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无法插手中央调查部，康生抱怨：我同它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

康生

前言

建国后，康生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然而，这些职务都不是康生想要的。在他看来，这些职位都不如当社会部部长时，那样有权有势。

后来，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总理和杨尚昆领导，前后两任部长都对康生心存看法。因此，康生一直无法插手中央调查部的事务。对此，康生多有怨言……

早年的成长经历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康生去世后，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悼词也是颇多溢美之词。

康生

然而，康生在实际上是德不配位的。他善于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惯造冤假错案、擅长乱中获利的“精湛”技艺，始终官运亨通盘踞在党的高层内。事实上，康生是反革命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直接参与了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政治幽灵。

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康生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他的《悼词》，把他的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将他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罪恶行径公布于世。

除却康生犯下的这些罪行，他的才华也是让人首屈一指的，要不也不会成为党内的高层人物，只不过是隐藏得更深而已。说起来，康生的才华与他的出身有着很大的联系。

1966年8月，在谈到自己的出身时，康生说了一段比较客观的话，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可信的。他说：

我的家庭是个反清的家庭，八股不叫搞了，但又怕嫖，也不让吸食鸦片。它允许搞琴、棋、书、画、元曲，也是因为蒙古人不搞科举……

康生的书法

从康生的话里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身份标榜为一个文化人，“古董鉴赏家”，“戏曲专家”等，大抵是出于他的家庭环境。

康生的祖上是明朝的官员。到了清朝，家里便没有了官员，但是却有着庞大的产业，曾经挂过“千顷牌”。

1898年，康生出生山东诸城县大台庄，本姓张，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张耘，乳名张旺，笔名鲁赤水。

在康生出生的时候，张家虽然比巅峰时期没落了不少，但依然是一个大地主家庭。然而，因为父辈们经营不善，还是一年年没落了下去。

诸城的四大家族分别为张、臧、王、孟。在康生年少的时候，张家依然有良田800多亩，更是在青岛等地有不少产业，依然家产丰厚，是诸城四大家族之首。

康生与人交谈

在老家大台庄，张家还有一座“张家庄园”，康生的曾祖父张鸿义是京师国子监的贡生；祖父张葆元也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文化学者；父亲张发祥也是一个秀才，这样的身份，让他成为了一个与普通地主不同的当地士绅。

正是这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和文化底蕴，张发祥觉得他家应该和普通的地主不一样。那时候，张发祥还为老家的“张家庄园”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儒学名称：

南树德堂

据有关资料显示，“树德堂”指的是私家铸造的铜器上的一个款识，在铸造那个铜器时代，这个款识是用在王公贵族的自用器物上的。

可以看出，张发祥之所以这样为自家的老宅命名，一来是显得自己有文化，二来是说他家与普通地主不同，是立于他们之上的。

在这样的家庭中，康生也有一个绰号，那就是诸城著名的“张家二大少爷”，也被列入花花公子之流。

康生旧照

在7岁的时候，在父亲张发祥的安排下，康生跟随家里聘用的家庭教师学习了儒家教育。期间，康生与兄长和那些堂兄长们一起，读了《三字经》和《千字文》这些道德文章。还学习了一些中国政治、历史等入门读本。

那时候，这些课文是非常晦涩难懂的。为了让学生们记住这些课文，老师便让他们不断地抄写，抄了一遍又一遍。对此，康生心里很不愿意。因此，年幼的康生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这些儒家道德准则的尊重。

张发祥虽然经历过光绪皇帝于1901年关于废除为官僚政治挑选新官员的传统科举制度，提倡现代的、西方式的教育，但这没有让他放弃对后辈进行儒家教育，来让他们成为一名在他眼中高贵的士绅。

事实上，张发祥坚持这样的教育，也为康生带来了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书法家和画家后期资本。纵观康生的书法，可以看出他精通各种字体。其中，最出名的是草书，甚至被称为建国以来草书造诣最深厚的书法家。

陈叔通曾经做过一个现代书法功力最为精湛的几个书法家排名，经过几个方面的斟酌，陈叔通认为，康生位于郭沫若、齐燕铭和沈尹默之前，当居首位。就算是后来，依然有许多人对康生的书法赞不绝口，极为推崇。

康生的书法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此后，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散落各地。

那时候，康生因家资丰厚，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经常和一些朋友出入于茶馆、饭店和剧院，甚至和那些朋友们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并在关二爷的塑像前立誓：“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当然，能与“张二大少爷”康生结为兄弟的，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大多是一些富家子弟，或是当地流氓。

这些人经常混迹于风月场所，逛窑子，吸鸦片几乎五毒俱全，样样均沾。但康生好像没有吸食鸦片和嫖娼的记载，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家里不允许。

当然，与这些人混在一起，康生也不是一点儿长进没有。那时候，在一些会武术朋友的指导下，康生学习了剑、刀、铁棍和拳术等传统格斗技术。

后来，在一次参与了与他人斗殴的事件后，康生被父亲张发祥关在家里，好几天不让他出屋。

张发祥之所以如此处罚康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家是书香门第，不应与那些经常斗殴的人一样粗鲁，让人看不起。

后来，在张发祥眼中一个叫做陈舜庭的正面人物来到家里，为康生说情，替康生找了一条扑救方法：

让他带着康生去青岛附近的德国传教士办的中学里去读书

1914年，康生来到青岛，进入礼贤中学学习。这就是康生自己所说的还上过“洋学堂”的事情。

据康生自己所说，他在青岛结识了清朝遗老曾经教过宣统皇帝的陆润痒，两个山东庄园王麦彭和曹鸿勋，以及一个刘姓探花。

此外，康生还非常喜欢地方戏，并在戏曲的欣赏上有着不俗的眼光，这也是他称自己为“戏曲专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生批注《中国戏曲》

1915年，康生17岁。为了约束康生，父亲张发小找了邻近陈家庄的地主陈玉桢的女儿陈宜，为他定了一门亲事。

在张发祥看来，这样的亲家是与自家相称的，至少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是门当户对的。当然，他家比陈家多了一个头衔，就是士绅。

1916年，在婚后的第二年，陈宜为康生生了一个女儿。然而，这样的家庭对于康生来说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就是，这不是他想要的。

1917年，对张家来说，是灾难的一年。这一年，土匪袭击了“张家庄园”，不仅抢走了张家的大量财产，更是将康生的一个哥哥打死。

一夜的劫难后，张家决定举家搬迁。不久后，张家搬到位于青岛西面不远处的小镇诸城。在这里，张家拥有好几块土地。经过比对，张发祥在镇中心南街的一块地皮上建了一幢气魄宏大的房子。

为了保卫这个家，张发祥还在房子周围建了一道坚固的围墙，并修了一座两层的塔楼，设置了警戒门房。

康生旧照

诸城虽然是小镇，但是各色人等俱全，也不缺流动剧团定期带来的戏曲。在表演的时候，演员们画了脸，为小镇居民上演中国传统的一些经典剧目。当然，只要有表演，经常可以看到康生的影子。

在诸城，康生经过一年多的教师讲习所教育，取得了成为教师的资格。后来，康生进入当地的一所县属小学，教孩子们学习音乐。几年后，康生还当上了这里的校长。

向政治幽灵的转变

1924年，在陈宜结束了事实婚姻关系后，康生前往上海。7月，康生考入上海大学。康生离开诸城后，陈宜和两个孩子留在诸城，和康生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在上海大学，康生的系主任是中共党内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康生接受了革命思想。

瞿秋白

1925年，康生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康生先后担任了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等职。

1927年，康生与在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做纱厂女工工作的曹轶欧结了婚。

1929年，王明带着“二十八个半真正布尔什维克”，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回国内。很快，王明来到上海。

对于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康生十分敬仰，很快就倒向了王明，对其唯命是从，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一些“关系”，为王明办了不少事。康生的俯首帖耳，获得了王明的赏识，两人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依存关系。

1930年1月12日，在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王明被捕入狱。

王明

在监狱里，王明考虑到自己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便擅自买通了一个狱警，让其帮助自己送信。在信中，王明写道：“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

2月18日，在党的营救下，王明出狱。然而，王明的行为却不符合党的纪律。因此，党中央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中宣部和《红旗》报，让他到全国总工会工作。

一次，在以公开身份作为国民党某要员的秘书时，康生获得了一个重要消息：王明所在的“点”被特务包围。

很快，康生便驾驶着汽车冲入被特务包围的“点”内，将着急出走的王明救了出来。对于康生的救命之恩，王明非常感激，将其视为自己的“知己”。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瞿秋白主持了会议。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

李立三

在这次会议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这比中共中央11月16日收到国际十月来信的时间，早了三天。

王明等人之所以比中共中央早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因为他们从由莫斯科回国的沈泽民、夏曦等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得知了国际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这样的时间差，给王明上台创造了条件。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逼迫中央承认他们反“立三路线”活动是正确的，并要求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样一来，王明等人就站在了正确的制高点上。

12月，共产国际委派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自来到中国，指导中国共产党贯彻国际路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扶植王明上台。

王明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为了确保王明顺利上台，米夫提议，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确定王明等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并且和中央委员一样，既享有发言权，又享有表决权。

此外，在会议召开前，米夫还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甚至提前拟定了准备补选的中央委员和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并在会上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大会提出了他们拟好的名单。

在米夫的精心安排下，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实现了他一步登天的愿望。

当然，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唯王明是从的康生，也竭力支持王明上台，表现出了一个听命小弟该有的角色。

向忠发

六届四中全会后，虽然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仍然向忠发，但党的最高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由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手中。

此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全面推行，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统治了4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正代表，康生为副代表。此外，王明和康生还兼任了共产国际常委。

不久后，康生到达苏联，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长期在苏联工作。

在苏联，康生和王明相互配合指挥着国内的革命，大力推行“左”倾的革命路线。此外，在公开的场合，康生对王明极力吹捧。在王明到东方大学讲演的时候，康生会提前找一些学生，置在门口，对王明列队迎接。

康生

193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纪念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康生频频举杯，向王明祝贺，说：“祝王明同志健康！”此外，康生还带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1937年10月，康生回到延安。在延安，康生认为毛主席的地位已经稳固，王明没有了任何机会，便对王明反戈一击，劝说王明放弃政治野心，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不久后，康生见到了诸城老乡江青，和夫人曹轶欧为江青作了政治证明，并将江青安排到毛主席的身边照顾。

在延安，康生历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任职期间，康生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担任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由他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康生

1948年，因康生在许多工作中依然坚持搞“左”的一套，中央决定将他调离社会部，并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康生被派往山东工作。在山东，康生历任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康生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

然而，这些职务对康生来说，都不如当社会部部长时那样有权。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后，主要由周恩来总理和杨尚昆领导，康生一直无法插手。对此，康生曾抱怨道：“

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后来，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康生认为自己的机会到了，便指使人先后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和副部长邹大鹏打倒。

康生

1968年，康生取代周恩来总理，实际上掌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全面工作。这样一来，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要向康生请示汇报了。

直到去世，康生利用手中的权力，干了不少坏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成为了党内有名的政治幽灵，让人闻之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