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能理解不开枪，那警械咋不用？”

近日，湖南一民警被嫌疑人持刀刺伤不幸牺牲，年仅43岁。许多网民痛心之余，也在思考警械与执法武力的使用。其实此前讨论警察配枪用枪问题时，很多网民就有进一步提出疑问：“能理解不开枪，那警械咋不用呢？”

一线民辅警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侵害并非稀罕事。仅重庆一地，2019年至2021年，已共计查办1358起侵犯民警执法权威案件，涉及2030名民警、639名辅警，其中1人牺牲、2人重伤、轻伤及轻微伤2024人。这些人里，派出所、交警等一线岗位占绝对比例。

“这个数据是刑法标准的伤。如果算上吐口水、推搡掌掴，包片警员几乎没有没挨过打骂的。”另一位所长老关补充。前不久他在处理一起KTV酒后吵架纠纷时，上演了“空手夺白刃”，手掌的伤口至今仍未康复。

而在2月的傍晚，民警小R在高速公路卡口排查酒驾时，被醉酒司机扇了四次耳光。在警车开往医院、民辅警依法对刘某进行强制验血的过程中，民辅警均遭到刘某不同程度的辱骂袭击，但始终“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对于部分同行“任打任骂、忍辱负重”，一名所长心情矛盾，他告诉我：“虽然突出了执法武力的克制和温情，但有损执法权威和国家暴力机关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也理解程度较轻的袭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能是目前最稳妥的处理方法。”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矛盾心情因何而来？当执法权威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时，警员该如何控制局面？

01

讨论维护执法权威绕不开警察武力使用，而讨论警察武力使用情况，得先简单了解一下派出所单警装备。单警装备俗称“八大件”，即手铐、对讲机、强光手电、医护包、警用水壶、警棍、警用制式刀具、催泪喷射器（辣椒水）。

在调研采写中得知：各地配备及使用情况千差万别。

首先明确的是，出警装备“六大件”（有些地区配不齐“八大件”），全国派出所几乎都是配置齐全的，也是各级督导的必检项目，要求民警出警原则上必须佩戴。

“但实践中带不带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名城市民警解释，“八件套穿戴都得半小时，警用水壶、甩棍重的不行，更别说常规的防刺马甲，穿戴完就像带着几十斤哑铃负重训练一样。处警时，我一般只带执法记录仪，但会把警械都放车上以备不时之需。”

守护大山平安的民警老胡被这个问题逗得笑出了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接警时，问清警情细节很重要。比如甲打伤乙后在街头逃窜，处警就得带上警械。抓个电信诈骗嫌疑人，还有上山下河去帮村民找牛羊的警情，带警械不是自讨苦吃嘛。”

其次，警械种类数量丰富但使用频率不一：执法记录仪出警必备，警用手电及辣椒水使用频率最高，水壶、急救包则比较鸡肋。

一名警察告诉我：“我个人把警棍、急救包清出了装备的，一是因为警棍太长、悬挂位置在腰上，奔跑抓捕时不方便，二是它长得比较吓人，掏出来容易引发骚动和炒作，第三是它没有明确的使用纲领，用起来结果不可控。至于医护包，实操中都知道它是个鸡肋。”

最后，各地警械存在明显断档问题。

东部沿海民警小乐说：“我们防刺服、防割手套配置齐全。”西南某城区派出所的所长阿兰告诉我：“就我们分局来说，防割手套在每年下拔的经费中自助选购，辣椒水供应也充足。”某西部山区派出所所长阿鑫，对此羡慕不已：“我们别说防割手套了，六件套有时都配不齐。”

在统战训练及比赛时，各地警械差异显得更为突出。进行战训射击比赛，部分省会城市的警队，枪上能配置上万的辅助瞄准设备。而周边一些地区，片警是网上防刺服的自购主力。一位屡获表彰的基层公安骨干坦言：“羡慕一下就算了，毕竟还是经济差距的问题。”

此外，一线虽已养成出警必带执法记录仪的习惯，但是在个别地区，执法记录仪仍配发不到位，或因记录仪“内存太小、一摔就坏”等质量问题产生隐患。同时，东中西部皆有民警反馈，目前警服没有挂牢执法记录仪的位置，即使勉强挂住，拍摄角度也欠佳。“有时处突，一手拿通讯器呼叫支援，一手拿执法记录仪录像，那不只能打不还手、被动防御了吗？”

最后为避免引起误会，强调一下警用匕首。它的作用不是“捅刺”而是割断绳索，有的匕首在握柄处还有一个弹射装置，用以击碎玻璃。

以上是受访者表明的警械配置与使用情况。

02

但不管警械差异如何，全国各地，执法武力的使用都极为克制。

最主要的原因是“符合国情”。中国治安良好，派出所处理的大多数矛盾冲突发生在民事环境之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情境中，暴露器械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中国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武力使用必须高度克制，警械使用也十分规范严谨。毕竟中国警察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而不是像美国警察与人民‘打’成一片。”

但治安良好并不意味着突发情况甚至暴力抗法不会发生。社会转型期，部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但权利意识膨胀，发生纠纷时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当意图不能满足时，往往将矛头直指办案民警，将民间纠纷上升为警民冲突。还有部分当事人为了躲避法律制裁，干扰、抗拒警察执法甚至袭警。

实际上，公安部对于警察武力使用原则，虽严谨但并不苛刻。严谨在于：能口头制服的绝不用警械,能用警械制服的绝不用戒具,能用戒具制服的就不用武器。不苛刻是指警务人员可按“危险加一”（《规程》第五、九条）和“武力升级”原则（《规程》十四条，《警察法》第二条、第三条），使用警用催泪喷雾、收缩警棍、手铐等。

简单来说，如果执法对象出现对抗行为，警械和武力的使用必须遵从升级原则，比如：对方辱骂虽不能还口，但对方辱骂吐口水，可以进行口头警告；对方动拳头，警察就可以以制服为目的地使用武力或警棍了，使用过程中要避免击打动作，多用拉肘别臂、折手腕等相对安全的反关节动作；对方刀械攻击，原则上就该掏枪了——总而言之，警察武力不能失控，且处于压制执法对象一个级别的状况。

但从各地受访者反映的警械配置与使用上来看，目前警械使用确实存在短板。

首先，公安机关基层人员普遍工作繁重，部分年龄较大，民警缺乏培训，技战术水平和战术素养参差不齐。

其次，目前《刑法》虽将暴力袭警单独入刑（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但司法实践对袭警的认定，一般要“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法规，虽允许警察在自卫的前提下采取行动，但规定过于笼统，缺乏与实战相结合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可谓“限制有余、保护不足”，无形中助长了抗法人员的嚣张气焰。

对此，不少学者提出，在处置突发对抗事件时，警察应享有“被允许的危险”作为免责事由。但什么是“被允许”什么是“过当”很难分清。在没有明晰“执法正当防卫”以及民间存在大量争议的情形下，同一件诉讼案件因“天时地利人和”不同，从而产生轻重不一的结果。如此，突发性对抗中，民警对自己动武后果猜疑不定：防卫权行使过头，有滥用武力之嫌，行使不足也有渎职风险，两种情况皆有大量案例佐证。退一步说，民警即使做到了充分注意，也没办法完全避免人员在混乱对抗现场中伤亡。例如，老关若没及时“空手夺白刃”，KTV里的醉酒持刀者可能将自己误伤，而醉酒者自伤，涉案警员也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2022年4月，报警人王某称，目睹一货车司机在路上正常送货，被警察截停殴打、索要钱财。警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见一箱式货车横停在路上，地上散落大量百元现金，何某、金某两名男子已被两名涉案警员控制。现场吸引了不少围观群众，其中三名“路人”作证“警察抢劫”、“暴力执法”，何某称民警损毁了其价值二十多万的名贵手表。

案发后，何某家属不断上访、发声讨要说法。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高度重视，调查涉案多方过往经历，通过现场影像、电子通讯、行车轨迹、货运App平台等数据，真相得以浮出水面。

原来，何某曾因盗采原油、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处罚。为打击报复，何某一方面策反了警方线人李某，又通过李某给线人赵某传递假消息，吸引警察介入；另一方面，何某等人在货运平台提交黄纸订单并提前找到接单司机金某，让金某驾车以正常货物路过设伏区域。

于是，民警接到线人线索，得知何某“涉嫌偷运原油”的时间路线。民警在截停货车表明身份时，何某金某相继跳车、分头逃窜，并拿出大量百元现金抛向空中。民警制服两人的过程中，两人激烈反抗，叫嚷“警察抢劫”。同时，与何某串通好的袁某三人拍照录像、大声起哄，吸引群众围观、意图扩散负面影响。

查清事实后，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向两位涉事民警出具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澄清正名通知书》，并将案件信息对外公开，正本清源，很快平息了谣言。何某等人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对此，一位民警告诉我：“这个事情没有引发大量舆情，第一是当地公安机关反应快、处理妥当，第二是近几年网民也踩过不少坑，轻易不再相信小作文或者短视频，绝大多数民众对涉警舆情是理性客观的。”

此类严重的案情必然受到高度重视，而程度较轻的袭警事件或不实控诉，大多数受访者们表示并不主动维权。与小R类似，阿岚也曾被暴力抗法者掌掴。“把他带到所里，告知他袭警的后果，他又求爹爹拜奶奶地卖惨，哭诉不是有意扇我耳光，是激动时手不小心凑到了我脸上。”因种种原因，阿岚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没有维权的警员理由高度一致：首先，伤害警民感情。“绝大多数民众是明事理的，没必要盯着极少数不讲道理的较真，加重民间误解和怨念”、“对于民众来说，警察个体也象征着团队且是公权力的代表，警察主动退一步更利于大局”；其次，一线更关注手上的案件侦办警情处理，部分地区还被无效警情和文山会海严重牵制了精力，“程度较轻的事件没精力处理，团队或领导安抚一下就好了”；第三是警务督察里，专职维权岗位很少，若事事较真则正常工作无法推进；第四是袭警罪属于新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和实践太少，检察院法院拿着也不好处理。”

与阿岚等人不同，沿海发达地区的阿乐表示：江浙沪地区，虽更“卷”执法武力的使用规范和细节，但对于袭警辱者也绝不轻纵。阿乐还补充，沿海警力较充沛，城市警务政务有效分离，无效警情及民间纠纷大多由政务中心或调解机构处理。因此，他们处警时，难以体会到内陆同行的糟心甚至无可奈何。

例如，去年阿乐仅使用过一次警械。那是送醉酒闹事者回所里醒酒，遭到醉酒者的辱骂及反抗。阿乐口头警告后，对其使用辣椒水，很快控制了局面。这个事情，在阿乐及所领导心中仅是一个小插曲。

另一地区的小元则百思不得其解。“辣椒水喷了个路边持刀扬言要砍人的，被人拍了视频在朋友圈传播，领导看到了喊写详细的情况说明，让我反思处置是否妥当、有没有瑕疵。”一位年轻民警说，“这一点我总觉得怪怪的——警校战训和一线实战脱节。比如警校战训里对方袭警我可以把他拿下，但一线处警，很多时候对方拳头已经招呼过来了，作为警察还得边躲边多次警告‘我要使用辣椒水了’，还得同时招呼无关人士闪避。”

对上述区别，一位优秀所长告诉我：“按法规来说当然是警告一次就可以喷，但辣椒水属于范围攻击，最好多次警告再使用。”他补充道，“不仅是告知抗法者，也是说给围观群众和执法记忆仪听，毕竟也有喷到围观路人，路人闹到党委政府要赔偿的案例。”

听起来啼笑皆非，有时就是这样。各地经济发展、治安状况、警务政务分离情况不同，甚至主管领导性格不一，同一类警情涉案人员脾性不一，造就了部分基层“每一次处警，可能都是一次修行”。

03

诸多一线警员提及，警校所学知识与一线实践存在巨大差异，真到了使用执法武力的时刻，得靠“师徒经验”和“悟性”。

冲突情况大致分为两类：群众内部矛盾上升为警民冲突，多发生在现场处纠时；暴力抗法、不实污蔑则在抓捕和查酒驾醉驾时经常遇到。

首先说说纠纷处理现场。很多时候，基层处理的是民众间鸡毛蒜皮、大事小情，但闹到报警的纠纷，双方都认为自己占理，希望警察对对方重拳出击、为自己主持公平正义。因此，有必要讨论执法警察在纠纷调解时的角色与能力。民众纠纷现场的警察，扮演着裁判角色，现场事态是否升级、是否引发警民冲突，警察一开始的控场能力极为关键。

受访者中，两位优秀警员的看法令人深思。

阿德是名屡获表彰的基层民警，关于无效警情及奇葩报案人，他几乎没有怨言，对于警民冲突，他并不完全站在警察的一方，反而对警察处纠展示出了更“苛刻”的态度。对此，我起初较为惊讶，因为他身为一位成绩突出、声望极高的基层警察，也作为一位带出许多优秀民辅警的“师傅”，他遭遇的奇葩警情与处突现场一定多于大多数同行；但随着多次深入交流，我逐渐意识到他为什么在警界民间皆有口皆碑。

例如，他指出“无效警情是政务没有合理分离的原因，民众合理诉求在政府有关部门得不到解决，或是被部分领导推诿给派出所，这怨不得民众”，“一些地方领导处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时，往往指令民警超越职权参与非警务活动，把公安机关和民警推向社会矛盾的焦点，影响了警察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警察是需要情怀和担当的工作，遇到奇葩警情也是一线常态，发发牢骚也就算了，更重要的还是想想怎么吸取经验教训后成长。”。

阿金则提出了另一个独特的角度——将突发对抗控制或降级，既维护了执法权威，同时也是对抗法者的一种保护。

“很多人的认知里，挑衅警察执法权威的事情之所以频繁发生，原因在于违法成本低，处罚过轻。实际上，在袭警罪入刑后，袭警辱警被拘留的个案，付出的代价并不小，这个记录会跟随他一辈子，每一个都后悔不已。”再以开篇的重庆为例，自2019年公安部《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施行以来，截至2021年12月数据中，重庆市公安机关共计查办1358起侵犯民警执法权威案件，追究刑事责任1059人、行政处罚787人。“所以冲突时警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看似忍让，实际也纵容了对方犯错升级，直到他/她触及刑法。媒体宣传如果只强调忍辱负重，而不告知群众袭警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是有失公允。”

小结

基层派出所每日面对海量警情，大量执法实践中，人民警察展现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操守和武力使用的高度克制。这全球独一份的优良治安与警民情谊，是中国为之自豪的。

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配合执法是应尽的义务，如果公民对警方的执法行为存疑或不满，可以向公安系统的督查、政工、纪检等部门投诉，也可以针对执法结果提出行政复议。切勿以无理纠缠、不实控诉、辱警袭警等行为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