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30年（1992-1996）——机制创新：市场经济的艰难起步

——企业家精神：支撑中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过了30年，中国企业家既是时代趋势的见证者和获益者，更是时代洪流的铸就者与推动者！为此，我们要铭记企业家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深化市场经济！

出品：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 杨光

策划：常鸿达

主笔：庄文静 任慧媛 辛国奇 杨光

中国市场经济已然走过30年。而立之年回头一望，才发现我们居然曲折艰辛地走出了这么远，社会变化这么大，经济成就这么了不起……

时间验证价值。时间验证规律。时间凝聚共识。

整整30年前——

1992年初春，87岁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但在政治上吹来一股举国期盼的春风，也在经济上形成强大的号召力、推动力与创造力！

1992年盛夏，首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在京举办。就此开创了国内媒体举办企业家论坛的先河，同时在国内开创了“官产学联手”的发展理念。

1992年金秋，党的十四大隆重召开。就此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总道路。

这一年，成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中国在改革开放15年之后，终于卸下了“计划经济”的枷锁，中国由此大踏步向前，挺进，腾飞。

在与中国市场经济“同龄共振”的“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的历史上，我们会发现在企业家精神这一市场经济基石的实践与创造下，中国市场经济以大约5年为一个阶段，形成了因果相连、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六个创新阶段。

1、1992-1996·机制创新
2、1997-2001·思维创新
3、2002-2006·使命创新
4、2007-2011·内功创新
5、2012-2016·品牌创新
6、2017-2022·逆境创新

基于这六大创新阶段，中国不仅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更实现了由融入全球到贡献全球的跨跃。

30年来，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从1992年首届的“企业界呼吁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到2023年第30届的“重聚·重启·重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与企业战略的核心问题，紧扣时代又引前瞻半步，并通过议题的多元视角、丰富信息，嘉宾的务实解读，和与会者的精彩互动，使得每一届恳谈会都与中国市场经济与企业成长的发展同频，成为企业制定来年政策的指导，被参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誉为“三天的会，管我一年！”

前瞻、务实、创新，本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企业家精神成就了恳谈会，恳谈会承载了企业家精神，两者共同见证和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杨光）

时代综述

从计划经济转型进入市场经济，第一个要突破的，就是原有机制上的一些旧有约束。而打破约束的关键，是机制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可如果没有机制松绑，没有观念解放，企业家没有事业的保障，没有施展的空间，也就没有探索的动力，没有创新的可能，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作为社会发展向前的根基，也就无处生长与无从共享。但是反过来，企业家精神从来不是坐等来的，创新也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正是依靠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自身，大胆果敢甚至无中生有地闯出来的！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面对憧憬与犹豫，小平同志以最高境界的企业家精神一锤定音。

1992年7月，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外管理》在北京京西宾馆划时代创办的首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中外管理》创始人杨沛霆教授，面对100多位与会官产学“星星之火”，以《当前国际经济科技形势与我们的对策》为题做演讲，拉开了中国未来走向市场经济的探讨。“关键在于更新观念！”作为与会正部级领导，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的高潮同志在主题报告中开创性地提出与强调：“转变观念至关重要”、“要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商品才能占领市场”、“要重视群体技术造就一支高水平的队伍”。围绕具体落地，更有与会企业家呼吁：“要彻底打破行业限制，打破出国的繁琐手续，鼓励企业到国际上去。”因为他们敢为天下先地“去英国办了个企业，但办起来很难。”由此企业家们直接发出了“你们管得少了，我们就活了”的心声。

只有用企业家精神，首先推动企业机制创新，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让企业家精神有施展抱负的宽广舞台，有作为乃至试错的机会，才能充分释放企业家精神的巨大能量，进而激发出各项创新。

市场经济30年后，我们更加感慨与感佩市场经济之初，中国企业家为如今大家“习以为常”的那些“理所当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锥心代价，和壮硕成果。让我们对这一代探索者，致以衷心的敬意！对他们闯出来的成果，验证过的规律，多多加以珍惜。（杨光）

时代大事记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载入史册的南巡重要谈话。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此次南巡讲话，给了中国企业进行机制改革的底气，指明了大方向和信心。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放开15只上市股票价格限制，股市暴涨，沪市一日上涨了105％。沪深两地随即出现了疯抢“新股认购抽签表”（即股票认购证）的热潮。股市的空前火热，也使企业和市场通过资本真正联系了起来。

1992年10月12日—18日

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明确提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进而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体制转型，意味着整个社会发展创新时代的到来。

1992年

有15万体制内政府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形成“下海潮”，任正非、马云、王石、许家印等都在这一时期下海，这一批弄潮儿被称为“92派”。这是中国自有文明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商界。过去虽然也有一些文化人进入商业界，但都是个案。直到1992年，商业的地位、企业家的精神，开始受到社会的尊重。以前创业要靠个人魄力与胆识，但自1992年之后，因为从业者素质发生了变化，科学精神与科技人才终于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1993年11月14日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市场经济落实到了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就开始有了生存的土壤的和成长的原动力。

1993年

中国第一批民营快递公司——申通、顺丰速运成立。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邮政行业，随着民营快递公司的出现，这一局面被打破。市场经济首先是流通经济，因此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预示着市场经济的活力开始显现。而此时开始萌芽的市场化快递服务业，果然成为21世纪中国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参与者和价值创造者。

1993年

孔府家酒花费千万元拿下央视黄金时段广告权，成为酒业第一家“央视标王”。在市场经济出现后，在市场资源、营销广告资源有限的时代，央视通过“竞标”这样的机制创新，预示着各种稀缺资源开始进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转型。一时间，中国优秀企业争做标王，相应的品牌效应也开始出现。

1994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施行，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制度，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维护了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经营实现了有法可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法，从理论到操作三个层面的快速衔接与落地，正是那个市场化改革时代的闪亮写照。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发表演讲

1994年

联想公司柳传志和倪光南产生分歧，“柳倪之争”后被认为是代表中国企业“贸工技”和“技工贸”两条路线的斗争。而这两方观点的对立与冲突，至今都在影响着中国企业。

1994年

海尔集团时任CEO张瑞敏提出“日清日高”，中国企业家开始形成自己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操体系，并且第一次对一直虚心向欧美取经的中国企业界产生巨大影响。这也是后来海尔“人单合一”管理创新的起点。

海尔集团时任CEO张瑞敏在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发表演讲

1994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发布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开始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稳定的储存积累，增强了职工购房的支付能力和消费信心，改变了解决住房“靠政府、靠单位、靠企业”的观念，攒钱买房、贷款买的房观念深入人心。住房商品化、社会化的改革，掀起了全国房地产开发热潮。而住房建设、住房改革一直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95年

长虹发动彩电“降价大战”，引发中国家电行业影响深远的第一次价格战这意味着家电行业作为中国开启市场经济以来第一个市场化行业，开始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开始自运转和竞争整合，尽管是很初级很粗放的市场化。

1995年

秦池酒厂以3.2亿元夺得“央视标王”，这也是许多中国企业开始拥抱市场经济的方式。尽管秦池等“标王”后来因为内功不足都只是昙花一现，但市场化的营销意识第一次空前地冲击了社会认知，并深入人心，对中国企业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1995年

海南地产泡沫破灭，这也成为中国局部泡沫经济的典型样本。掘金海南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不少知名地产公司正是起步于此。与此同时，房子与地皮（而非农田），上千年来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影响深远。

1996年1月12日

中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成立。这是金融行业最重要的一次机制创新。

1996年

国务院发布3号文件，要求“全国学邯钢经验”。邯钢经验就是“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对于制造业来说，任何时候这一经验都不过时，这也是国家对于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给出的提示和方法论。

1996年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在全国开始了并购扩张，在疯狂的跑马圈地中，三九集团迅速扩张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很多企业纷纷效仿，尝试多元化。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一时甚嚣尘上。这是中国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于自身战略发展的第一次深入思考与大胆实践。

“首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召开，自此在国内开创了论坛经济的先河

恳谈会时代主题

1992年

首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

作为国内第一家服务于企业管理者的非官方会议平台，在市场经济尚未确立之前，在创办伊始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企业界呼吁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以适应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其中，刚刚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当年在恳谈会上就当年体制改革的热点之一“中国的股份制”做了专题报告。而“机制创新”，正是当年最重要的关键词。

1993年

第二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

基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核心精神，特别关注了“市场与法治”这一主题，进而官产学三界对如何共建我国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展开了广泛讨论。《中外管理》创办人杨沛霆教授表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超前的唯一优势，就是通过市场实现专业化、社会化的社会分工与协作的大机器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不断细化专业化、标准化、社会化产品生产，不断加强专业厂家的横向合作与交流，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经济规模，从而获得了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这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之后，在漫长岁月中摸索出来的高效能发展之路，是现代企业制度之路。”

在“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现场，各界聚焦宏观大势、热议微观管理

1994年

第三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

随着当年《公司法》开始施行，大会主题围绕着官产学共商如何有更多更充分的合作展开了讨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发明协会会长武衡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为主题作了报告，希望“发明家与企业家有更多的充分的合作，尽快使发明专利形成生产力。”中国台湾著名管理专家、中山大学管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刘常勇博士，多年来潜心研究大中型企业管理，他以《当前海外企业集团的管理动向与经验》为题，为企业打开了更广阔视野。

1995年

第四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

几大会议亮点，对于中国企业至今都非常受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主题报告中提出：“现代社会进步的基础是企业，企业发展的关键是改革，改革深化的方向是自主，自主经营的依靠是文化。”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沙叶呼吁“急需造就企业家队伍”，并提出企业家应具备十大修养：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胸怀全局，脚踏实地；三、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四、解放思想，多动脑筋；五、清正廉明，依靠群众；六、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九、丢掉幻想，搏击市场；十、锲而不舍，刻意创新。这不就是当今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吗？《中外管理》创办人杨沛霆教授的压轴演讲——《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中国企业家如何保护自己》，现场反响强烈，与会企业家表示：“为了事业，为了未来，需要学会保护自己，需要有危机意识，懂防守才能有进取。”

1996年

第五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

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教授提出：企业家要善于利用资本、产权、期货市场，并指出“我国企业需要学管理的热潮”；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提出：“十多年企改实践告诉我们，不能再以纲为名，抓一点不及其余，排斥其他。我们需要的是配套改革，用系统工程的思想理解、认识企改”。因此，同时结合美国学者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中外管理》创办人杨沛霆教授提出：我们的企业改革也需要“系统思考”“整体推进”，而不要再在“产权重要，还是管理重要”这些局部问题上争论。此时，中国企业需要重新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而不是西方分割求精的思想方法。

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依靠“羊煤土气”而闻名全国，走向世界

时代企业：鄂尔多斯集团

1989年，央视新闻联播后的黄金5秒，曾播出过一则享誉全国的广告——“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它是无数中国人的时代记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了一批由地方支持发展起来的企业，鄂尔多斯集团就是典型的一家。它的前身是1981年由内蒙古通过招商引资成立的第一家国有企业——伊克昭盟羊绒衫厂。

随后十几年中，鄂尔多斯集团创始人王林祥，凭借一次次“机制创新”的做法，不仅盘活了企业优势资源，也带动了整个蒙西地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的超前做法，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企业管理思路和方法论。早在1983年，王林祥就开展了第一次机制创新，实施了“效益工资制”的工资改革。将原有的周工资，改为了浮动量化的月工资制，同时，不同岗不同酬、计件工资等举措，成为了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的先驱者。

一年后，企业又开始了“干部竞聘制”的干部改革。王林祥坚信：只有让干部能上能下，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活力。通过无记名投票评价干部，最后两名直接被撤换，这可谓最早的“末位淘汰制”；另外，9年内干部不能被提拔就要下台，这就逼迫干部们始终不能躺平，年轻人也有了上升空间。而这种做法，至今仍被不少企业采用。

1993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正式更名为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衫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后的1994年，鄂尔多斯开始了用工改革，员工全部采取“合同用工制”。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听说有企业要求新人“自费实习，考核合格才能入职”的用工制度。但鄂尔多斯就是这样做的，既保证了鄂尔多斯员工的专业水准和产品品质，更调动了员工的自驱力。而鄂尔多斯的“砸三铁”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企业也因机制创新走向了快速、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王林祥始终认为：落后地区的一大优势就是约束更少，企业也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企业要想不断发展，就要建立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也就有了强大的约束机制。

1994年，王林祥进行了第四次机制创新，也就是股份制改革——“工者有其股”“在位持股，不得继承”，以及承包制等创新，都给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1995年，鄂尔多斯在B股上市募集到4840万美元，顺势收购了集团下属的四家羊绒厂（注：2001年，鄂尔多斯A股上市）。

也是在这个时期，王林祥成为了《中外管理》的读者，“在我们鄂尔多斯集团，这本杂志是各系统领导必读的。”王林祥对《中外管理》表示，同时鄂尔多斯还加入了中外管理全国理事会，企业高层开始参加《中外管理》开办的培训班，以及一年一度的恳谈会。

不久，作为《中外管理》忠实读者的王林祥，还当选了“中外管理全国理事会”的新任副理事长单位（注：时任理事长单位为中远集团）。在1998年第12期《中外管理》杂志的“企业家的报告”专栏，深入报道了这家“风靡”中国的企业。而这篇《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是国内第一批深入系统报道鄂尔多斯集团管理创新的文章，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学到了其机制创新的成功经验。

1999年金秋，在第八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王林祥亲临会场并做了主题演讲：《从落后中找优势——鄂尔多斯的股改创新》；2000年，在鄂尔多斯集团总部召开了中外管理第二届全国理事会……

进入21世纪，王林祥和鄂尔多斯集团，不断通过机制创新——羊绒主业打造“1436”等多品牌产品、同时进入重化工业等多元化发展等，将自己的路不断拓宽，并依靠“羊煤土气”（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而闻名全国。一个企业，能带动一座城的发展！而一个好的机制创新制度，一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袖，能带动一个时代的商业文明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