的上夯土层，一道道横纹是岁月沧桑的见证

素面玉琮

良渚玉器神人兽面成了素面，玉质普通，不事装饰，但是玉琮的威严与天地四方的宇宙观，表达了陶寺文化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文化观的体现与传承。

陶寺文化，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具有显著的、一脉相承的延续性，被称为华夏文明众多根脉中的“主根”，一个“最初中国”的原貌正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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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建筑材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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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照片拍摄于陶寺遗址、临汾博物馆、山西博物院)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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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世山，杨婧雅，《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营建考察—以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为例》，江汉考古，2019.5

[10]李韵，《尧都从传说走向信史—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发布》，光明网，2015年06月19日

[11]闫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王宾仲丁卜骨、般无祸卜甲、沚 其来卜甲》，书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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