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碑立传丨天赐祥瑞：与社共生的古木

原作者：挈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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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祭祀树木，源于对自然的原始信仰，天然的树木形态也被先民赋予了人事兴衰的象征意义。而随着王朝礼制不断向基层推行，与社庙相伴的社树也逐渐成为民间信仰中祭祀的一部分，今日东山岛上的古树不少植于民间神庙前。不知是树栽于前，还是庙建于前，随处可见的古树与神庙都构成了人们记忆中熟悉的东山村落。即便东山在今天可直接驱车抵达，古人却需泛舟石湖、经越来溪，从横泾走水路渡过烟波浩渺的太湖。我们就回到百年前的东山，从由西岸幽静的长圻码头上岸，拜访各个神庙，开启一场古树之旅。

1 王朝礼仪下乡：长圻骑龙殿社坛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东山镇长圻西巷骑龙殿，长圻位于东山岛西岸南端。骑龙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棵千年龙柏与一块明碑，可惜龙柏于前几年枯萎，仅存遍布沟壑、苍遒有力的枝干。骑龙殿的传说故事颇为有趣，在《高阳杂记》中有一段记载：

“许骑龙佚其名，东山南望人，常贾于金陵。偶一除夕，侪辈聚谈故乡事，许曰：汝等思家乎？今夜偕汝行，明晨在家贺元旦矣。众斥其妄，一人独愿行。许缚草为龙，与共骑之，戒令闭目，风息乃开。如其言，惟闻耳畔风涛声，良久风息，则已在南望庙前，时东方尚未明也。许令其人自还家，已复骑龙去，不知所终。今南望庙犹称骑龙殿云。”

许骑龙的故事固然是神话，倒可以彰显洞庭商人足迹之广。更能揭示骑龙殿历史渊源的或许是那块漫漶不清的石碑《吴县二十八都十三图社》，骑龙殿最早极可能是长圻的社坛所在。何谓“社”？我们熟知的“社会”一词是西方概念，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社”意涵有极大不同，古人修建社坛进行祭祀，为了祈祷风调雨顺、物产丰盈。一直到明初，里一级的社坛祭祀才被纳入到官方的礼仪制度中，这块嘉靖五年的社碑便是里社礼制规定在东山推行的珍贵物证。

明初《洪武礼制》规定，“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春秋二社，以一羊一豕酒果随用。”《莫厘游志》中抄录了这块东山乡间的明代碑文，与会典中礼制的记载基本一致，常言“礼不下庶人”，而此时原属王朝国家的礼制就这样进入了吴县二十八都的长圻村中，民众需要到指定的社场（即骑龙殿附近）举行祭祀。碑文中还提到“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典礼恤患，以厚风俗。乡社既定，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训蒙童。建社仓，积粟谷，以备凶荒”。从中可见，民间的社祭活动纳入官方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上的规范，更志在打造教化与赈灾合一的“社会”共同体，可谓社坛是王朝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最小象征。

同时，里社坛的出现在无形中将国家力量渗透进更广阔的民众信仰生活，“礼仪下乡”的过程也让教化乡民成为可能。据《太湖备考·庙祭》记载，东山平岭下天井湾还曾有乡厉坛，现在虽不见踪影，可见社坛、厉坛两坛制度确实给东山乡村社会带来了长久的影响。事实上，洪武时期的里社坛设计只是祭祀抽象的“五土五谷”之神，每年进行春秋二祭，而且是坛而不屋的。但这只是呆板的规定，乡民们很快将社的形态改变，里社祭祀仪式逐渐转化为神庙祭典，又回到人格神崇拜上。不过，“社”以另一种形式在后世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当我们踏进骑龙殿时，发现殿中祭拜的是猛将菩萨。比起消逝的社坛，猛将堂在今天的东山随处可见。

2 从“社神”到“社树”

下一站，我们接着去追寻社坛在后世的演变，表面上明清时代的社坛制度在东山早已停止，而他们真的消失了吗。东山随处可见的猛将堂与社庙究竟有何关系呢，为何会成为今日所见的文化景观？古树继续指引我们将过去与今天直接联系起来。

我们继续沿着东山东岸前行，发现沿湖一带皆为明清时兴起的村落。湖沙村东与杨湾集镇相接，背山临湖，王鏊曾形容此地像鸟喙一般伸入太湖中：“东洞庭之阴，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饮太湖，如鸟之张喙，曰梁家濑，前为太湖。其襟抱亏疏,浪石斗啮。”今天的湖沙村仍在近湖的小山山坡间，形成了高低错落的民居格局，并有一座猛将堂位于较高处。去过实地的游人很容易注意到，标志猛将堂地界的并不是挥扬的刘将军旗帜，而是堂前一棵高大粗壮的榉树。这棵两百余岁的古老榉树不但象征着土地的生命力，同时也在暗示着游人，这片地界由神庙掌管。或许湖沙庙正是社庙，而榉树是社树。

据赵世瑜教授的研究，刘猛将既是岸上定居农民的社神，也是尚未在岸上定居的水上人的神。从镇压瘟疫的抗金将军到水上浮尸，猛将原型在民间传说中不断变更，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刘猛将以驱蝗神的形象被列入正典。但在民间的认知中，刘猛将就是庇护一方的社神，列入官方祭典后猛将信仰在农业发达的江南地区迅速风靡。此时，本来四海为家的渔民想要定居岸上，他们正在积极获取全新的身份认同，建立社庙就成为他们定居的标识之一，东山大大小小的猛将庙便是一代代移民定居的历史产物。

此时的“社”已经不是我们前述明初洪武礼制中的社坛，而是回归到偶像崇拜的神庙形态，社神被刘猛将取代，但社的传统仍被保留下来。“社”的本意即为土地之主，《说文》释“社”为“地主也，从示、土”，意味着土与树都是社神的一部分。人们在社所在之处种树，是上古时期即有的传统。《论语·八佾》中就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也”，树本身就是社力量的隐喻，而社又是国家的象征，看见树即可对社进行祭拜，社树也能够唤起人们对王朝国家的认同感。刘向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树木与农作物生长都依靠着土地，但树木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植物，而成为社神的具象化身，受到特别的尊崇。

仅仅距离湖沙庙几十米之远，即是另一座湖沙刘公堂。比这座刘公堂更出名的是堂前一棵五百多岁的银杏，是村民口中根系通达太湖对岸的神树，这棵神木与庙共生，可能也是当年种植的社树之一。刘公堂中供奉的仍是猛将菩萨，可能大家会忘记什么是社祭，什么是社神，但银杏古树早已转换成社本身，伫立百年。

3 仰望土地之明：千年银杏

最后一站，我们离开沿湖的湖沙村，前往东山岛腹部的岭下村，有一棵古银杏已经等了我们两千多年，这是东山上树龄最大的古树。若是与印象中的千年银杏作比，这棵“银杏王”的状态可能和人们想象中大相径庭。据传，它经历了三次雷劈，因此仅仅残留下以前三分之一的躯干，树皮也已残朽。但现在树干腰围仍有三米，五人合抱也较为困难。站在树前，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各种色泽、粗细的枝桠都从底部萌发，它们同属于一棵树却又迸发出不同的精神气质。也可能正是由于这奇特的姿态，又在北望岭下村的村口，千年银杏成为岭下的地标，被村民视作神树所在。

回溯两千余年前，银杏王萌生之时还是汉代，彼时的东山还未被开发。而现在的神树早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高大修茂的神树并不是某种“使人望见即敬之”的媒介工具，而是自身就具备礼仪、信仰功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朱熹对此解释的较为透彻：问：“‘古者各树其所宜之木以为社。’不知以木造主，还便以树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树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说神树之类。”（《朱子语类》）以大树为中心、以树为社主是最简单的社祭仪式，这棵千年银杏的根部，便有村民摆放的香炉与神龛。在古树的背后就是一座新建的树神庙，据传庙里供的树神最早在树上，现存树神庙是前几年村民集资而建，仔细观察树神的新塑像是与猛将形象基本一致，这或许是村民的刻意为之。

更大程度上，这种“靠树为坛”的原始自然崇拜回归了人最本真的情感，也是广义上的社祭现象。“社”字从“土”字演变而来，社祭始终与土地有紧密联系。而由社聚合起的地缘群体被称之为社会，这也是地域社会的由来。在祭拜同一对象的同时，这片土地上的民众都集中到此地，原本流动、离散的人群都走向整合的社会。古树就是最原始的社，树中蕴藏着上天赐予的神力，扎根大地的古树正是土地生命力的展现。千年银杏上系满了红布条，这便是人们对于土地力量的原始崇拜，信仰不仅在于神龛前常年不断的香火，也从树上的祈福系带展示出来。

天然的古树成为人事吉凶的判断根据，存活千年的古树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祖辈生活的记忆，也是现世生活安稳的祥瑞之兆。树的生长条件与农作物有着共同的需求，如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雨水与阳光，因此古人认为树木的生长状态与作物的收成息息相关，这对于农耕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这种对古树的情感随着一代代人传承下去，古银杏经历多次雷劈而复生，人们更加相信这是吉祥太平的征兆，是上天对于自己辛勤劳作的肯定。

古树与生活乃至生命之间的联结成为超越时代的信仰母题。从王朝礼制到民众生活，古树自身蕴含的多元面向，成为一扇进入前辈乡民生活的窗口。与其说是我们从古树去追寻历史片段，更不如说是与社共生的古树即是生活本身。从古老的社祭仪式，到明清里社坛制度，再到今天的树神庙，以社树为中心的社祭形式逐渐消亡，而古树始终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金友理纂：《太湖备考》，据清乾隆十五年艺兰圃刻本影印，收入《江苏文库·史料编》第8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

2.王维德编辑：《林屋民风》，据清康熙五十二年王氏凤梧楼刻本影印，收入《江苏文库·史料编》第4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

3.蔡升撰，王鏊重修：《震泽编》，据明弘治十八年林世远刻本影印，收入《江苏文库·史料编》第2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

4.赵世瑜：《猛将还乡 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5.刘永华：《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6.（日）滨岛敦俊着，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7.郑振满：《明清福建里社制度的演变》，《乡族与国家 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8.陈泳超：《社神与土地：江南地缘性神灵的双重体系——以常熟为中心》，《史林》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