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与蒙元政制给被征服区域带来的影响

镇海（1169—1251），蒙古克烈部人。一说俗姓“田”，为回鹘富翁子。早年投归成吉思汗，为同饮班朱尼河水誓师诸将之一。从征有功，官为百户长，率俘虏屯田于阿鲁欢(阿尔泰山东南)，建镇海城。元太祖十五年(1220)，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曾至其城，后又护送丘处机至西域。又随术赤北征钦察、斡鲁速等部。元太宗三年(1231)，官为“心阇赤”，汉人称之为中书右丞相，主管畏兀儿(回鹘)字文书。元宪宗二年(1252)，因与窝阔台后王关系密切，被处死。镇海活了82岁，在当时不算小岁数了，要知道正儿八经的元朝也没有100年，1279-1368，也就97年，这在延续超过50年的王朝里面算是很短很短的了。

元朝的问题其实在于自身，特别是极不平衡的漠北-江南倒贴体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成了“挑动黄河一只眼”的根源，红巾军迭起，终于在北方诸侯混战之际取而代之，建立了朱明。镇海属于“色目人”，色目人在四等人制中算是相对高的位阶了，当然，关于四等人制是否存在，学界尚有争论，但总的看法是，事实上废除了科举制在铨选人材中的核心地位后，元朝事实上已经把色目人和懿思闌教拔高到一个与社会不相适应的危险境地，所以导致了内核的空虚，进而崩颓了蒙元政制。

蒙古人在理念上仍然把江南等汉地行省视作自身的草场，只不过在高度发达于草原经济的现实中，他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分封体制，而是恣意推行他们的专制模式，专制和中央集权是不一样的，两者作用的对象不一样，专制主要是指官府内有一个最高裁决，指的是王朝政府内的秩序；而中央集权是把官府同国家、社会分别开来，看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力强弱，很多人其实连这个都没分清，就到处瞎说，所以导致还有不少人认为俄罗斯的中央集权源出于蒙古，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非说蒙古对俄罗斯有什么持续性的影响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主仆关系中透露出的奴隶色彩和他们嗜好军事征伐，并将蒙古人的专制施加于军队的组织之中，但很显然，留里克王朝中央集权做的很失败。

蒙古人的过分强调和倚重商业收入给东亚大陆带来了一系列不良的反应，除了君臣关系中的野蛮性增强，对西域的统治与管理变得异常困难。要知道早期即便是宋朝，中亚细亚地区的懿思闌政权对于汉地中原王朝的归化之意也很明显，但到了元朝，情势直接就反转过来，他们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运行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最终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动荡与灾难，这些问题在1860年以来令人记忆尤新。而且这不仅仅是作为移民的客体社会的反映，即便是他们自己占多数和主导的地区，也就是西亚和中亚等地，都是一样的混乱，甚至大部分地区暴力和混乱的层级要远高于sino辖境。你只消稍微读读他们的通史，就能发现一大堆野蛮村战。这种野蛮村战导致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极大停滞乃至严重退步，这是一片停滞的大陆，一片毫无希望的沙漠。这是历史的停滞与倒退，而很多人却视而不见，令人顿感吊诡、可怖。蒙古人对于一个典型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四方归并机制造成了沉重打击与严重破坏，重塑了懿思闌信徒对于汉文化的归化态度，也正因此，原先有很大希望自觉、主动趋于汉化的西域部族、政权和地区都成为了一个个硬骨头，茅坑的砖，又臭又硬，无法改良。

这种僵化也损害了他们自己的进步，导致了他们在近现代成为英国和俄国的殖民地或附庸国。总的来说，蒙古入侵对于世界历史没有造成什么有益的影响，仅仅是使得本就混乱分裂的中东更加混乱分裂，可以对外归化的文明中心变得日趋狭隘，使得相对文明缺乏野蛮的罗斯热衷野蛮与主仆关系。

有人也许会说新行省制度，但是行省制度真的使得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能力得到有效增强吗？看看历史上的各个国家就能知道，罗马有多少个行省，后期四帝共治时期又多分了多少个行省？最后呢？结果呢？蒙古自己设立行省，其实还是作为专制希望的延伸，而非中央集权的延伸，两者是不一样的，若说中央集权，到北宋就已经成熟了，虽然当时用的是“京东西路”等路制，但是只要内核是实现了集权的，用什么名称其实无所谓，无伤大雅，而元朝自己虽然使用了省制，但是他们的内核还是蒙古人那么一套，只不过长城以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比起漠北要发达太多，所以他们没办法了，只好这么做，他们的丞相包括行中书省的丞相，都是类似于大汗奴仆的重臣，但这一招只能在草原或其他社会贵族化、军事化太严重的地区使用，因为在后者情况下，他们最需要和最能依靠的不是物权，而是基于军队的人事逻辑，正如拉铁摩尔所言，移动权而非产权才是草原最重要的因素，但在农耕发达的汉地显然不是这样，行省的全称是行中书省，你就好好想想，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是公安局与派出所的关系，什么叫派出所？派出派出，就是说后者是前者的派出机构，宋朝的路制里面也没有强调这一点，反而比元的集权更好得多，这就是务实，而非用看似美滋滋的专断来务虚。

郡县制本身在理论意义上就是朝廷的派出机构，但是到了宋朝，君主们清醒的认识到地方与中央权力之间分配的不可调和性，所以干脆在事实上承认了地方性权力的存在，而不是闭上眼睛捉瞎。蒙古人的技艺就是退步到捉瞎的阶段了，你不承认也没用，地方性权力就是存在的，如果你不允许他们存在，他们增长，那么你的位置一定不能得到巩固，而宋朝正是认清了这一点，只是把军队的后勤与指挥牢牢抓在手里，才围绕这一点剥夺了地方精英参与叛乱的实力与优势。蒙元即便从中原政制上说也是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