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接合与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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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知名社会学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约翰·厄里教授致力于流动性理论研究，力图超越交通研究与社会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探讨流动产生的资源和信息再分配以及社会差异。这涉及流动与非流动的关系、虚实空间的接合、流动的物质性等议题，此外还发掘流动与地域、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的细读和阐释，以及对戴维·莫利教授的半结构访谈，试图在不同理论的交光互影中探查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之间的隐显关系：一方面，新流动范式成为传播研究重返物质向度的理论支撑，建立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视角，拓展传播研究议程；另一方面，在交通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流动性理论与日常流动实践，使传播学研究与社会现实在更多问题上有桥接的可能，拓展传播研究新的面向。此外，厄里的流动性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也有赖于戴维·莫利、杰瑞米·帕克以及保罗·亚当斯等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连接者和转化者的角色。

作者简介

王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思雨，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年度项目（基础研究）“物质转向与流动性：传播学发展新的内容、范式和向度研究”（项目编号：LJC202015）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流动性（也可作移动性）理论是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重要的学术探索与理论贡献，这一理论旨在超越交通研究与社会研究的二分法，将社会关系纳入交通运输领域，并将不同形式的交通运输与远程通信的复杂社会经验联系起来（Sheller & Urry，2006）。基于此，厄里提出将人员、信息、物质的流动都纳入研究范围之中的新流动范式，这受到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杰瑞米·帕克（Jeremy Packer）、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等学者的重视和接纳，并在传播学研究中得以拓展。

关于流动的研究并非新的议题。2003年，米密·谢勒尔（Mimi Sheller）与厄里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创办流动研究中心（Centre for Mobilities Research），并共同创办期刊《流动》（Mobilities），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关于流动性理论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以跨学科的视角审视流动问题，从而实现学科之间理论结合与创新；第二，将流动理论与社会现实相接合，关注个体流动经验中折射出的多元问题；第三，也有学者对流动持批判性的态度，如塞巴斯蒂安·乌雷塔（Sebastian Ureta）就“强制流动性”展开论述，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流动社会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排斥，并会加剧流动鸿沟（Ureta，2008）。

国内传播学界也有一些学者对流动问题展开讨论，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的人-地关系、流动与非流动以及物质性等议题（郭小平，李晓，2018；袁艳，2016），重点关注流动性理论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将该理论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但作为传播议程扩展与跨学科理论接合的尝试，流动性理论在传播研究中的定位及其逻辑还需进一步的阐释和廓清。因此，本文旨在厘清厄里的流动性理论的逻辑基础、内涵和理论张力，特别是在不同理论的交光互影中，探查流动性理论与传播学之间的隐匿关系，这对传播研究超越“媒体中心主义”以及“效果研究”的功能主义导向，在深广的社会现实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反思对人、社会与媒介之间的多元关系具有较大意义。但需注意的一点是，厄里的流动性理论本身和初衷并非指向传播学，甚至对传播学以及媒介文化研究还有某种学科“偏见”（可从莫利的表述中看出），之所以能够对传播物质性研究有理论上的启发，正是莫利和帕克这样的桥接者将其思想与传播学建立连接，使其转换为传播学中可以借鉴和运用的内容。

二

“新流动范式”的理论溯源与交互

及其与传播学研究的关联性

《英国社会学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在创刊60周年的专栏中，罗列出对社会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论文和论题，厄里的《流动社会学》（Mobile Sociology）为其中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厄里提到要发展一个新的社会学学科，将各种形式的流动都纳入其中，包括人、物、图像、信息以及废弃物等的流动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Urry，2010）。厄里早年在剑桥大学获得经济学和政治双学士学位，经济学的背景使其对商品和资本流动尤为关注，不仅聚焦于流动中的经济关系，同样也聚焦其文化内涵。厄里晚年致力于研究流动性，并于2006年和谢勒尔共同提出“新流动范式”，并对这一范式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Sheller & Urry，2006）。新流动范式之“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定居主义（sedentarism）主张人地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但这一理论没有认识到实体和虚拟流动如何组织和建构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游牧主义（nomadism）则过于强调扩张与流动。在传统的流动理论中，流动的过程是人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因此这一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地方的，而流动性研究是针对主体的运动以及运动过程的研究，是关于流动自身的（张梓豪，戴宇辰，2021）。在定居主义与游牧主义同样面临理论危机的情况下，新流动范式将两种理论相结合，反对将人与地方二元对立的本体论，认为地方是流动且富有意义的，是由传播编织而成的，是纹理之间的连接（亚当斯，杨森，2012/2019）。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流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关注，这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将社会关系与流动性结合起来，并以远距离社交为支撑，实现不同模式的社会经历的构建，新流动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逐渐形成。同时，该范式的形成也是多学科融合的结果。谢勒尔和厄里指出，形成和稳定这种新范式得益于人类学、文化研究、地理学、移民研究、旅游和交通研究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贡献（Sheller & Urry，2006）。从实践背景来看，世界上的一切皆在流动中，并且这一规模是巨大的，这些正在将“社会性的社会”重塑为“流动性的社会”（Urry，2000：2）。新流动范式是对当代科学将一切事物看作“静止的、固定的和既定的”观念的挑战，也是对宏大叙事的质疑，该范式并不只是对当前世界的全面或简化的描述，而是提出一系列问题、理论和方法论。新流动范式想要解决的是全球化和民族国家、身份和归属感的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问题，还意在探讨社会关系是如何通过人、物体、信息和图像等跨越距离的交叉运动形成的（Sheller & Urry，2006）。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厄里 关注的全球性与本土性之下的日常交通和物质文化，以及与流动相关的通信技术和新兴基础设施，这也从理论和实践上启发了传播学的研究。

为了明晰新流动范式这一概念，需要把厄里的研究置于思想史中并与不同理论家思想的交光互影中解读。在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空间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容器，这实际上忽略了空间作为生产空间的主体意义及其内在的社会经验（潘霁，2022）。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空间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图像、人、资本和信息的快速移动形成空间内部的复杂性（Harvey，1989：17；Urry，2007：27）。此外，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1996）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克罗斯韦尔（Tim Cresswell）关于移动空间的阐述也为厄里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Cresswell，2002），厄里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是由持续变化的多种物质，这包括物体本身以及物质环境，在不断组合和重组的过程中形成的（Urry，2007：34）。厄里等人认为“流动性不仅仅是把人和商品从A地运到B地，而是包含多种社会经验的实践经历”（Hannam，Sheller & Urry，2006），即新流动范式融合传播经验与空间实践，基于物质、流动和社会结构、关系与经验进行生产与再生产。谢勒尔认为新流动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而厄里关于流动性的研究将这种空间思维传播得更远更广（Sheller，2017）。本文将沿着空间这一路径来阐释厄里对传播物质性研究所做的贡献。正如帕克和威利指出的那样，对物质性研究的兴趣可以描述为二十世纪末期出现的空间转向的扩大和深化（Packer & Wiley，2012：11），因为传播与空间的互构观同时还关注传播（也是空间）的物质和符号维度（潘忠党，於红梅，2015；Couldry & McCarthy，2004；Morley，2001）。在这种情况下，空间转向这一观念促使对传播作为地方生产中的物质元素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因此地方成为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建构概念（Packer & Wiley，2012：30）。

关于流动性转向这一问题上，厄里深受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启发。齐美尔早期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研究为流动性范式分析确立广泛的议程，他也是第一个尝试发展流动性范式的（Jensen，2006：146；Urry，2007：20）。除此之外，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厄尼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人也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注流动性的社会本质。厄里在其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帕克和伯吉斯的城市流动研究，特别是关于流浪汉、难民等弱势群体的流动生活，认为这是对齐美尔思想的延续与发展（Urry，2007：26）。齐美尔对城市生活的解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类似，通过检验现代流动模式来进一步了解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其中在对现代生活的破碎化和多样性特征的分析中，表明流动的多样性是当前现代城市生活的中心特征（Simmel，1997：64-67；Urry，2007：27）。此外，齐美尔对流动基础设施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厄里，他认为道路建设的意义在于为地方之间创造一种永久的联系。在厄里看来，这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解释，因为海德格尔同样认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功能在于重组人们的居住和流动方式，并开启新的社会模式（Urry，2007：25）。厄里指出，当前对流动性的研究大多存在于交通研究和旅游研究领域，而这其实有违齐美尔在流动性研究上的初心（Urry，2007：26），这也是促使他超越交通与传播学科二元对立的动因所在。

除此之外，厄里还提到身体议题的相关讨论也为其研究带来灵感。一直以来，功能主义导向使学者的研究聚焦于信息等虚拟世界的流动，而忽视一种规模广泛的流动方式，即身体作为移动媒介进行的流动。莫利在厄里的研究基础上补充并提出远程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放大由地理距离造成的障碍，但技术所允许的虚拟的接近形式实际上则更加强调个体缺席的地理距离（Morley，2017：125）。对身体议题的探讨也呼应了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1999/2017）提出的“在人类交流中身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最终彼得斯得出结论，“对于传播而言，肉身的在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身体在场具有媒介不可替代的仪式意义”（刘海龙，2018）。此外，约翰·劳（John Law）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出者之一，他提出的“物质的异质性”将文本、身体、机器、建筑物等全部纳入其考察范围（Sheller & Urry，2006），对厄里新流动范式所包含的内容具有启发意义。厄里还提到，其他的理论来源于网络拓扑学（network topology）和新秩序感（orderly disorder）等，这分别为他关注信息的交互流动以及时间标准的改变奠定基础。可见，厄里新流动范式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初衷是以跨学科为基础的。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就是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 theory）。虽然厄里在思想来源中并未明确提到非表征理论，但实际上，新流动范式与非表征主义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非表征理论由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Thrift）在2000年正式提出，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非常丰富，在这里笔者只列举跟本文产生关联的几个面向。第一，空间是不断生成的，是永不停息的湍流（onflow）。第二，非表征主义关注身体的生命、感觉与情动（affect），强调发掘物质的能动性以及身体的主体性（Thrift，2000）。此外，有学者提出打破虚实二元主义的第一条路径是非表征主义，从而破除语言和表征对于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且给媒介地理学带来身体转向、物质转向与实践转向（袁艳，2019）。还有学者认为非表征主义重视物质实体中的展演性、流动性、情绪塑造等议题（王敏，江荣灏，朱竑，2019）。实际上，非表征主义的核心观点可看作是对新流动范式的一种解读。不断运动的空间内部存在多种动态的复杂性，因此在这一基础上，物也不是被动地处于被规定的事物秩序之中，而是在关系网络中赋予其他因素主动性的存在（冯雪峰，2019）。厄里在其论著中认为非表征理论与氛围是相互联系的，他指出氛围是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这种氛围不可以简化为物质基础设施或表征话语，而是通过一种运动的、持续生成的方式获得的（Urry，2007：41，73）。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2000）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的创刊号上倡导新文化地理学的“再物质化”，亦称“重返物质主义”（re-materialization）。可见，厄里提出的“新流动范式”折射出不同理论的光影，也为跨学科的问题研究提供支持。

三

“新流动范式”的内涵

及其与传播学桥接的可能与现实

二十一世纪初，厄里提出要为社会学制定一个“后社会”（post-societal）议程，并详细阐述各种全球“网络和流动”如何破坏具有复制自身能力的内生的社会结构。这些流动，包括图像和信息的移动、物质和虚拟的移动等，挑战当前社会的权力结构，并对社会边界造成破坏。但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为社会学开展新的研究面向提供契机，即流动性议程（Urry，2000：1-2）。2006年，谢勒尔和厄里不仅提出“新流动范式”这一概念，并对新流动范式的理论溯源、具体内涵、方法论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阐述（Sheller & Urry，2006）。在《流动社会学》一文中，厄里展示流动性是如何在新的时空模式中跨越社会边界，构成社会学的新议程，并提出构建“流动社会学”这一学科（Urry，2010）。从问题意识到范式转变，再到学科建立，这是厄里流动性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演进，也体现他对传统社会学的质疑与挑战。具体来看，新流动范式的内涵主要涉及到以下方面：

第一，新流动范式的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实体空间内人与物的流动，也包括虚拟空间中的信息流动以及想象性内容的流动。根据流动性的形式进行分类，可以归纳出五类流动。1.人们为工作、休闲、家庭生活、娱乐、迁徙和逃避而进行的实际流动；2.交付给生产者、消费者和零售商的物品的实际移动；3.通过在文本、电视、电脑屏幕和电影中看到的图像和记忆，在别处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流动；4.网上虚拟流动；5.通过信件、明信片、生日贺卡、圣诞贺卡、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会议和“视频网络”等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流动（Larsen & Urry，2016：4）。不同的旅行方式涉及到不同的具身表现，它们是五种社交活动的形式。

第二，新流动范式超越以往对流动和速度的偏向，提倡在研究运动和加速的同时也要关注停顿、等待、滞留、放慢等各种非流动和减速现象（Hannam，Sheller & Urry，2006）。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过度浪漫化的“液态流动性”不同，厄里现实地指出，正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存在，当前全球流动的复杂性才得以保持（Adey，2006）。这些基础包括铁路、公共道路、电报线路、水管、电塔、污水处理系统、机场、地下电缆等，还包括车站、机场等地，旨在为流动人群提供服务。厄里的研究重点不仅仅包括流动的主体本身，更关注究竟是什么样的基础设施以及人员在引导和协助另一部分人员的流动。

第三，厄里并非秉承着传统的游牧主义观点，坚持将流动浪漫化、理想化，想象为毫无问题的“好东西”，而是认识到作为全球化进程核心的通讯和交通系统中出现的各种“坏东西”。流动并非是发生在地理真空之中，因其与现实相联系，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坏影响。马丁·帕克（Martin Park）沿袭厄里的这一观点，提到集装箱的流动同任何移动系统一样，会造成差异和危险，因为“密封集装箱带来了......隐藏东西的可能性”（Morley，2017：220）。厄里先是指出全球交通流动的基础——石油对于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也就在2019年，疫情引发的危机使得流动的风险性再次受到关注。病毒伴随着人的流动给世界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四，流动的权力与政治性。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流动性不是一切，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Adey，2006）。不同的流动赋权反映从地方到全球的种族、性别、年龄和阶级的权力以及地位的结构等级。厄里认为物质和虚拟流动具有一致性，即网络资本丰富的群体在流动性方面也占据优势，因此媒介技术并没有缩小人们之间的鸿沟（Sheller & Urry，2003）。我们注意到这种排斥性以及边缘性是同步的，一般而言，身体被局限于边缘社会空间的“他者”，其在媒介空间中的表征也是被边缘化的或排除在外的，也就是莫利所说的“沉默的螺旋”的物质化和媒介化版本（王鑫，2020）。这里的空间已经被身份、地位、财富、阶层、种族等内容分割，无论是在实体还是虚拟空间，都显现出同样的不公正。厄里就流动的权力提出网络资本这一概念，网络资本是指与地理距离相隔较远的人产生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能力，从而产生情感与经济利益（Urry，2007：194-195）。这一概念强调在远距离范围内产生的维持社会关系和信任，即虚拟和实体空间的接合与互补。网络资本作为当代公民的必备条件之一，就像“义肢”帮助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与立足，而不具备这一资本的群体就失去基本的生存权利。

厄里的思考也与索亚的空间正义理论互相观照，“正义的地理，或者说‘空间性’（我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是正义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正义和不公正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上建构和演变的一个重要部分”（Soja，2010：1）。厄里在讨论权力议程、机制与技术的紧张关系时，会问及谁促使其这么做以及这么做的缘由和目的是什么，只有充分考察地理、区域和空间的可变性，才能为阐释提供必要的“语境”。

具体来看，厄里的学术思想对传播学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对人和物质流动的关注使传播学者对当前“文本中心主义”“社会建构范式”进行反思，进而重新思考传播的概念与定位（Wiley & Packer，2010）。厄里对传播学以及物质性研究的启发在于对城市物质性的研究从空间结构转向流动本身（Kaufmann，2010），并且提醒随着传播媒介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器具、基础设施甚至是环境时，我们不应该将过多的关注置于移动媒介本身，而应去探究媒介与流动之间的关系，即媒介的使用如何嵌入人们的流动生活之中，从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新流动范式对传播学的纠偏（李立峯，2019）。厄里通过综合分析实体流动和虚拟流动，进而把人员、物质和信息的流动都纳入当前传播研究中，是对传播研究范式的丰富与发展。特别是呈现一种看待传播议题的新视角和新框架，有利于摆脱媒体中心主义的窠臼。

第二，流动性理论启发传播学者关注流动中的弱势群体，以及这一群体如何通过媒介技术等方式来参与到公共领域，形成身份认同（Witteborn，2019）。莫利也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并提到“垂直流动”的概念（Cwerner，2006；Morley，2017：84）。类似的概念还有莫利提出的“等待的政治”（Morley，2017：86），谁进入一个空间中花费的时间越多，谁的社会阶层就越低（无论是地方性还是全球化语境中）。

虽然本文认为约翰·厄里的社会学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问题域和研究议程的拓展具有启发的意义，但是戴维·莫利教授在与笔者针对该问题的沟通中并不认为厄里本人对传播学有任何直接的贡献，莫利教授说，“当他和他在兰卡斯特大学的同事们创立《流动》期刊，并开始谈论一个新流动范式时，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因为我看到我可以在他们所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并将其与传播问题更直接地联系起来”。但是，莫利也谈到，厄里和他的同事们对传播学的贡献只是间接的，“我见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开始与他们的对话。他们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媒介和传播的传统关切，事实上，他们对电视研究持一种陈旧的（甚至是不以为然的）的态度，认为这项研究是不重要的，并且也不值得关注——这是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方面!”可见，厄里以及他的同事们并未对媒介有更多新颖的想法，新流动范式的提出也并无传播学视角的考虑，倒是莫利从中发现一些对传播研究有启发的内容，“厄里、皮特·阿迪（Peter Adey）和其他人通过旅游、公共交通和经济移民等方式对人口流动的人口统计学所做的工作对我也非常有用。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他们也开发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分析模型，在此之前，民族国家一直是社会科学中的常规/标准分析单元。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跨国层面的方法论对我很有帮助”，并且，“他们确实为我和其他学者（如美国的Jeremy Packer）提供一个有用的资源/视角，可以在传播学中有效地应用”。从莫利教授口述来看，厄里的新流动范式被传播学所关注，关键来自一些传播学者跨学科的敏感度和想象力，才有可能实现理论接合与转换，将社会学理论迁移到传播学研究中，成为传播物质性研究路径重要的理论来源。也就是说，以戴维·莫利为主的一些传播学者，通过对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的阐释、理解或者迁移，桥接社会学理论与传播学之间共通的部分；或者说传播学本身就包含这些内容，只是在跨学科的激活和“互助”之下，展现新的研究“面孔”。

四

传播学对“新流动范式”的涵化

及其传播研究议程拓展

（一）物质与虚拟连通：“新流动范式”与重返传播研究物质面向

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物理和虚拟空间的混合体中。这里的空间，包括虚拟空间、实体空间以及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交互之后形成的空间，这与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概念有相似之意（1996），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相融合又超越于两者。虚拟空间不能跳脱于实体空间之外，人们以为自己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逃离实体空间的束缚。实际上，对于虚拟空间“消失的边界”的乐观想法往往显得一厢情愿，看起来无拘无束的流动以及快速传输过程，都嵌入在特定的物质关系中，正如厄里所言，虚拟空间并非独立于物质空间的独立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复制早期物质基础设施的结构和模式，并且是社会与时代语境的产物（Urry，2002）。因此，当以媒体为中心的视角去考察空间问题时，虚拟空间是电子媒介景观；当把传播研究的视角转向庞大的物质交通系统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由流动再造的各种虚实接合的空间，空间问题的研究议程和旨趣就明显扩大和深化。现实的物质空间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认为虚拟空间代替实体空间是一种去语境化的判断，尽管网络建构的虚拟空间已经成为全球化最直接的背书，但是“由集装箱和各种航空、铁路和公路网络组成的全球系统，尤其是集装箱在流动系统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为生活在富裕北方的民众提供约90%的‘一切’”（Birtchnell，Savitzky & Urry，2015：1），这也佐证当下传播体系仍旧是新旧媒体叠加和共生，而不是一种新媒体代替另外一种媒体。

大众媒介的发展以及传播学的学科建制，使人们更容易从符号层面来考察传播的发生而忽视原本存在的物质面向。新流动范式强调物质性与流动性之间的连接，结合物体、技术和社会性，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除了对物质基础设施的关注之外，物质性意识还体现在流动系统的周期化。厄里认为流动并非新现象，要避免在“新”“旧”媒体之间过度的二元划分。同样，物质性强调新旧媒介之间具有连续性、重叠性和共生性的特征。新流动性范式探索各种流动形式的物质维度以及其对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经验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物质本身是如何流动的，因此流动性理论的贡献在于说明物质性如何成为流动性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且提醒我们传播研究要回到“沉重的物质世界”，要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像莫利提到的全球运输系统的核心——集装箱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全球运输的成本，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基石（Morley，2009）。传播研究如今正陷入彼得斯所说的“理论的贫困”，通过发现传播学中的物质性与流动性元素，从而寻找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可拓展的研究内容，赋予传播研究新的活力。

（二）传播研究范式更新与议程拓展

将“流动”这一概念引入到传播学研究有其研究基础。“流动”概念也可以称为“移动”，即位置的移动和改变，缺乏对空间实践以及具体内涵的感知。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在1894年提出“传播作为运输组织”的观念，这也就解释为什么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念总是与交通运输联系在一起（黄骏，2021）。早在1978年之前，中国在引入西方的传播学之时就使用“交通”一词。由此看来，早期的传播学认为传播是在交通的基础上进行人和信息等资源的流动。孙本文也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普遍使用广义的传播（包括交通）这一概念，并且传播在城市流动与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刘海龙，2015：114）。而据早期新闻史记载，记者在当时被称为“旅人”，也道出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流动”与“传播”之间的本质联系。由此看来，流动研究和传播研究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流动性理论把“媒介”和“传播”等关键概念放置在广义范围内，并非将传播当作信息的流动方式，而是通过将传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考察传播活动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从而开拓传播研究的新的议程。

1.超越媒体中心主义

一直以来，当人们谈论到传播时，人们总会认为构成传播的是图像、信息、语言、意识形态等内容，这种假设形成的认识论困境导致传播学陷入功能主义的困境中，因此有学者提出要将物质性与流动性转向作为传播学的出路（Wiley & Packer，2010）。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认为传播是符号和物质技术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的编排和组合过程，构建和抑制着不同话语的互动和流动模式（Morley，2009）。在这个更加广泛的框架内，媒介不仅仅包括符号的流动，还包括人、物品的流动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框架的流动方式。在流动转向的背景下，更应该将传播这一概念置于更加广泛的背景下去思考。从这个角度来看，传播不仅仅有关话语和文本实践，还适用于规范身体、物质、信息和金钱的流动，以及构成交通和传播的基础设施和权力机制。尤其是在当前传播“内眷化”的背景下，通过流动性等理论来应对当前传播学面临的危机尤其必要。借助于厄里的研究的启发，莫利提出传播研究要超越“媒体中心主义”：首先，厄里将火车、汽车等日常运输工具看作媒介，并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Urry，2012：59）。但另一方面，汽车作为私人化的产物，也在不断地侵蚀着社会公共空间并导致其衰落。厄里将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视作城市发展的基础性媒介，作为城市发展的动线，是流动得以实现的基础。其次，厄里还关注非言语传播在人际沟通中的功能与效用，他认为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都是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媒体中心主义”着眼于文本和对话的特征，厄里的媒介观也给当前传播研究带来更多的思考空间，日常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媒介构成的，媒介构成流动的路径，正是流动的传播以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才形成社会整体的延续与发展。

2.传播与交通领域的融合

近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关注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信息传播中的象征、机构和技术维度，而对人和商品的流动性的分析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交通研究的范畴中，并且被传播学研究者所忽视，这就割裂传播的原始内涵。实际上，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确存在交叉重合之处：首先，虚拟流动（偏重于传播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实体流动（偏重于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为载体和基础的；其次，交通运输过程也涉及对传播媒介（电子通讯工具）的使用（Golbuff，2014）。马特拉认为当代媒介理论的困境在于失去其历史根源，而这一历史根源囊括运河、道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等交通系统（王鑫，2020）。交通研究领域将流动看作是孤立进行的，主要关注流动的经济效益和规模，但交通不能被简化为狭义的经济功能，其运行模式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传播地理学秉承交通和传播都有“构成性”和“工具性”面向的观念，将两者看作是相互依赖、紧密结合的。

作为社会学家，厄里始终对全球化进程进行追踪考察，其中作为全球化进程的核心之一的交通系统引起他的关注。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厄里对交通领域的研究不仅止于理想主义。交通系统固然为流动提供技术支持以及诸多便利，但也带来诸如气体排放、病毒等“坏东西”流动性的增加。由此看来，厄里更多关注的是交通作为社会实践所具有的深层张力，而非作为位移工具的显性内涵。厄里试图超越交通研究与社会研究的二元框架，在这里，传播学并非独立于交通研究的领域，相反，它被理解为交通研究以及物质和文化组织的特定逻辑，在一系列不同的语境下与交通研究领域产生重叠与联系（Sheller & Urry，2006）。在传播的视角下，流动被赋予意义，但这不是简单地凭经验对诸如距离、速度、运输工具等物质现象进行“白描”，而是通过这一社会建构的过程来丰富地方这一概念，这就避免将流动过程简化为一种流于表面的抽象隐喻。

3.流动的现实与传播研究的接合

在液态现代性的背景之下，仿佛一切都处于流动之中，但是流动真的就会带来去边界化吗？答案未必如此。尽管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流动方式，但物质空间是无法被改变的，地理的边界从未消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强的。无论是匈牙利与奥地利边境之交修建的围栏，或是新冠疫情危机之下各国紧闭的国门，都在提醒人们，他们想象的无边界的、无管制的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流动仍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任何“地理消亡论”的观点都陷入技术中心论的乌托邦之中（Morley，2017：54）。地理距离从未消亡，只是当前技术对个人的赋权改变人们的流动方式。对一个概念的评价必须要还原到它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框架中加以把握。厄里从空间转向这一概念入手，试图从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及诠释流动的五种形式，将人员、物质和信息的实体和虚拟流动结合起来，这一学术探索是对“地理消亡论”观念的纠偏，也使得传播研究与社会现实有更多接合的可能。

对物质的关注也使得厄里将虚拟流动的数字鸿沟映射到现实之中。一直以来，厄里是反精英主义和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拥护者。在他看来，所谓的全球化与流动性都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视角所描绘的未来蓝图，但实际上很多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是受限的，这一点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适用。尽管像迪拜这样的消费国家对世界上的所有公民开放，但这一切都是基于富人，尤其是西方白人的喜好组织和存在的，而那些来自第三国家的人们更多地是作为打工者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与此同时，他们的流动也是受限的，这也是阿迪提出的“流动的非自主性”（Urry，2016：112）。此外，厄里还是第一批关注流动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也就是流动带来的“坏东西”（bads）。当我们大多数人通过观看历史的后视镜，研究历史来推动研究的时候，厄里也在向前看，未来的世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有可能的，这也是他作为社会学家的责任和使命。这也启示传播学研究重新发现研究的主体，发现那些被遮蔽的、被忽略的群体的大多数。

五

结语

在考察传播作为一种广义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关于流动性的探讨显得非常必要。流动性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流动对社会的建构使流动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再现，而是嵌入其中进而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社会关系。流动对全球、城市以及家庭都产生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流动所需的燃料影响全球气候，并将风险和疾病转移至全球；从中观层面来看，流动性改变国家和城市的形态，促使国家和城市转向强调社会空间的历史性、地理的多态性、规模的重构和国家空间的再造；从微观层面来看，流动性改变人们的流动方式，使得强弱关系得以通过通信设备等方式来维持，也改变人们的传统的“在线”与“缺席”的观念（Hannam，Sheller & Urry，2006）。尽管厄里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传播学者，但其学术思想通过戴维·莫利等学者引入至传播学领域中，其方法也间接地影响着传播学领域。

此外，基于当前的流动性理论，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关于人与“居住机器”的关系，一些小型化、私有化、数字化以及流动化的媒介，例如随身听、手机、笔记本电脑、个性化智能汽车、互联网等硬件设备，这些可流动的媒介越来越多地与人类结合起来，年轻人甚至将他们的手机描述为自己的“义肢”，在身体上与他们紧密相连。那么这些媒介的流动是作为人的延伸还是作为独立于人的身体而存在？其次，随着交通和媒介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其中也存在“流动的悖论”。一方面，交通工具以及媒介的更新使得人们流动的效率越来越高，作为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但在流动过程中，人的身体却是相对静止的。如何理解这一流动的悖论？这些问题都给传播研究者更多可思考和延展的内容。在后疫情时代，流动与静止已经从传统的字面含义变为一种表征与隐喻，谁能流动，而谁又停留在原地，成为日常生活的实体空间中的争议话题，这就涉及到网络资本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区隔与差异，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厄里的理论基础之上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内容。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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