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的历史

珐琅彩，将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的一种釉上彩装饰手法，正式名称为“瓷胎画珐琅”，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珐琅彩始创于清代康熙晚期，是引进国外珐琅材料创制而成的，并一举成为极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的效果。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底足内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黄、蓝、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的，风格严谨华丽。所用彩料系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的珐琅彩瓷器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的。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嵛、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

乾隆时珐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监毛团传旨：着海望寄信与员外郎唐英，另将烧造珐琅之白磁器烧造些来。钦此”。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大量的是在北京宫廷造办处的珐琅作内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再五彩珐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珐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烧造。钦此”。很显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镇御窑厂完成彩绘、烘烧这两道工序的。

关于乾隆珐琅彩瓷器的年款，凡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珐琅彩瓷，一般为“乾隆年制”四字双行蓝料彩印章式宋椠体或楷体款，围以外粗内细的双线方框，框线也有个别内、外粗细基本一致的。器之较小者，如小瓶、小杯等，由于底部署款之空间狭小，所署蓝料彩四字双行宋椠体或楷书款则不加框栏。有一种蓝料彩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围双线方框，框线外粗内细，多见于瓶类器上，由于这种器物所绘图案较繁密，故没有题诗和闲章，器内和足内均施松石绿釉，款署于松石绿釉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