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判《阿诗玛》黄色，低级，可当时的老百姓真没电影可看！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物质相对匮乏的民众来说，娱乐生活也是相对贫乏的，而看电影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也是一种广受人们欢迎的娱乐方式。在“运动”时期，由于新拍摄的电影的数量和能够放映的电影的数量都急剧减少，所以能够看上一场电影就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了。

对于人们的娱乐生活来说，看什么电影”和“怎样看电影”是与娱乐生活关系最为直接的两个问题。
一、看什么电影
“影片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从片种的角度可以分成故事片、舞台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军事教育片、美术片和译制片等。”在这些片种中，最能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自然非故事片和译制片莫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乃至全国电影事业的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从1949年到1966年‘运动’前夕，全国生产的故事片有600多部、美术片100多部、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数千部。其中，“北京共摄制了故事114部”，创作出了《祝福》、《柳堡的故事》、《永不消失的电波》、《青春之歌》、《万水千山》、《英雄虎胆》、《林家铺子》、《红旗谱》、《洪湖赤卫队》、《林海雪原》、《槐树庄》、《早春二月》、《小兵张嘎》、《怒潮》等一大批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与此同时，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十七年”里，先后建立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一批高质量的制片机构，培育了一支高素质的电影工作者队伍。

二、贯彻执行文艺《纪要》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批转全党、全军贯彻执行。《纪要》中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这就是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纪要》实际上是抛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和“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的成就，在“破除迷信”和“彻底革命”的旗号下，排斥一切中外文学艺术遗产。《纪要》的贯彻和执行，给文艺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大批作品被打成“毒草”，大批作家被打成“黑线人物，’、“反革命”，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电影作为年代传播范围最广的文化形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也成为损失最惨重的领域之一”。

三、批判“大毒草”
从1966年5月中旬开始，在《人民日报》上被点名批判的电影有：《兵临城下》、《抓壮丁》、《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创新独白》、《桃花扇》、《球迷》、《清白家风》、《清宫秘史》、《燎原》、《武训传》、《怒潮》、《革命家庭》、《红河激浪》、《黑山阻击战》、《五更寒》、《战上海》、《探亲记》等一大批优秀国产故事片。
这些电影无一例外，都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并扣上了“大毒草”、“修正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等政治帽子。除此之外，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军阀》、《战争和人》、《啊，海军》等，也遭到彻底批判，这些电影被指责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爱国主义’的黑标本”、“歪曲历史”等。

这些电影的罪名，现在看来有些是上纲上线，有些则相当滑稽可笑。
《暴风骤雨》被阐释为‘丑化工农兵’；
《怒潮》被认为是为彭德怀等人翻案’；
《大浪淘沙》的罪名是‘资产阶级情调’；
《雷锋》是影片中毛主席像没有画好，犯了政治错误；
《阿诗玛》‘黄色、低级’、‘宣扬爱情至上’；
《今天我休息》的罪名是好事不能一天做完’；
《甲午风云》‘突出夸大和美化清王朝海军军官’；
《林则徐》‘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钦差大臣’；
《杨门女将》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一切战争’；
《兵临城下》‘为蒋匪军官兵歌功颂德，宣扬投降主义哲学’；
《虎穴追踪》‘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和神秘主义’；
《永不消失的电波》、《烈火中永生》‘大肆宣扬各种错误的斗争方法，歪曲革命道路，为那些不愿去进行武装斗争，不愿做农村包围城市艰苦斗争的人制造借口’；
《青岛水族馆》、《热带经济作物》‘追求奇趣，专供资产阶级欣赏’；《不平静的夜》‘为猫头鹰翻案，配合翻案妖风’……凡此种种。”
四、江青评价一无可取
“江青认为，‘电影尽是毒草，一无可取’，‘电影界问题很复杂’，她把‘十七年’电影分为四类：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二是宣传错误路线，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男女关系、爱情；四是写中间人物。”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什么罪名，而是这批影片都属于十七年，是江青没有参与的十七年’，也是毛泽东的路线不能得到真正贯彻的‘十七年’，它们诞生的年代就是它们集体的罪名。
这种由政治上的刻骨仇恨所引发的艺术上的刻骨仇恨，是‘十七年’电影在‘文革’时期几乎全部被取缔的根本原因。”经过这场空前的政治大批判，“十七年”的电影作品、电影理论及观念、电影人和电影生产及教育机构遭到了彻底地否定，我国的电影事业跌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五、十年低谷期
“从1966年到1972年底长达年之久，不仅是北京地区，就是全国竟然一部故事片都没有摄制”，“除了《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几部‘样板戏’影片准许上映外，过去发行的其他影片均被封存”，北京乃至全国的电影事业真正跌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因此，电影界一般以年底或年初为界，将“运动”中的电影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七年，电影事业和创作生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几乎全部停产，除了几部‘样板戏’电影外，没有生产出一部故事片，形成历史上罕见的长期‘空白’年代；1973年开始恢复各片种的生产”，但由于始终不能摆脱政治因素的禁锢，“电影创作中‘左’的东西，更是登峰造极。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运动”应该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结束。这种“三年运动”说的观点，在娱乐生活方面似乎可以得到印证。
“运动”开始后不久，能够准许放映的故事片也就只有《奇袭》、《青松岭》、《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鸡毛信》、《小兵张噴》、《突破乌江》等屈指可数、宴寥无几的几部了，而这些电影又都是“文革”之前拍摄的，人们早已对其十分熟悉。在当时，《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还被统称为“老三战”。

六、引进国外电影
这些硕果仅存的国产电影，显然无法满足北京民众的娱乐需求；这一时期，几部外国电影的引进或多或少地打破这一沉寂。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分别于1967年11月和1969年11月在全国各地公开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以及《宁死不屈》和《创伤》，分别于1967年11月、1968年11月和1969年11月上映。
由于当时可看的电影实在太少，全国数以亿计的观众不得不长年不厌其烦地看这仅有的几部电影，人们可以把一部影片看上几遍、十几遍、甚至是几十遍，或者说是遍。如果能够对‘老三战’做一个统计的话，“这三部电影中的每一部，观众人次都肯定超过亿。这个数字可以被看作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
“导演英达说，《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他各看了五十多遍，加起来就是一百多遍。上大学时，有一次教学观摩《地雷战》，坐在旁边的一个同学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一句跟着一句说台词。角色尚未开口，他先说出来，角色说上句，他接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