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野生大熊猫栖居于华夏西南高山深谷的莽莽丛林中,离群索居与清风相依,与明月为伴,世人常难以窥其真容。然而,大熊猫自古以来即为我国的奇珍异兽,在中华民族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出现了貔貅、貘、食铁兽等众多古名,流下了不少奇闻和传说。
据《史记》记载,远在4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后期,轩辕黄帝实行德政,研究气候,测量土地,种植五谷,安抚百姓,整治军队,训练出像熊、羆、貔貅、虎一样的军队,并统一了华夏各部落。“貔貅”即大熊猫古名。在远古时期,“貔貅”等兽还可能是部落氏族崇拜的图腾,一些部落将貔貅作为随葬物。2001年,湖北省考古人员在三峡地区秭归县官庄坪遗址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末期墓葬,殉葬品中出现有大熊猫的骨骸。
《尚书》乃四书之一,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记载了商周一些重要史料,据《书·禹贡》记载,当时我国共分九州,其中梁州位于今长江上游、陕西省城固以西及秦岭以南,属今四川青川、平武、北川等地,为“貔貅”产地(今秦岭、岷山仍为大熊猫分布区)。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大雅·韩奕》记载有“献其貔皮”,说明那时已把大熊猫皮张作为一种珍贵的贡礼。据传,洪荒时期,大禹曾率领百姓疏通河道、治理洪水泛滥,龙州(今四川平武县,现大熊猫主要分布区)人民向他敬献了当地所产的貔(大熊猫)皮。
三国时期陆玑曾注疏《毛诗》,记载“豼似虎,或曰似熊,一名执夷,一名白狐,辽东人谓之白羆”。意思是说,大熊猫似虎又似熊,名叫执夷,又叫白狐,辽东人(“辽”为11世纪前我国一个部落的古王朝国,辽东实指今陕西合阳以东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称它们为白羆(羆是古代对棕熊的称呼),即白熊(为现大熊猫分布区俗名)。《礼记》中记载有“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意思是说古代行军打仗时前面挂有画着大熊猫(或写有挚字)的旗以警众,示为威武之师。在清代王士祯所著的《香祖笔记》中,记载峨眉瓦屋山(在四川洪雅县)产貔貅。在大熊猫众多的古名中,貔貅这一称谓可能流传最为悠久。从文献记载来看,大熊猫不仅是献给帝王将相的珍贵贡品,还可能被视为一种祥瑞之兽,具有镇宅、招财、守财、驱邪和保平安作用,因为它的名字“貔貅”与“辟邪”谐音。
在《山海经》中,记载了产于我国的大型兽类达107种。其中,大熊猫被称为猛豹,亦称貘豹,简称貘。晋代文学家郭璞在注释《山海经·崃山》时提到“邛崃山出貊,似熊而黑白驳(即黑白色),亦食铜铁”。《山海经》中云:“南山兽多猛豹”,郭璞注猛豹即为貘豹。《山海经》中的“邛山”,实为今四川邛崃山系,“南山”涵盖的县包括现今有分布大熊猫的宝兴、天全和荥经等县。
在汉初出现的《尔雅·释兽》中载“貘白豹”,郭璞注疏为“(貘)似熊,小头,卑脚,黑白驳,能舔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出自“蜀郡”。由此可以看出,“貘”似熊而黑白色,骨骼沉重坚实,毛皮很厚能除湿,出产在四川,与今之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特征相符,“貘”为大熊猫古名当无异议。另一方面,上述记载亦表明了我国人民远在2000多年前即对大熊猫有了初步的了解,大熊猫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源远流长的历史。冬末春初,大熊猫偶有窜入山村舔啃农户铜铁器皿之行为,因而留下了酷食铜铁之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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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在著名的《上林赋》中,列举了上林苑中栖息的40多种珍兽,其中为首的即为貘。上林苑为秦所遗留,为皇家游憩、涉猎之场所,范围包括今陕西咸阳至周至一带(周至县现仍分布有大熊猫)。在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墓中,出土了大熊猫等动物殉葬品。《说文》是东汉许慎所撰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对貘的解释是“似熊而黄黑,出蜀中”,进一步说明了貘体色斑驳,出产于四川。
在唐代,唐太宗曾召集十余有功之臣宴于丹霄殿,各赐以貘皮。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以貘为题,撰写了著名的《貘屏赞》,其内有文字曰“貘者……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他请画工在屏风上画貘,并在序中写道:“邈哉奇善,生于南国。其名曰貘,非铁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质。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剑戟省用,铜铁羡溢。貘当是时,饱食终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铄铁为兵,范铁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兹。何山不划,何谷不隳,铢铜寸铁,罔有孑遗。悲哉彼貘,无及馁而。呜呼!匪貘之悲,惟时之悲”。诗人借貘以咏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及和平安宁环境的热切期望。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85年,唐女皇武则天将一对白熊(今之大熊猫)及70余张皮送给日本天皇作为国礼。
在明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兽类学专著《兽经》,其中介绍和印证了对貘的叙述。明代地理学家曹学佺著有《蜀中广记》,总结了《山海经》《尔雅》等对貘的描述,粗略介绍了貘在四川的分布以及生态习性等。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介绍了4444 种药用动物,其中貘膏可以治病,貘尿以水服用后可以化误入的铜铁。
在清代,《尔雅·义疏》《香祖笔记》及《古今图书集成》等记载了历代貔貅、貘和白熊等各种称谓的由来。1926年,英国人埃德加(H. Edge)在访问穆坪(四川宝兴,为大熊猫模式标本采集地)时谈到,在中国古代称大熊猫为“羆”,曾作为梁州贡品。
从前述可以看出,在春秋以前的山西、河南等中原地区的山谷间可能尚栖息有少数大熊猫,那时将它们作为辟邪的瑞兽而传于民间。当然,不同地域大熊猫古名不一,如貔貅、白罴等。春秋以后,在《山海经》中出现了貘与貊,均并字异,记载其产于梁州,似熊而黑白色,从此“貘”这一大熊猫古名就频繁出现在其他典籍中,并由派生出诸如貘豹、猛豹、食铁兽等别名,在汉唐代甚至还出现过挚兽一名。此外,《山海经》中还记载了大熊猫食铜铁,亦食竹,说明当时人们已对大熊猫的生活习性有了粗浅的认识。(来源:《大熊猫传奇》 胡锦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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