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群：说说天津的“洋家具”

姜维群收藏研究民国家具多年 著书填补近代家具研究空白
《民国家具鉴赏与收藏》文化学者收藏家姜维群著，2004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家具研究第一次提出来民国家具的概念。2014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出版了《民国家具鉴藏必读》，在民国家具研究领域填补一个空白。
姜维群40余年奔走于全国各地，搜集民国家具及其有关资料，是国内最早研究、收藏民国家具的资深藏家，先后经眼经手各式民国家具4000余件，并建立五大道历史博物馆，展示馆藏千余件民国洋家具。
作者以精到、生动而富于文化内涵的语言，将30余年民国家具时代背景、流派渊源与审美要点娓娓道来，是民国家具收藏爱好者、研究者的必读经典。

天津的“洋家具”

作家冯骥才说过:天津其实有两个天津，一个是说天津话的老城厢，一个是讲普通话的五大道。
民国时期在家具的使用上也有这样“分离”的趋向，在老城厢一带，家庭的摆设基本仍是明清以来的八仙桌子太师椅，炕桌连二顶箱柜什么的。而在租界区域(现约定俗成称之为五大道)以餐台、写字台、牌桌，立柜、沙发等洋家具为主。

如此这般华洋共处的情境为什么会在天津?天津为什么出现中式家具的“寸步不让”，也出现与洋家具的“和平共处”?这在全国来说是很罕见的现象。
譬如上海，上海和天津的开埠时间相差无几，天津是被九国“租借“了，而上海被四国“租借”了，上海在几十年里中西结合创出来近代第一个有独特风格并引领时尚的海派家具，而天津的本土家具却纹丝不动，而另外出现了天津洋家具。在几十年的磨洗中，也确立了天津洋家具的基本面貌，值得一说。
英国诗人雪莱诗意地诠释:“历史是一首时间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在历史上最深的划痕常常在两处地方，一个是战争一个是文化。战争留给空间的永远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血腥凄残;而文化在时间长河上是不灭的回漩与涟漪。

家具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居住文化，是从简单的不可或缺逐步形成形成实用的舒适，再递进为视觉的享受和填充居住空间的奢华。但这些前提是受建筑的制约，建筑改变家具随之改变，家具永远与建筑如影随形。
上海家具出现“海派”，是因为有了石库门建筑，天津出现洋家具是因为天津土地上出现小洋楼。
从元代建卫设城至清天津城最高的市内建筑是玉皇阁，庭院与楼阁是两种建筑形式，天津民居都是一层庭院式，没有楼。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是洋家具风吹不进天津老城厢，是因为老的院落格局洋家具“进不来”。
建筑决定家具也改变家具。天津自1860年被迫开埠之后，先后有英、美、法、德、日、俄、意、奥和比利时九国设立租界，同时开始了大兴土木。小洋楼是庭院式的欧陆风情，大都是二至三层楼，被树木草地和围墙包围着，商贸区有许多公共建筑，都是既高峻又雄伟的，这里只说民居小洋楼。
当年楼于我们虽不陌生但似乎遥不可及，楼是房间上下的叠加，院落是房间的平面铺展。小洋楼格局打破四合院正房一明两暗吃饭会客睡觉的多重功用，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花几的传统家具很难进入小洋楼。小洋楼把会客娱乐的客厅功能独立出来，将餐厅分化为单独的功用，卧室绝无会客的功用(老城厢一明两暗的房间都有炕，炕桌两旁可以作为女眷会客)，而且厕所从院中“搬”进楼中。

这样就派生衍生出来中国传统家具以外的家具，如客厅家具陈列柜、衣架、沙发、茶几。刘仰东《去趟民国》一书中记——
潘复(民国北洋末任总理)晚年常住天津，其小营门住宅建有东西两座大楼，东楼楼下为客厅和书房，书房名华鉴斋，内藏价值连城的宋版《通鉴》一部和《华山碑》拓本。”
由此可见，小洋楼的客厅和书房不是庭院深深深几许”了，而是一切走到了“楼前”，显示着主人的学养与阔绰。（刊于2023年7月14日《天津日报-满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