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工案例征集结果与分析

北欧模式前些日子征集社工带走孩子的案例（），在截止日期之前征集到了两个案例，在这里公开并分析下。

案例一：

父母：中国人，在瑞典经营日料店近10年；
孩子：6岁和9岁；
孩子如何被带走：父母早上正常送孩子去上学，父母中午接到警察局来电，因为学校报警；
报警的原因：学校老师认为孩子对父母反应明显恐惧，社工认为必然是因为在家受到父母的惩罚；
社工的处理：先建议全家搬去专门安置问题家庭的地方，在家长拒绝之后，根据LVU法律，安排孩子去了青少年之家；
目前的状态：行政法院和地区法院上诉过程中，但听说上诉成功率只有2-3%。

小编分析：

这个案例其实挺典型的。父母是普通勤勤恳恳工作的一代移民，经济状况良好、家庭状态也稳定，并没有什么家暴啊吸毒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就是被社工认为是不适合为人父母的。

世界上的育儿理论千千万，但是瑞典社工只认一套理论，就是依附理论，英语是attachment theory，瑞典语是anknytningsteori。如果没听说过这个理论的话可以自行去谷歌百度了解一下。

根据依附理论，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至少一个能给他安全感的照顾人，这个人不一定是他的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只要是一个他依赖于满足自己日常需求的人就可以。孩子和照顾人之间会建立一种依附关系。取决于照顾人与孩子之间不同的交互方式，两人之间可以产生不同的依附模式：安全依附、回避依附、焦虑依附、混乱依附。而这里面只有安全依附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其余三种依附模式都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害的。

所以如果社工发现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回避依附、焦虑依附或者混乱依附，那么这种依附方式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就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根据依附理论，必然是照顾人的照顾方式有问题才会这样，比如存在对孩子不一致的回应，不能够满足孩子的需求等情况。

如果孩子和父母之间存在安全依附，那么孩子如果做错了事情，比如在外面闯了祸，考试不及格，丢了东西，不小心毁坏了公共物品什么的，第一个应该想到的是回家从父母那里寻求安慰。如果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父母会生气，那么这就已经足以证明孩子和父母的依附关系是有问题的，因为父母不仅不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还成了孩子焦虑情绪的源泉。

这个依附理论怎么说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小编认为它是有bug的，即它忽略了孩子天生个性的不同。

依附理论有一个很经典的实验，让一个母亲离开婴儿，然后过一会儿再回来。

如果是安全依附关系，则母亲走的时候，婴儿会哭，而且失去对屋子里的玩具的兴趣，等母亲回来之后，婴儿会停止哭，然后又开始屋子里玩具有兴趣了，并不会特别粘母亲，因为母亲提供的安全感让他勇于探索周围的环境。

如果是焦虑型依附关系的话，则可能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母亲走的时候婴儿不哭，但母亲回来的时候婴儿反而会哭闹，并且拒绝母亲的拥抱，抱起来也无法安抚；或者婴儿在母亲走的时候有哭，但母亲回来了之后也一直粘着母亲，缺乏对周围环境和屋子里的玩具的探索欲。

如果是回避型依附关系的话，则婴儿会表现出对母亲的离开和回来并不太关心这件事情的样子，母亲走的时候该玩玩具继续玩玩具，然后母亲回来之后还是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且婴儿对母亲的反应和对一个陌生人的反应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根据依附理论，出现焦虑型依附关系或者回避型依附关系这些都是照顾人对婴儿照顾不周的结果，比如对孩子的身体或者情感需求回应不及时，没有给与孩子足够的肢体接触，对孩子没耐心，在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全心全意而是带着自己来自工作或者其他地方的情绪等等。

小编在这里啰嗦这么多只是想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社工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而已。根据小编个人和婴儿接触的经验，小编认为除了和照顾人的互动模式之外，婴儿本身的个性应该对他的行为模式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有的小孩从小心大，有的从小敏感，有的对探索世界兴趣很大，有的就喜欢粘大人，有的喜欢一个人玩玩具，有的只喜欢和其他人一起玩。如果非要说小孩就就只有一种行为模式是“正确的”，任何的行为模式都说明这个小孩必然是受到了父母情感或者身体上的虐待，可能会有点偏颇。

不过阿文不是儿童心理学专业的，也不是规则制定者。而且我们要明白的是，处理案件的社工本身也不是规则制定者，只是规则的执行者。社工其实很少是真的存在恶意的，能从事这个职业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圣母心”的。但这个工作难度很大，压力很大，甚至有人身安全的风险，工资却不高，就造成这个大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不高（注：分数线最高的隆德大学要求高考成绩HP 1.05，最低的乌普萨拉大学哥特兰校区只要求高考成绩HP 0.45，而瑞典高考的满分是2.0），而且毕业以后进入工作，这个职业的人员流动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我们会比较容易遇到从学校毕业没多久，自己也并没有见过多少小孩，只按照书本上教的死知识和自己以前的生活经验带来的一些偏见来评判和处理案件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社工写出来的报告，很容易让父母觉得社工在胡编乱造恶意诱导小孩。但我们要理解的是，这并不是因为社工本身的恶意造成的，而是学校就是这样教他的：如果一个孩子的行为模式不符合某些“条条框框”，那就是被虐待了。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已经愤怒了：“社工要抢我的孩子，你还要我理解他？！社工没抢到你头上，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 但是愤怒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尤其是在瑞典这个文化在历史上受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影响较大崇尚斯多葛主义（Stoicism）的国家里，“情绪稳定”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甚至可以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会被认为是更“高级”的人，而情绪不稳定，“一哭二闹三上吊”，则会被认为是“低级”的人。在和社工的对话中明显的表现出对社工的愤怒，不会让社工觉得你特别关心在乎你的孩子，只会让社工认为你情绪不稳定，不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肯定在家对孩子也动不动就发火，完全不适合为人父母。

正确的“怼”社工的方法是把社工奉为圣典的这套依附理论研究的透透的，了解它的优点、缺点、漏洞等，从理论层面武装自己，在和社工谈话的时候从学术层面击败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学教育学出身的网友“一脑袋糨子”多次被社工约谈但最终都没有什么事的原因（）。这个要求可能对大多数没有花几年时间在学校里专门学习教育学的父母来说有点高了。华人在西方讨生活，一向更注重硬技能，觉得自己凭一技之长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在异国他乡打出一片生存空间，但在现在这个”政治正确“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如果不能学会”用政治正确打败政治正确“，是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这个案例还有一点小编想多说两句，就是对社工提供的帮助措施的处理。小编之前介绍过（），社工发觉一个家庭有问题之后，往往先会提议自愿的帮助措施，比如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送孩子去寄养家庭，或者这个案例中的全家一起搬去一个专门安置问题家庭的地方，或者全家一起去看心理医生等。这些措施名义上是自愿的，但是实际上是强制的，因为如果父母不自愿接受这些帮助的话，社工往往就会根据LVU把孩子强行带走剥夺父母的抚养权。很多家长不明白这一点，认为自己只要接受了社工的提议就等于是认罪了，承认自己有问题了，所以坚决不接受，一定要坚持证明自己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但这样会让社工会认为这个家长冥顽不灵，毫无自省能力，最终的结果大概率就是被采取强制措施剥夺抚养权了。

但要注意的是，接受社工的自愿帮助措施并不是可以完美的避免被剥夺抚养权的灵丹妙药。很多社工建议的帮助措施都意味着会派专业人士来近距离观察你和孩子的互动情况。而有些人被观察了之后被专业认识认定育儿方式存在严重的问题，最终还是被剥夺了抚养权。所以最好还是在社工找你谈话这一步就成功说服社工，让社工觉得你这个家长没问题，并不需要进一步的帮助。

如果实在无法说服社工，避免孩子被完全带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预防性做法是父母一方把责任完全揽到自己头上，而另一方则扮演白莲花。这样如果实在到了要被剥夺抚养权的阶段的话，父母两人可以申请离婚，再由白莲花这一方申请拥有孩子全部的监护权。

案例二：

父母：伊拉克人，父亲家暴母亲，怀孕的母亲带着孩子住在妇女保护所；
孩子：未出生，8岁和5岁；
孩子如何被带走：妇女保护住所的工作人员某天让母亲带着孩子上一辆汽车，说带他们出去办事，之后孩子就被带走，工作人员回来帮忙给孩子收拾行李；
报警的原因：妇女保护住所的工作人员认为母亲带孩子不上心，没有给他们做饭，让孩子天天看电视看电脑，让孩子打扫房间，让孩子给妈妈洗水果拿东西，不给孩子洗澡，疑似母亲还存在打孩子的行为；
社工的处理：孩子被送到寄养家庭，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以后也有被立刻送走的危险；
目前的状态：等待法庭抚养权判决。

小编评论：

这个案例就不展开评论了社工介入的原因了，一个有家暴的家庭，而且触碰了打孩子这条红线。

孩子一出生就就送去寄养家庭的事情还是相对少见的，但是这几年也有所增加（）。前些日子瑞典北部一个移民家庭的五个孩子都被瑞典社工强行送到寄养家庭，其中年纪最小的刚一出生就从产房被抱走的事件，甚至触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针对瑞典社工的游行抗议的导火索（）。但是这场游行被瑞典认为是外国势力煽动的结果，并没有表示会因此对社工系统做出任何的改革（）。

这个案例里报告社工的是妇女保护所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一般更为常见的学校老师、医院的医生护士这些。小编在这里关于谁可能向社工打小报告这件事情展开说一说。

根据瑞典的法律，所有的公职人员（包括老师医生护士），如果怀疑孩子收到身体或者精神上的虐待，有义务必须向社工报告。而且重要的是，只要“感到不太对劲”就必须报告，报告人不需要有任何的证据支持自己的报告，最终的调查义务在社工，而不是在报告人。如果公职人员虽然“感到不对劲”但没有报告，则属于“渎职”。这个规则设定就是鼓励公职人员多报告，因为只要报了，就不会出错，但不报的话，就可能出错。

除了公职人员之外，所有的人，邻居、路人，都有权力向社工表达自己对某个儿童的担忧。公职人员的报告必须是实名的，但其他人是可以匿名报告的。比如邻居听到你家的孩子某天哭了很久，或者看到你家的孩子在阳台被罚站，都有可能导致他们给社工写报告。由于可以匿名打报告，所以有时候会存在有人为了给仇家添堵就给社工写虚假报告的事情。小编甚至听说过有人买房子的时候出了高价，后来又反悔了，结果被中介威胁要让社工带走他孩子的事情。也有瑞典歌星曾经爆料说她生完孩子之后不久就登台演出，结果有黑粉向社工报告她不管孩子，只顾自己的事业，对孩子的照护不足。

社工也明白报告社工的门槛是很低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有些时候只是例行公事的调查一下。如果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明显的问题，社工和大多数的基层公务员一样，基本都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并不想平白无故给自己增加太多的工作量。但如果在调查中父母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敌意，特别抵触，反而会引起社工的警觉：“这家可能真的有问题。” 这里要注意的是，还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是，父母对社工特别的好，觉得社工真的可以帮他教育孩子，就掏心窝子，什么都说，结果言多必失，被社工抓住了把柄，触发了进一步的调查。所以对社工，不要敌对，但也要保留一定的警惕，同时用大量的育儿理论教育学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一般就差不多可以对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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