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不生孩子本是自己的一种选择，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就是一种义务

生育问题一直是国家非常重视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古代军事和经济争夺人口的时候。因此，为了自己国家的繁荣，各个朝代都不遗余力地制定各种政策，奖励多生孩子的人，惩罚不愿生孩子甚至不结婚的人。

先秦时期的越国，制定了一项国策，相当详细：男子壮年不许娶老妇，老夫不许娶老妇。处于生育期的妇女。此外，如果女性年满17岁仍未结婚，其父母也会被定罪。对于一个20岁还没有娶妻的男人来说，他的父母也会有罪。

对于生孩子的人来说，除了惩罚之外，奖励也很好。母亲在生孩子之前，必须告诉政府，政府会派医生看护她。生男孩则奖励酒2壶、狗1头；生女孩则奖励酒2壶、猪1头。因此，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人口似乎并没有减少，反而还有增加的趋势。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刺激的结果。

以后，历朝历代都针对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制度。汉初对于未婚女子有结婚资格的处罚有明确的规定。当时，女性的适婚年龄是15岁至30岁，如果不结婚，就会被罚款“五算”。

那么，“计数”是什么概念呢？

这是刘邦制定的税收制度。15岁至56岁的公民必须缴纳人头税。每人120元，一“算”，“五算”就是600元钱。600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600元对于一个中年男子来说一年的口粮，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秦始皇统治天下时，人口比战国初期翻了一番。然而秦末的战争只持续了10年，中年男子的数量却迅速减少。事实上，税收制度看似填满国库，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刺激人口增长。此外，只有单身女性才需要纳税，已婚女性则可以免税。

刘英执政的时候，政策很直接，不结婚也可以，所以罚款就交了。当然，普通家庭的女儿出嫁早。事实上，这一政策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从来不满足人民的要求。然而，这个策略非常有效。据资料显示，汉朝建立后的几十年内，人口增加到6000万，比初期增加了四倍。后来西汉的经济、军事实力与人口不无关系。

当然，除了惩罚，还有激励政策。

在汉代，孕妇免征赋税和劳役，连丈夫也免役役和人头税，只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孕妇。这与某些现代系统类似吗？东汉章帝时期，颁布了“养胎令”，怀孕的妇女会赏赐石斛粒三粒。此后各朝代都有赏赐怀孕或生育的习俗。

唐朝时期，唐太宗除了奖励孕妇外，还把当地的生育水平和寡妇孤寡的多少作为官员的政绩评价。宋高宗时期，制定了扶贫扶养子女的制度。“穷人禁止生孩子，养不起孩子的人发钱养孩子。”然而在唐朝，有人担心人口增长过快，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弊端，所以提出少生，甚至不生。

那这个人是谁呢？

王梵志在歌里写下了自己的声音《大皮裹大树》：

”大皮包大树，小皮包小木。

生孩子并不需要太多，把事情做好就够了。

省划的田地和房屋，没有人乱动。

但心平等，天亦思孤独。“

其中“孩子不需要太多，一个就够了”两句话就是劝你不要贪图孩子太多，一个就够了。如果你看看他自己的经历，应该会有不同的解读。

王梵志出生于隋末唐初，享年八十多岁。在古代，如果能活到这个年纪，将来应该会过上好日子。他早年的生活很悠闲，读儒家经典、诗词。隋末，兵荒马乱，家道中落。为了生计，他忙着种田种地，闲暇时外出做生意。唐初，赋税繁重，天灾人祸，导致家产破败，贫困潦倒。

他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然而，晚年却无人照顾他。结果他的生活并没有安定，被迫出家为僧。可见，《大皮裹大树》应该是王梵志的亲身经历。养那么多孩子有什么用？如果一个孩子能够赡养父母，那就足够了。只是，在统治者眼中，人类更多的作用是为国家服务。

然而宋代有一位学者严肃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人口的质量和素质。他就是马端林，在《文献通考·户口考序》中阐明了他对人口的一些看法。因为“引古经史谓之‘文’，指唐宋以来官员奏疏，议论儒家，谓之‘旧名《文献通考》’”

从古代到宋宁宗的法律法规的演变，比杜佑分析的还要详细《通典》。考试、选试、学试、官试、郊社试、祠试、科礼、乐试、武试、刑试、经试、帝试、封试、乡尉试、物异试、田包括考试、四祖考试在内共24科。

事实上，马端林并不是第一个正式提出“少生优生”的人。韩非子和管仲都提出了人口、战争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但韩非子与管仲的观点与后来人口控制的出发点不同。

那么，为什么宋代会出现这种声音呢？

当时的人口估计首次突破1亿。于是，大家开始思考一个国家的繁荣与人口之间的关系。或许，对于现代人来说，在保持适宜的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提高人口素质或许是一个解决之道。因为，对于个人来说，要不要孩子是自己的选择，但可能是国家的义务。

参考资料：

【《周礼·地官·大司徒》、《汉书·惠帝纪》、《文献通考·户口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