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震：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

“语文观止”作为一种“观”的运动，实际上包含着多种“观法”和”观“的对象的多元化，以及辩证的”观“。举例来说，像《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文章，既包含了作者对郭沫若思想的”观“，也包含着”语文观止“对于文章中反映的语文与思想运动之间的关系之”观“；同时也包含对于文章本身的”语文性“的”观“。这是一种”大观“，然而也毫不试图舍弃“微观”。在“观”《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时，关于郭沫若的一种研究史将会被联系起来。郭沫若作为左翼文学的一员宿将，他的辉煌性对许多读者来说，伴随着才华的奇绝与个人生活的旖旎，整体上来说是比较给人一种浓墨重彩的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绕过的一个环节。但学者蔡震所关注的，似乎更在于正本清源，将一种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意义与存在的动机诉诸于马克思主义，将他个人传奇中倾向于浮华的部分（这种“浮华”甚至也包括了郭沫若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政治实践历程通过一种文学性叙事所反映出来的那一层色彩，同时当然，也包括了文学的才华与作为文学家的个人情感史本身给予读者的那种波光绮丽的印象）隐去，而将其马克思主义为主轴的学术研究、文学实践与革命实践的一生凸显于纸端。反映了一种不枝不蔓、清正庄重的态度，以及一种不苟于文学本身情色能事和不妥协于文学过度渲染加诸于作者之身一种娱乐至上主义的左翼文学史观。读这样的文章，也许过于主义，但是通过比较，却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语文对于思想和行为本身的塑造功能。（章闻哲/语文观止）

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

作者：蔡震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24年8月初，郭沫若给成仿吾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这是郭沫若人生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他要开启一次新的行旅，这将是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人生行旅。

一

郭沫若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读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走近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是郭沫若的一种思想文化课业的学习。这个学习过程开始是伴随着他所热心的文学活动的，后来则“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

在宣称“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之后不久，郭沫若不再仅仅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宣泄个人情感的方式，而试图通过文学“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想用诗歌唤醒睡狮”。他开始实际关注社会改革问题，经济、政治体制等问题，并且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在1924年的一次撰文讨论中国经济路线问题的活动中，郭沫若明确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尽管如此，郭沫若对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等概念，只能说是有了一些了解，他对于这个理论体系的认识还是散乱的，还处在似懂非懂之间。

与此同时，郭沫若倾注了满腔热情的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让郭沫若体会着进退维谷的苦闷。

反思几年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伴随而来的精神困惑，郭沫若发现自己在思想上面临新的选择，必须有新的动力来突破意识的藩篱。因此，他切实感觉到需要深入全面地去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以便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现实的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借此走出自我的精神困顿。在这样的情势下，他认真关注起河上肇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论著。

郭沫若以读到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自己思想的转换划出一个界限，其实也只是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确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思想指南，应该有一个学习、认知、积累的过程。虽然在福井准造与河上肇之外，郭沫若没有再提及谁，我们也无从考察他还阅读过哪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介绍、传播对于郭沫若产生的影响。

二

郭沫若的人生行旅，以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作为垫脚石，而迈进了一步”。他向前迈进的步伐，仍然主要是在文学活动领域，而且同样与日本的思想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如果从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世界背景来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直接的思想来源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日本文学几乎从五四新文学发生之后，特别是创造社成立之后就与中国的新文学有着广泛的联系，并对新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这群留日文学青年，从日本文坛动向中捕捉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信息，成为肩起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这一历史使命的承担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郭沫若当然是其中鼓吹最力者。而且，他们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已经差不多是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步了。

三

日本的思想文化环境，事实上成为郭沫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文化中介，但郭沫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被动地去接受，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理性的认知。譬如，在研读、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他对于该书的内容就“并不能十分满意”，而有深入的思考。郭沫若意识到这种间接“留学”的不足，此后，他便开始进入直接从原著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

另外，郭沫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停留在做书本上的研习，而是要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借以获得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科学认知。但是羁身日本，离国内的社会现实太遥远了，离国内的文坛太遥远了。所以，1924年11月，他携全家从福冈回到上海。这时，他把目光放到了“水平线下”，直面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可以看出，郭沫若是在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1926年2月，郭沫若接到时任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的邀请函，聘请他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接受了聘约并于3月底到达广州。

在广州期间，郭沫若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恽代英、林伯渠等一批共产党人。1926年7月，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随军北伐。北伐的这段经历，让郭沫若直接面对炮火硝烟，面对流血、死亡，他也在民众对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热烈支持中亲身感受、体验了民众的巨大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做出了人生又一个重要的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为路途受阻，郭沫若没能及时赶上在南昌发动的军事行动，而是参加了起义军随后南下广东的行动。就在南下进军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李民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南下失败后，郭沫若辗转香港回到上海潜居，至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

从1924年底回到上海到1928年初离开上海，郭沫若在国内生活了3年。如果说在日本时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个理论学习、认知的过程；那么，在国内这3年的生活，则是在实践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认知的过程。

四

从参与社会革命实践的意义上去看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3年的经历，是与他在日本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得以从一个延续和发展的视点去探究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考察郭沫若的思想“转换”还有一点尤其不应该被忽略，那就是，郭沫若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经历，使这一转变过程也具有独特的路径和精神逻辑。

郭沫若浪漫主义精神个性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思维方式的情感化色彩和行为方式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对客观事物或是某种文化思想的了解、认知、评价，总是首先由主观情感上发生强烈的共鸣，然后才会进入理性解读、认同的阶段。

五卅运动以后，国内工人运动的逐渐高涨，俄国十月革命给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带来的深刻变化，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兴起，这些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使郭沫若在反思、清算个性本位思想观念的同时，把对于理想的孜孜以求与马克思、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了一起。而一旦明晰了思想上的这一追求，他仍然首先是在情感上倾泻自己的关注。

这样说，并非否认1925年前后郭沫若经历了思想上的剧烈变化。置身在社会政治革命激流涌浪之中的他，已经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前进。但这飞跃式的前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诗人浪漫主义文化个性的一次情感激变，是一次充溢着理想激情的告别与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观念体系为郭沫若所认知，也还没有成为他观察社会、解读人生所能把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流亡日本，是郭沫若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但也给了他能在理性的沉静中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时间和空间。他选择了学术研究，借此进入“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的阶段。

郭沫若把研究的兴趣对准中国古代社会，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历史的偏爱，他进行历史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为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思考正确的选择。

1929年11月，郭沫若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书稿。次年初，《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它被公认为中国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开山之作。这一番学术研究活动对于郭沫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由此运用和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批判的武器。这是郭沫若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真正的飞跃。

在这之后，郭沫若于学术研究之外，还陆续翻译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郭沫若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实践，真正认识并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思想转换的过程中，他有着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更为丰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经历，而且走的是一条独特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