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剪辑师是素材的“翻译” ｜ 专访于晓川

一百多年前，当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四个单镜头影片因放映失误而意外连接成一段完整叙事时，神奇的事情出现-剪辑诞生了。

于晓川，2011年开始参与纪录片剪辑工作，豆瓣评分9.4的剧集版《生门》就是她的剪辑作品，有位观众这样评价：“人生比电视剧精彩，也更痛的刻骨铭心。”

除了《生门》之外，她参与影片还包括纪录长片《城市梦》《他乡》等。「A FILM一部电影」纪录片创作营邀请到于晓川老师作为导师，分享纪录片剪辑上的种种经验和心得。在这之前，凹凸镜DOC有幸采访到于晓川老师，听听她为我们描述作为纪录片剪辑师的种种趣事。

于晓川：剪过一部纪录片，或者说做过一部纪录片，不管是哪个岗位，就跟读一个大专一样。

凹凸镜：所以其实挺有意思，纪录片是生活的渐近线。

于晓川：纪录片剪辑师就是要从海量素材去结构一个大的架构，我觉得这是它的核心功力。所以这时候剪辑师其实是一个翻译的作用，有一些导演没有想到、或者拍摄现场没有发现的东西，挖出来也是挺有意思的。纪录片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事情，一个人拿着机器就可以拍。其实剪辑师的使命就是挖掘素材最大的潜力。

纪录片剪辑师是素材的“翻译” ｜ 专访于晓川

采访：张劳动

编辑：裴嫣柔

凹凸镜DOC：晓川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育学硕士。您的学业背景与影像无关，为什么会从事剪辑工作？

于晓川：其实有必然也有偶然。之前一直是学教育学，毕业之后也当过一年老师，但是一直就对影视很有兴趣，就从美国辞职回国了，准备在影视行业里找工作。进纪录片领域其实是偶然，因为我当时在国内也没有这个专业背景，家里也没有相关的人脉，就到处打听哪里有跟影视相关的任何工作机会，辗转地通过朋友的朋友到了一个纪录片的剧组，就这样开始了第一份工作。

我现在就想，如果第一份工作到了一个剧情片的剧组，或者是电视台，可能也就朝那条路走下去了。

我第一份工作是参与一部文献纪录片的创作，做辛亥革命题材相关的。一做就特别喜欢。一开始还是编导，后面慢慢地就往剪辑上专注了，最后就比较集中在纪录片剪辑工作上。

我可能是对纪录片一直挺有兴趣的，想用影像来表达自己。

凹凸镜DOC：第一次见到晓川老师是在2021年FIRST青年电影展，您是纪录片单元的评审，还参加过凹凸镜的活动。但在之前，我是先通过影像认识了您，包括您剪辑的2020年上映的纪录电影《城市梦》，以及之前您剪辑的《生门》剧集版。因为您刚刚生了第二个宝宝，《生门》也是讲的一个关于生育的故事。剪辑这样的纪录片，会不会对于您在怀宝宝、生宝宝时候的心态或者是过程有一个小的帮助？

于晓川：我觉得帮助特别大。一个是我的心理准备非常充分。因为从素材里对于生产的各个环节，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最严重的问题，其实都有了解，有心理准备。在生产生孩子的过程中，你要面临各种选择，比如去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医生让你做各种各样的小的选择，我都有了很丰富的知识储备。包括给我打催产针，我都可以准确说出来药剂的名字，其实都挺有帮助的。

凹凸镜DOC：所以拍纪录片还有好处。

于晓川：对。之前《生门》的导演陈为军就说，你剪过一部纪录片，或者做过一部纪录片，不管是哪个岗位，就跟读一个大专一样，你对这个行业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凹凸镜DOC：其实挺有意思，纪录片是生活的渐近线。所以您刚才说剪辑《生门》也可能对于您自己的生育有所帮助。您剪辑过剧情片，比如郑阔导演的《南风》，还有《坏蛋必须死》这样的商业片，也剪辑过纪录片。想问一下纪录片剪辑师和剧情片剪辑师的区别。因为我们知道纪录片其实素材蛮多的，剪辑起来不像剧情片那样，哪条NG，哪条是过，都很清晰。我觉得纪录片剪辑师特别伟大，因为要看那么多的素材，耗时耗力，十个繁琐的体力活。

纪录片《生门》

于晓川：对。纪录片剪辑和剧情片剪辑其实有点隔行如隔山的感觉，虽然好的剪辑师肯定是两边都可以兼顾的，但是它需要的核心技术其实不太一样。纪录片剪辑师就是要从海量素材去结构一个大的架构，我觉得这是它的核心功力。剧情片剪辑师应该是有剧本的，可使用的素材其实是相对来说确定的，可能核心技术就是细节的把握，节奏的把握，还有一些工艺流程这些方面。

凹凸镜DOC：纪录片剪辑师也是化腐朽为神奇。比如有些纪录片是边拍边剪辑，有些线索其实是在剪辑台上发现的。剪辑师收到了一天的素材，剪辑时发现，哪个人物的线索或者故事更有意思，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摄影师和导演，在后面的拍摄可能就会更侧重于拍这个东西，可能这条线就完整了。所以纪录片剪辑师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功能和作用？

于晓川：对，有的时候导演在现场不一定能关注到那么多的细节，而且有的时候关注到的镜头素材，拍摄不一定能捕捉到或者呈现出来。在剪辑台上，镜头会把现实中的这些元素放大，然后你就可以从中去抓住一些核心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去延伸。所以现在有很多片子是随拍随剪的，剪辑师不是在所有拍摄完成之后再介入的，可能一边拍摄，同时素材就传回来了，或者阶段性地去剪辑，这样就给后续拍摄提供一些思路。

凹凸镜DOC：其实对于我来说，纪录片剪辑师有点像干体力活的，打一个地基。因为纪录片素材常常几十上百小时，纪录片剪辑师要把素材全部看完，然后在里面类似于切出一些重点词句，做一个纸上剪辑，最后再做一个线下剪辑，真的很耗体力。我之前有做一个拍摄了两年的片子，后期导演光看素材就看了整整一个月，但是它又有很多的魅力。您能分享一下，比如说哪些瞬间会觉得做纪录片剪辑师是很快乐的？

于晓川：它确实是很耗体力的，你说的看一个月都算少的了，我之前接的片子基本都是以年为单位在剪辑的。确实是可以在素材里发现一些小惊喜，而且我觉得剪辑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其实不是照图施工，而是一方面你需要去从宏观上把握这个片子，了解导演想表达的东西，最后把它实现出来；另外有一些小细节，你可以有一些导演没有想到、或者拍摄现场没有发现的东西，通过素材你看到了，把它挖出来，也是挺有意思的。

纪录片《城市梦》

凹凸镜DOC：您刚才也聊到，最早您不是学剪辑出身，先是跟着剧组。如果我也是一个立志想做纪录片剪辑的人，我怎么能够进入纪录片剪辑这个行业？

于晓川：这个行业其实之前有没有学术经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剪辑，其实对素材的理解能力是最重要的。你如果有特别丰富的生活经历，反而是一个加分项，别的行业的经验都可以迁移到纪录片剪辑里面。只是说你掌握一个基本技术，可以上手开始去干，就可以起步了。现在软件学习又这么简单，并不难，而且有这么多培训课程，比如说我马上要去的“A FILM一部电影”的课程。这个课上下来之后，你其实对于纪录片制作全流程就有一个很充分的了解了。你对哪个环节有兴趣，你就可以从助理开始做，其实入门并不难。

凹凸镜DOC：我想到周浩导演那句话，他建议年轻人30岁之前不要拍纪录片。刚开始我会觉得这个好武断，但包括刚才跟你聊，我发现他这句话有一定道理的。原因是如果你的生活阅历够的话，你的影像会穿越生活本身，挖到里面更肌理的东西。可能确实现在技术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能理解，比如这个人说这句话背后的东西，以及行为背后的原因。这可能确实是考验纪录片导演功底的事情，同时可能也是在剪辑的时候需要去发掘出来的东西。

于晓川：你说得特别对。一个是现场导演能不能再深入，去往深了去挖掘，能不能拍到。在剪辑台上也是，同样一句话，可能这个人就会觉得这句话不重要，就不把它剪进去，另一个人就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其实对事情的理解是你判断的基础。

凹凸镜DOC：但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因为纪录片确实是这样，比如导演对素材最熟悉，我们一般是让像希望让导演先剪一个版本，然后再给剪辑师碰。但有时候导演经常会不大想放权，觉得这是我自己拍的、自己剪的，如果剪辑师和我的想法不一样怎么办。所以纪录片剪辑其实很多时候会需要有一个一定的底线和坚持，还有怎么和导演去合作，因为有些导演可能觉得不放心这样子。

于晓川：我运气还挺好的，我碰到的导演可能都是有经验的比较多，像陈为军、周浩。他们挺会跟剪辑师合作的，他们放权还是挺充分的。一般跟导演合作，其实不太建议导演完全自己剪辑，至少精剪的时候请剪辑师来协助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导演在现场，对这个人物、对现场发生什么都了解得太多了，就有一些画面外的信息干扰剪辑时候的判断。还有一些时候，导演跟这个人物感情也特别深，关系太密切了，就不自觉地带入一些个人情感，或者一些导演知道但是观众其实是get不到的信息。所以这时候剪辑师其实是一个翻译的作用，就是把导演想表达的核心的东西翻译成观众能听懂的语言传达出去。

很多时候导演的表达和传达其实是错位的。导演觉得我这事已经说清楚了，观众觉得不太明白；或者导演说我这场戏能体现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观众看完了没有感觉，甚至是觉得体现的是反面的一个性格，剪辑师就可以用第三双眼睛去看，用一个客观的视角去看素材，然后把它收拾出来给观众看。

凹凸镜DOC：纪录片剪辑师又辛苦，有时候也是默默无闻的。因为大家看一部纪录片，更多说导演怎么样，纪录片剪辑师往往在幕后，可能这方面会有一点寂寞，这种寂寞您会有消解吗？或者您觉得其实没所谓。

于晓川：其实不会。之前我们行业内剪辑师也聊过天。其实你看一个片子很鲜明，这个导演的片子是什么。导演会有自己的风格，大家也都能识别出来。但是你很少说这个片子是谁剪辑的，你的剪辑风格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对了的。如果我剪谁的片子，一看这是于晓川剪的，那就不对了。因为每个片子有自己的风格，素材有自己的生命力，其实剪辑师的使命就是挖掘素材最大的潜力，然后去帮导演实现其风格。那就是要把自己给隐形起来，或者说像变色龙一样。跟不同的导演合作，就要去成全其风格，最大化完成导演想表达的东西。

凹凸镜DOC：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有两年金马的最佳剪辑，有一年是给了《音乐人生》，一部纪录片获了最佳剪辑奖。另外有一次是给了李博。

于晓川：我觉得这是挺不容易的。

凹凸镜DOC：和剧情片一起去竞争这个剪辑奖，没想到纪录片还能获胜，这其实也是对大家一种鼓励。

于晓川：对。你说到纪录片剪辑师幕后工作的心态问题，我觉得我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其实对这个片子最熟悉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剪辑师，因为素材看太多遍了，台词都倒背如流，但是最后在所有的场合，可能你是不被提到的，或者是不被知道的。但是到了后面工作时间久了，可能有一定的经验了，可以自己选择合作者了，就发现还是越来越被尊重的。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次就是剪的一个片子，李婕导演的《他乡》，在传媒大学的“半夏”获了一个奖。导演之前请我去现场跟她一起参加那个活动，当时是不知道她要去领奖的，后来点到她上去领奖的时候，她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就说感谢剪辑师于晓川，跟她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特别开心。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剪辑师，被一个导演在台上点名，那个是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事。

凹凸镜DOC：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剧情片剪辑师也开始剪辑纪录片了，包括董雪莹导演的《“炼”爱》，她的剪辑指导是孔劲蕾老师。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切换还挺有意思，比如做完纪录片剪辑师，是不是做剧情片剪辑也可以。

于晓川：我有很多新技术要学，我之前去剪过一段时间的剧情片，作为剪辑师什么都想尝试一下，发现可能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最后就还是选择了回归纪录片。因为剧情片的剪辑，比如需要去跟组，在外面一住就是几个月，高强度的剪辑。纪录片可能节奏会稍微慢一点，尤其是我平时剪的这些独立纪录片。另外，纪录片剪辑可能对于编剧、对于结构的贡献可以更多，有更大发挥空间，就觉得更有意思。

凹凸镜DOC：对，可能这也是剧情片剪辑师想做纪录片剪辑的原因。发挥的空间更大，或者说剪的东西更有意思，会发现原来现实中的人是怎么去表演，怎么去说话的，这可能比那种程式化的表演更加让剪辑师产生兴奋，是这样吗？

于晓川：不说那些特别棒的纪录片，就有的时候我剪一些比较商业化的，或者是那些有点半广告性质的小纪录片，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素材是真实的，你见到的是真实的人发生的真实的事儿，你看看素材你就觉得挺有乐趣的。

凹凸镜DOC：其实现在纪录片的工作也是特别的多，除了会剪一些长片，有一些比如平台定制的，或者一些小的纪录短片也是会很多，对吧？

于晓川：现在有好多广告性质的那些，比如一个机构想做一个自己的宣传片，可能现在慢慢地有很多人尝试用纪录片的形式去做。

凹凸镜DOC：我觉得很多小伙伴也可以报名纪录片剪辑工作坊，报名纪录片剪辑这个方向。如果学会了以后，可能可以有很多更多的剪辑机会，让自己在剪辑方面更有成长。您这次是受邀做“A FILM一部电影”的导师，在之前您曾经做过IDF西湖纪录片大会的纪录片剪辑工作坊的导师，能讲讲那次做导师的经历吗？

于晓川：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A FILM一部电影”其实是一个课程性质的，就是学员来学习纪录片制作，从选题、制片、导演、摄影、剪辑，就是纪录片制作全流程，教给学员怎么做。

西湖IDF那次是已经有了成熟的片子，然后导师去帮忙再修改一下这样的性质。西湖那次我们看了，我忘了多少个片子，然后选出了四个我们觉得比较有潜力的片子，进的工作坊。在那工作坊上就是四个导师和四个片子一对一地去指导修改这样。

凹凸镜DOC：参加“A FILM一部电影”的学员，可能自己之前也拍了纪录片，但不知道怎么剪辑。因为去拍其实相对容易，跟人呆了几个月拍，但怎么剪确实不知道，一头雾水。我甚至见过两三年的素材也不知道怎么剪，因为太多头绪太难了。这个就可能需要您做一个指导，会剪出一个粗剪来，您再给做一个精细化的指导，会这样吗？

于晓川：那太欢迎了，这样肯定是最理想的。“A FILM一部电影”其实有各种学员，有自己已经有成熟作品的，也有对纪录片特别有兴趣但是还没有开始的，也有自己零零散散拍过但是没有成片的，各种程度的学员都有。如果有成熟的，就是有自己的粗剪，我们肯定很乐意看到，并且给一些方向上的建议。

凹凸镜DOC：除了您在IDF做过导师以外，您在2021年也做过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单元的评审。能讲一下如果您做一个纪录片评审的话，是不是会侧重于看这片子剪辑的方向？以及怎么去判断一个片子能不能达到入选的标准，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吗？

于晓川：如果是个人看片，肯定是自己喜欢什么会有不同的偏好。如果是作为评审或者像IDF那种导师去评片子的时候，会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综合考虑。比如除了这个片子本身，还有它的制片条件是不是成熟，它的市场潜力，议题本身的潜力，一个片子有没有可修改的空间，可预见的视觉效果或者是观看效果是什么，还有拍摄功力，导演的控制力。这些是综合考虑的，就不能只凭个人兴趣。

凹凸镜DOC：2021年您做FIRST的青年电影展纪录片评审那年，其实又出了好多好的片子，但是这两年感觉纪录片的声音小了，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没法去外面拍东西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于晓川：这两年其实就不好说了。但是我做评审那一年其实是有很多老导演都报名参与了，而且是在业界比较大师级别的导演，就像范俭导演，陈东楠导演，韩萌导演。可能正好这两年他们没有新作品，过两年他们有新作品了，又会是一个爆发点。但我觉得整体上好像两头分化比较严重，老导演持续创作，然后年轻导演好像还没有太跟上的感觉，就纪录片这块。

凹凸镜DOC：因为我也人到中年，我发现，比如青年导演第一部作品可能在学校里拍的，可能有家庭的支持，自己生活空闲比较多，而且第一部作品自带buff肯定很有意思，因为是他最想拍的。然后老的导演在这个行业有一定地位了，资源人脉其实足够维护生活。反而是这种年近中年的那种所谓的骨干导演很困难。因为如果有家庭，要照顾孩子。做一部纪录片的时间消耗下来，如果用同样时间做个剧情片或者别的片子、干别的事，可能挣更多的钱。所以反而中生代纪录片导演就遇到一个困境，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又可能有家庭生活的一个羁绊。

在2007年左右，我进入纪录片这个行业，我就发现那时候的纪录片导演好多都是退休的，也没事干，正好赶上DV时代，都带着设备，有一个导演查晓原就是去西海固支教了一年，第二年拿起摄像机去拍。然后西海固那里的人是知道他的身份，所以还挺尊重他，所以他拍纪录片就很顺利。这个也挺有意思。

但所谓新生代的一个困境也没法解决。您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当您的资源不够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是工作也衔接不上，会不会有这样的焦虑呢？

于晓川：剪辑师跟导演工种还不一样，剪辑师永远不会失业的。总是有人拍片子会找人剪的，工作来源上我倒没有什么困扰。但是你刚才说的中生代、年轻人和成熟作者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倒确实。比如我做FIRST审片的那一年，我就感觉出来，为什么中间有个断代。

新作者可能是从自己身边出发，拿着一台机器就去拍自己，比如亲友家庭故事，尤其是最近私影像很多，然后加上年轻人的这种真诚，这种思考，所以片子能出彩。成熟作者有一定的资源，纪录片创作就可以向产业化去靠拢，制作就更成熟了。

经常是从一个人的作坊变成了团队作业，会有现场的摄影、录音，有的时候甚至灯光、制片都有等等，后期制作一系列流程也都特别完整，影片的技术层面就更圆润了。然后导演在叙事上也会去探索，资本也会有很多支持。但是中生代的导演可能两头都不占，就会比较困难。

凹凸镜DOC：所以还要有一个熬的过程。相信未来会更好一点，因为现在互联网平台的定制纪录片，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纪录片也很多了，可能对于纪录片导演的机会也更多。我们那时候可能就只能进电视台，或者去一些别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但现在互联网平台也有很多的纪录片出现，包括《生门》的剧集版是在爱奇艺播放，效果特别好，反哺了长片在爱奇艺的播放量，也创造一个收视记录，我印象是很深的。我相信可能只要熬过一段时间，纪录片导演或者纪录片剪辑师的日子还挺好过的，因为一直都需要记录。

于晓川：但是我那天看了一个文章，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国家，纪录片工作者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清贫的一个工种，都不太富裕。可能很多人都需要去做另外一份副业，来养活自己这个工作。

凹凸镜DOC：我的经历跟您分享，我2007年去到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上海巡展，就在复旦大学，当时第一次接触的一群做纪录片的导演特别有意思。他们就是一个人完成的，那时候因为DV刚刚开始，有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完成了一部纪录片，拍得也很生动，我突然发现原来纪录片是一个很自由、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情，像作家的笔一样。因为如果你拍一个剧情片，要建个组特别麻烦，反而纪录片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让我觉得还是挺爽的，纪录片里有它的魅力。

于晓川：纪录片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事情。其实一个人拿着机器就可以拍，就像FIRST有一部最后主竞赛的片子《小人儿张》，就是作者全部拿手机拍的，这也是可以成立的。不管是你说的拍摄形式，还是创作形式和创作语言，都是非常自由的，这是它自由的一面。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这种小成本的，或者你说的DV拍摄的这种片子，如果想要有亮点，其实很依赖题材。如果题材本身没有那么出彩的话，可能整个制作的完成度还是会显得有点逊色。所以总体上来说，一人拍摄的纪录片可能在初期或者某些特定题材上是成立的，但是要往深远了走，你看现在成熟导演，其实还是都是渐渐向产业化、团队作业靠拢。

凹凸镜DOC：晓川老师您也做过评审，做过工作坊导师，这次为什么受邀来“A FILM一部电影”讲课？

于晓川：因为他们邀请我了（哈哈）。我觉得首先，现在能提供纪录片创作课程的这种机构挺难得的，而且说实话它是不太挣钱的。本来纪录片这个行业就不太挣钱，然后办纪录片的课程也不是很挣钱，你看它办的这几个课程，什么导演、编剧、摄影，其实纪录片这个课程的学费是最低的。从主办方来说，我感觉情怀还是有相当大的比重的，觉得这是挺有意义的一个事儿。

对我自己来说，一个是挺享受跟学生一起交流的感觉，还有我在讲的时候也可以就倒逼我自己再去学一些东西，然后把我之前的一些体悟、一些经验再给梳理一下，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进步。

凹凸镜DOC：是不是也是因为很多青年学生有纪录片方面的需求，因为他们可能日常中有很多拍纪录片的想法，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能够教他们。

于晓川：对。虽然现在门槛低了，手机就能拍，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受过一个系统的训练，又不可能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去换一个专业重读四年，所以这种机构提供的专业培训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

凹凸镜DOC：我其实也吐槽一下，自《四个春天》以后，拍家庭变成了所有人都在干的事儿。因为其实我2009年的毕业作品是拍的我爸爸，那时候觉得有做这方面研究的还挺少的，但后来发现好像全世界人都在开始拍自己家人了，这个也挺有意思。

于晓川：刚才说的FIRST评审那年，我忘了多少部片子了，得有五分之一都是拍自己家人的私影像。

凹凸镜DOC：怎么避免同质化呢？

于晓川：其实作为作者来说，很难去判断这个是不是同质化，因为你的资源和你的阅历就在那，可能你就只能拍到你的家人，或者你就是对你的家人感兴趣。我觉得私影像是一个挺好的起步的地方，因为你有一个特别独特的access，就是特别独特的你能拍到的这个点，别人拍不到你独特的视角和亲密度。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拍私影像，很多素材你觉得珍贵，很多回忆你觉得很特别，但是你得意识到它呈现出来对别人来说是什么样子。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就打比方，大家都见过朋友圈有秀娃的，每个妈都觉得自己的娃天下第一可爱，但是你看别人的娃你是什么感受？

有的你真觉得可爱，比如说特漂亮的或者特可爱的，有的你就觉得平平无奇。所以别人看你的私影像就是你看别人秀娃的感觉。除非你真的是能跟别人有一个共情的链接点，或者是你的娃特殊，别人才乐意看。不然你就是敝帚自珍，自己觉得特别好，你自己的天下第一，你自己的私影像特别了不起，但是别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凹凸镜DOC：突然想到有一年听到一个段子，我没看过那部片子。有一个纪录片导演拍自己的家庭，特别好玩，就是孩子三岁之前没有见过镜子，然后等孩子三岁的时候，导演突然让孩子看一下镜子，想让孩子第一次见到镜子里的自己有一种特别惊恐、或者是没见过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私影像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但这个算是摆拍，其实这种也许有个伦理问题。

于晓川：是，这挺好玩的。

凹凸镜DOC：晓川老师我们能不能一句话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纪录片剪辑师的作用？

于晓川：一句话，我最怕这种一句话的这种问题。我们在跟导演沟通的时候，首先做一个事，就是一句话描述你影片要讲什么，就在打磨这一句话的过程，大家去整理思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你说要一句话总结剪辑师的作用，就是连接导演和观众的桥梁。

凹凸镜DOC：刚才我们聊到家庭私影像，又回到这个话题，怎么在一个类似于流水账的生活中把一些东西提炼出来，这个其实挺难。其实这两年私影像有很好的片子，比如黄树立的《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去年横扫各种电影节的最佳短片，充分说明私影像它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怎么能够把这种私影像让更多人能够感同身受和理解。

于晓川：是的。私影像只是一个形式，它并不是问题。它的核心表达才是决定它是不是能闪光的东西。

凹凸镜DOC：您能简单讲一下您的工作流程吗？会先看素材，做纸上剪辑，去找到故事再去做实操吗，大概一个什么流程？

于晓川：这在“A FILM一部电影”里是一天的课，就叫“纪录片剪辑工作流程——从海量素材到成片”。它其实就是一步一步告诉大家怎么从素材梳理思路，怎么处理这些素材，怎么精修，最后怎么成片修改等等。

简单地说工作流程。先是拍摄现场，拍完了以后素材整理，或者说素材管理，包括最重要的做场记，素材要分门别类地放好。之后进入工作状态之后，先是跟导演沟通，主要是沟通创作理念，要表达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后面都会以此为依据和参考。再下面开始是素材筛选，场景剪辑。就是把那些原始素材过一遍，然后把可用的东西给拎出来，相当于你把一堆木头变成了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你就可以用这些积木来盖房子了。

再下一个环节就是你说的纸上剪辑，就是搭结构，每一个场景或者说每一块积木我们都会做一个卡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方式，每一个场景就是一张卡片，然后可能不同的人物会用不同颜色的卡片，这样最后就是花花绿绿一堆小卡片，用这些卡片去排结构，然后就调整。在纸上排完了之后，在时间线上把它实现了，看看效果，然后再去调整那个纸，再去时间线上实现，这样反复。

最后结构确定了之后，相当于用积木把房子都盖好了，然后下一个环节就是精剪。精剪相当于把房子再给粉刷一下，再把细节打磨打磨这样。

凹凸镜DOC：我听过一个做后期的朋友说，其实有些前期拍摄、声音方面有些东西可以后期弥补，但是这个千万不能跟导演说，因为这样导演在前期的时候可能就更不注意了，说没事后期反正会做，但结果后期的工作量巨大，拉的工作时长越来越长，导演反而还问怎么给你这么长时间还没做好？

这实际上是前期没做好的原因，重担全都交在了后期方面，其实也是一个不是很公平的事。所以来上晓川老师的剪辑课，前提是你前面做得很充分，然后你的剪辑才会更充分。而不是说有晓川老师就可以了，永远没问题，所有都交给她，那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以做但是很漫长，也很痛苦。

于晓川：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剪辑师是挺委屈的。我其实有很多工作是在补前面的漏洞，但是在导演看来是不出活的，怎么还没剪出来东西。我觉得如果不做剪辑的人，即便你想做摄影，想做导演，对剪辑的工作有了解也是很有帮助的。你在前期就更能抓住必须得做的一些重点，而且后期再跟剪辑去沟通的时候，其实也能更顺畅。就像都说，导演要有剪辑思维，剪辑要有导演思维。

凹凸镜DOC：摄影有摄影师，剪辑有剪辑师，导演看起来是个啥也不会干的事，但导演又得啥都得会一点，才会有这个意识。

于晓川：只有自己知道了解了，或者甚至你做过了，你才能有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是最珍贵的。

凹凸镜DOC：所以鼓励大家也可以试着自己参加一些剪辑，剪辑一些小的片子，这样自己在拍摄的时候会有所准备。如果有导演意识，可能我在拍摄时会注意，是不是要多一个什么样的镜头，或者是想转场怎么转会更好一点或者之类的。

于晓川：是。我就觉得，如果我要是办一个学校，就不管哪个前期任何工作，我都要求他们上一个剪辑课，你上剪辑台就知道你前期那些素材到后期是怎么被处理的，你才能知道怎么拍。比如你觉得我这个长镜头特别牛，拍了五分钟怎么样，然后上了剪辑台发现真的不好处理，这种也有。

凹凸镜DOC：我相信就是纪录片导演除了会技巧以外，生活阅历以及对于社会的了解和认识，会让片子和别人不一样。

于晓川：所以别的行业都担心中年失业，其实纪录片倒是相反的。你的阅历和社会经验越丰富，是对创作越有帮助的。当然体力得要跟得上。

凹凸镜DOC：最后结尾问一个关于女性的问题。之前采访韩萌导演的时候也聊，就是说生了孩子以后，可能她的精力会被牵扯，有两三年不能出去创作。可能剪辑师还好一点，在家里办公，但女性创作者是不是在这方面会吃亏，女性创作者怎么去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呢？

于晓川：我只能说我个人，我也代表不了所有女性。我不会有这个困扰，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就这么多，我选择分配给创作还是家庭，这是我的选择，它不是被迫强加给我的。就像我选择生两个孩子，我选择多陪他们，少工作，不错过他们的成长，这是我的选择。

那一个男性他要是想陪孩子，他也可以陪孩子，他也可以不工作。这个并不是说谁逼着我，必须得我带孩子。但只是说我选择陪孩子，我就自然地少工作了。

我觉得男女都有可能遇到这种选择或者时间分配的压力，我不觉得我作为一个女性有什么特殊的，或者有什么为难的。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时间分配的问题，你想干两件事儿，你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这和你是男是女，你有没有孩子都一样。

假设我是一个单身男性导演，我想做A项目，也想做B项目，我是不是还得平衡？其实我倒是觉得这是我的自由选择，我为我的选择负责，并没有觉得很委屈，或者说很为难。

凹凸镜DOC：其实您这么说，相当于也是鼓励一些年轻的女性创作者，就有时候她也会遇到这样那样问题，但其实最重要还是看你最想要什么。

于晓川：就是看你想要什么。你不想要孩子你就专心创作，没问题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创作放两年，也没问题。谁都有面临选择的困境，作为女性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

凹凸镜DOC：也很感谢晓川老师抽出时间来做这一期播客，我也祝您在“A FILM一部电影”能遇到很好的可以交流的学员，能够帮助这些学员有所进步。希望年轻创作者有您这样专业的老师保驾护航，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当然最终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愿。谢谢晓川老师。

于晓川：谢谢劳动。

于晓川，剪辑师。2011年开始剪辑工作，参与过各类型影片的制作，如纪录长片《城市梦》《他乡》《生门》《大同》，纪录短片《我和堆堆》，电视纪录片《天下为公》，剧情片《坏蛋必须死》《南风》等。

其中《城市梦》入围2019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获纽约纪录片电影节Viewfinders Competition单元评审团奖。《大同》获2015圣丹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曾担任第五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剪辑工作坊导师。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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