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系列案件判决中所体现的美国宪法上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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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系列案件中所体现的宪法争议，不只体现在征税条款上，还体现在领土扩张权利，占据地的公民身份上，可以说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影响美国对外扩张问题的具体走向。

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才能使美国在海外扩张道路上走的更远，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采取的方式并不没有给予问题的最终答案，而是通过规避的形式使这几个问题有了答案。

美国宪法中的征税条款与波多黎各的“关税问题”

美国宪法中的征税条款指的是宪法中有关征税的规定，宪法中对于税收的权利的规定，并未明确如何在新降服的海外领土适用，所以会产生这一争端。或许有人会提到说应用美国在对外扩张中新成立的州有关征税权的规定，最高法院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但通过前文梳理最高法院以前的判例传统，我们可以明确发觉，最高法院在对新降服领土的如何征税，有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的区别在于，什么时间把降服的领土视为美国领土，并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对于新降服领土如何征税的两种解释，最高法院都是以援引案例的形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征税条款与波多黎各的“关税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如何对占据领地中的“港口”进行界定，当时波多黎各已成为美国的海外领土，“从纽约港出发到波多黎各港的往来货物，是按照州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来处理”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认识到于陆地政府领土的不同之处，之前美国的降服都是在北美大陆，即使是阿拉斯加，也是先进行购买，后开始建立政府。而波多黎各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先以军事占据的形式获得，之后在美西巴黎条约获得确认，最后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正式建立临时政府。

这是之前美国最高法院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所以会如此重视。在征税的时间上，有四个时间间隔，一是美国军队军事占据期间，二是美国军队军事占据后到被签订条约取得正式承认，按照最高法院的理解，这时的军事占据是一种已经结束结束的状态。三是从签订条约到国会立法，即《福勒克》法的真正出台前后。

四是《福勒克》法正式实行后。正是因为对应的时间不同，波多黎各何时属于美国宪法意义上的领土，何时按照统一的税收条款来收税？何时按照外来港口或本土港口来征收关税?应该进行详细的剖析，只有这样才能弄明白波多黎各的“关税问题”。

波多黎各作为被降服的新领土，在国会正式出台《福勒克法》之前，根据通常的惯例，最高军事长官的军事和行政指示类似于临时法律。在《巴黎条约》签订后，随着军事权力的终止，它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总统、国会，法院--领土扩张权利的归属问题

总统、国会，法院，作为美国三权分立的核心，对三者从外交权的角度上理解，需要界定的问题是领土权利的归属问题。领土权利的归属，界定的是宪法和领土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新占据土的政府是否服从那些适用于美国大陆的宪法规定，这正是海岛系列案件的核心问题—外交权问题。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宪法》关于国家管辖范畴内的领土，唯一明确的条款是：“国会有权处置和制定所有与美国领土或其他财产有关的必要法规。”对这一条款含义的理解，及其与宪法其他条款的关系，正是海岛系列案件的主题。在斯科特诉桑福德一案中，“确定该条款仅限于并打算限于当时属于美国的领土”。

从这一判例的解释中看，国会好像无权对此时的波多黎各进行相关立法。因此最高法院在不停地调和撰写该规定的立宪者们与解释该规定的法院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由于宪法的“沉默”造成的，宪法没有关于获得新领土的规定。在此之前，对于领土权力理解为“这是源自进行战争和缔造和平的权力，可以通过降服或通过条约来实现”。现在因为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波多黎各在内的海外领土问题，由此需要重新界定领土权利。

通过最高法院的历史判决，行政部门的指示以及国会的上述法案，可以明显看出，“除弗莱明诉佩奇案（实际上在克罗斯诉哈里森案中被否决）的裁定外，因裁定割让给美国并由美国拥有的地区出于任何目的仍旧是外国”。

最高法院认可总统所拥有的行政权利，“除非有明确的理由，否则不应忽视或推翻行政部门的做法，除非能明确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割让后根据战争权在海外领土上征收关税，宪法给予总统的权力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通过国会法案来扩大职责范畴。

对于国会拥有的，在对外扩张上的权利是国会的立法权。总统在对外扩张上所拥有的权利，缔结条约权是重要组成部分。最高法院规避了这一问题，它认可的是，依据这两种权利所制定的法律或条约，两者在权威的至高无上性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两者都是受《宪法》限制的。宪法跟随国旗，国旗插到哪，领土走到哪，宪法就适用到哪，这一简洁的话语是最高法院的对海外领土权最清楚的解释。

因此，在对外领土上，富勒法院“同意国会行使权力，而无需争辩它是必要的和适当的任何列举的权力”。简而言之，当美国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受到威胁时，它同意行政部门和法院在没有任何相关立法的情况下保护联邦利益。这即认可了总统权利，同时也认可国会对于新占据土的立法。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捍卫，最高法院对联邦权力的解释绝不吝啬。

根据海岛系列案件，宪法是否跟着国旗走，取决于具体案件所涉及的领土类型。最高法院区分了“已并入”合众国和“未并入”合众国的领土。关于并入和未并入领域的这一区分，在波多黎各问题上第一得到适用。

最高法院认为该岛属后一种类：“尽管从国际的意义来说，波多黎各不是外国，因为其受美国主权的操纵并属于美国所有，但是从国内的意义上说，它是区别于合众国的国内领土的，因为该岛尚未并入美国，只不过是作为被占据地而附属于美国”。

因此，对于波多黎各问题，最高法院的观点为，尽管波多黎各在军事占据期间不是一个拥有正式政府的领土，但“通过批准《巴黎条约》，该岛已成为美国的领土”。

“合并条款”与占据地的公民身份问题

在详细讨论“合并条款”与占据地的公民身份问题,需要对这些案例进行一般性思索。公民身份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虽然海岛系列案件只涉及到新并领土的征税事项，但这些由商事纠纷产生的案件和争议，“虽不是涉及公民权利相关诉讼的典型场景，但司法介入的结果对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根据判决意见，这些案件集中解决的是税收和关税问题，对占据地波多黎各人所造成的政治和文化不平等保持惊人的“沉默”。海岛系列案件可以说是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在1896年确立了隔离但平等规则后，一个更为严格的版本:“新降服的土地不仅要分开对待，而且要不平等地对待”。

由此从在宪法学的角度来看，美国最高法院这一纯粹的司法解释，与长期的宪法法学和历史先例背道而驰，而这正是海岛系列案件带来的结果。

在1901年的唐斯诉比德威尔案中，沿用德利玛诉比德威尔的结论，“与西班牙签订条约后，波多黎各不再是外国，成为美国的国内领土”。但在公民权问题上，承认国会有权利规定在波多黎各所享有公民权利的范畴，并拒绝承认波多黎各人是美国公民。

美国最高法院承认了波多黎各人与美国公民在公民权上的差异，“判定美国宪法在波多黎各和在美国大陆的适用是不同的”。这是至关重要的海岛系列案件之一，至今仍是在美国宪法体制上中有着一定地位，“其裁决确定了《宪法》是否适用于波多黎各，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如何以及由谁来实施适用于美国主权的施政规则的决定标准”。

在海岛系列案件中，美国大法官中的多数与国内舆论保持一致，认为这些海外岛屿的居民，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与美国本土是不同的，并不认可这些领土适合美国现行的制度。怀特大法官设计的“合并条款”，是对占据地的公民身份问题的模糊化处理。占据地的公民身份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确立了如何根据《宪法》治理海外领土而不建立美国现行的制度是正当的。

美国的海外扩张提出了独特的政治和法律问题：宪法所指的有关“美国”，是有两种观点的，一是仅限于美国各州领土本身，二是美国国内领土和其他任何领土都涵盖其中的。第一种观点导致了国会在对待新占海外领土上，与美国西进运动时期的所吞并的国内领土不同，有着相反的处理意见，进而确定了占据地的公民适用什么身份。

美国法官怀特认为：“新领土上的居民作为新美国公民，获得未指明的权利身份可能会阻碍美国的扩张”。当美利坚合众国在19世纪后期转向帝国主义，开始吞并海外领土，占据殖民地，殖民地政策的法律适用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同时，领土扩张权利将属于谁，最高法院在唐斯诉彼德威尔案给了明确的解释，“当吞并海外的‘财产’时，不同地区由于种族、习惯、法律和习俗的不同，以及土壤、气候和生产的差异，会产生严峻的问题。这就需要国会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将会确保吞并领土是必要的”由此可以明晰，法院认可了国会所拥有的权利。

同时最高法院在德利玛诉彼德维尔一案，对于《宪法》的领土条款是否仅限于当时属于美国领土的领土这一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在该案中，富勒法院得出最终的结论，“在国会做出决定之前，新获得的领土不会成为立法意义上的美国的一部分”。

最高法院对占据地的公民身份做了界定，宪法权利和保护的全部范畴不一定延伸到海外领土的人民。这种状态一直连续到1917年，“直到1917年琼斯-沙弗罗特法案通过，才给予波多黎各居民公民身份”。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波多黎各人在成为美国正式公民前，并未获得任何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奥布莱恩.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M].胡晓进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美]弗兰克·克罗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M].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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