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庆 追忆先贤 | 梅贻琦与清华传统精神

编者按：2023年4月30日是清华大学校庆日，知社特别选择了这篇纪念文章来祝贺清华大学112岁生日，也希望同读者一起重温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今天津市）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生前被尊称为寡言君子的梅先生，一生留下的文字和话语虽不多，但篇篇精彩，句句珠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一语道尽教育真谛。而人们所知的《大学一解》，既是梅先生一生办学经验的结晶，更是现代大学教育理论的经典。与梅先生沉稳寡言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地服务清华，尽瘁教育，开创出“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的教育盛景，将本是落后生的中华民族教育带进世界教育优秀生的行列，为民族、为时代培养了大量的杰出英才“蔚为国用”，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

人们常常会思索，梅先生掌校清华17载（1931～1948年），正是社会动荡、民族危急的苦难岁月，但同时又是清华大师云集、英才辈出的黄金时代，他究竟给清华带来什么？或者说，梅先生给清华留下了什么？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激起了人们回溯清华历史的兴趣，探寻清华精神的热情。百年清华留下的物质财富，硕果累累，光彩夺目。而无形的精神财富更是让人心旷神怡，心向往之。

诚如已故清华大学资深校史学者、被媒体誉为清华传统精神守护者的黄延复先生所指出，清华百年与国运紧密相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在这些传统精神的照耀下，百年清华才会呈现出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的盛世局面，为中华民族继承和创造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

在积累和创造这笔文化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弘扬和实践清华传统精神最力，影响最深。但他因为66年前毅然离开被他称为“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清华园，而常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后人不经意或者刻意淡忘。不过，在成千上万人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在北京清华建校的103年历史上，共出现21位校长（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和叶企孙两位先生代理主持校务）。了解清华历史的人大都知道，早年清华因为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再加国运艰难，社会动荡，清华校长难当，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但是，梅贻琦先生自1909年被遴选为首届庚款留美生后，就与清华结缘。1915年起担任清华教职，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1931-1948），旅居海外保管清华庚款基金6年（1949-1955），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7年（1955-1962）】。

梅先生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该届共招录47名留美生），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WPI)攻读电机工程专业，1915年毕业回国，半年后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学教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他于1931年12月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12月离开北京，1949年底去美国管理清华庚款基金，资助华人学者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1955年底，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

就其教育成就而言，梅贻琦先生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合大学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跨入世界先进水平。他领导的清华和西南联大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梅贻琦先生那些卓越的、先进的教育思想穿越时空，依然在今天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他1931年前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所倡导的“大师论”，早就响亮地回答了他的学生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人才世纪疑问和温家宝前总理大师难再之感叹。他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清华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虽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却从未在治校中倡导党义，而是以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理念来指导办学；他献身教育，热爱清华，生斯长斯，心中从未离开过清华（即使晚年不得已再创新竹清华，可他在世时，新竹清华仅是一个原子科学研究所，因为他心目中的清华，永远是北京的清华园）；他人品高贵，清廉俭朴，虽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甚至独生儿子眼镜丢失都无力配付新的。

梅贻琦先生以大师论、通才教育、自由学术和教授治校的教育思想和忠诚无私、刚毅仁爱、沉默寡言、由贤而圣的人格魅力，奠定清华大学的灵魂，完美诠释清华精神，使清华大学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取得巨大成就，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量奠基性的栋梁之才（据统计，1955～1980年3次遴选出中国科学院473位学部委员中，有194位约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最初源自《周易》中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应邀在时为清华学堂的学子们发表《君子》演说，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相赠，激励清华学人奋发图强，涵养德行，以便“异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澜”。

随后，清华即以此八字作为校训，制图制徽，一直流传，演绎成清华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作为寡言君子的梅先生，以无言的身教体现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他出身于没落的书香之家，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复杂的局面，早年清朝倾倒，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年日寇进犯，民族危殆；晚年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信念不坚定，追求不执着，缺乏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绝不可能练就服务社会、报效民族的工作能力；如果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修养品行，铸造高尚人格，绝不可能坦然直接面对现实，淡然处之，终始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在日寇大举进犯的抗战初期，梅先生领导着清华大学先是从北京城迁到长沙。还没站稳脚根，就不得不从炮火纷飞中继续南迁到西南边陲，最后暂时稳定在昆明，与北大、南开两所风格迥异、规模不一的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战时物质条件的艰苦，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人的想象，斯文的教授和活泼的学子们常常为吃口饭而发愁，许多教授和学生不得不到当地中学去兼课，教授夫人们则摆起小摊，以取得额外的收入来弥补日常生活。闻一多教授以篆刻图章为副业，梅贻琦夫人则常常摆摊卖小糕点济贫。

在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况下，梅先生作为三校的核心领导人，却以高超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品德，赢得师生们的广泛信任，学者同舟共济，学生忘我求学，八年时光，三校师生“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先后为民族复兴事业输送两千多名杰出人才，为抗战前线输送八百多名优秀的从军学生。西南联大学子们卓越的成就，书写着世界高等教育传奇。而这传奇的背后，与梅先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却是息息相关的。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和校友为梅贻琦先生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送“育材兴邦”四字匾额，以资嘉奖。而梅先生的美国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破例允许他缺席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该校原本早在五年前就决定授予梅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毕业后做出的卓越成就，但规定必须本人亲自莅校受领荣誉学位。梅先生数度以“校务正忙，且时局不靖，未便远离，遂即复谢”）。

在各界名流致辞祝贺之后，梅先生谦逊而真诚地答谢：“……方才承龚先生（即龚仲钧，时为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勉励，再为清华服务25年。如‘天假之年’，本人固然很愿做。但是即使我能活到七八十岁，在这以后的廿余年，未必还能有大用处，那么爱清华的人，必不愿以老朽累清华。不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梅先生行胜于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在他的不言身教中，润物无声，芳泽远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梅先生能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离不开他一生坚守的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出自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之笔。1929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逝世两周年，清华大学树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以资纪念，陈寅恪先生撰写了一篇著名的纪念碑文，揭示出教书育人事业中万世不变的哲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石破天惊，成为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明灯。

梅先生从事教育的一生，实际上是服膺和实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生。他在长年的办学生涯中，一直坚持自由学术信念，使教育不受时势、政党或政局所左右，展现出独立精神的强大力量。据清华大学历史学家、哲学家何兆武先生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求学七年间，尽管梅贻琦校长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未在治校中倡导党义，而是以通才教育和学术自由理念来指导办学。

事实上，梅先生也多次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自由学术的向往。1945年10月28日，抗战胜利不久，而国共纷争潜流涌起，他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同年11月5日日记：“……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相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上述两则前后仅相差7天的日记，都提到学术自由与教育发展的重要关系。在梅先生看来，学术自由，就是必须要有不受时局所左右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否则教育就是空谈。

在捍卫清华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方面，梅先生无疑为教育家们做出了榜样。尽管作为名校长，他不得不“遵命”加入国民党，并被擢拔为中央委员；在不损害学术研究质量的情况下，清华各种研究所研究的主要项目基本上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相一致，而这恰恰是梅贻琦教育思想光辉所在，因地制宜，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编织战时学校教育与国家需要之间的紧密纽带，不仅塑造学生爱国精神，而且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而在教育方针、课程安排、民主治校、学术自由等方面，梅贻琦坚决和师生一道进行必要的斗争和抵制。

西南联大创立不久，他就按照抗战前清华教授治校的民主模式，建立了西南联大教授会和校务会议的组织（西南联大没设评议会，但在清华办事处系统则恢复了评议会）。1941年，以他为主席的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曾公开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奉行部令中予该校以参酌旧例之余地”。对于国民党当局迫害参加学潮的师生的种种做法，他坚决予以抵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回忆说：“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不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多次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思想激进的教授，梅先生根本不予理睬。一些由当时教育部制订的教学上的规章制度，也由于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对，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变通执行”。与其他学校相比，西南联大始终保持为一所民主自由空气较浓的学府。特别是后期，西南联大发展成为“民主堡垒”，一方面得益于梅先生的开明思想，另一方面更是他一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必然结果。

当然，最体现梅先生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莫过于1948年12月底他毅然离开被他自称为“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清华园。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不明白的人误解梅先生当年是投奔蒋中正先生去台湾的，甚至将其渲染为他的“历史污点”。但现存的史料，无一不表明，梅先生是在追求理想，为了清华，为了奔向他心中最神圣的教育事业。如果读者多了解梅先生，就会感受到一个圣洁灵魂的崇高。事实上，他离开北京清华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去美国保管清华庚款，并资助旅美华人学者。直到1955年底，当他感到在大陆办学无望了，才应邀回台创办新竹清华。

历史从来不容假设，但是人们可以从史实中获得面对未来的智慧。两年前，91高龄的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梅先生还是走的好，否则，他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他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实际上是原子科学研究所，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培养出李远哲这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对清华贡献很大，许多大学者都是他当校长时培养出来的。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在台湾办教育，也是为中国做贡献。”看看当年清华留下的那些大学者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等大学者的悲惨晚景（不仅学术无所建树，而且遭受非人待遇），就能知道梅先生的出走是何等英明，他晚年能够在台湾继续从教，为中华民族传承文脉。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是清华校歌中的一句。百年清华，就是一部东西文化合奏的交响曲，作为清华传统精神的重要内容，东西文化，荟萃一堂，锻造出清华的许多荣光。

清华初期，正是中国现代教育启蒙时期，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外籍师资占据了优势，虽然许多外籍师资并非一流学者，但他们却传播着西方现代文明。随着留美学子们完成学业相继回国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已经拥有许多接受过海外良好教育的一流学者，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叶企孙、吴有训、潘光旦、熊庆来、张子高、陈岱孙、顾毓琇等一大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教授，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有精湛的西方科学知识，继续在清华演绎着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盛景。

作为清华学者的优秀代表，梅先生1909年赴美留学，1914年毕业，1915年秋应聘清华，教授物理学。1921～1922年再度赴美留学，并考察欧洲教育。

据曾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霖教授回忆：“清华初期，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为了弘扬基督教教义和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它组织了许多课外‘查经班’，读英文圣经，学生是自愿参加，一些中外教师被聘担任指导，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聚读一两次。梅先生是基督教徒，也被邀指导一个班，我和潘光旦都参加了他的班，圣经是用古英文译的，梅先生不是专攻英国文学的，在辅导阅读时不无困难。我们在阅读时所以尚能顺利理解，显然是梅先生事前费时推敲的结果。”晚年在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为解决师资短缺困难，他虽年近古稀，校务和社会公务繁多，但仍兼任研究生专业英语课程教师。

具有文理兼通，中西兼具的学识，在梅先生那一代学者当中并不多见。而要使一个学校有规模地形成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局面，显然更为困难。不过，正是这些常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却往往成为梅先生事业的亮点。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一方面不拘一格地引进留学海外、学有所成的华人学者，使得学贯中西的大师云集清华；另一方面，聘请世界一流的国外学者来任职。清华延聘国外学者来华讲学，派遣大学和研究院毕业生出国深造，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梅先生办学的主要方针之一。

当时清华利用各种渠道，不惜一切代价地罗致世界第一流学者来校讲学。1934年，清华设立航空讲座时，梅邀请美国加州大学航空工程系德籍教授冯卡门(Th. Von Karman)任教，后因冯回国不能来华，他积极设法请来美国空气动力学专家华敦德博士(Dr. F. L. Wattendorf)来清华授课。经冯介绍，华敦德博士1936年2月到清华担任航空讲座教授，负责指导设计清华校内以及后来在南昌建造的两个风洞（后者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洞之一）。他的求实精神和精湛的技术，给当时的清华师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35年，美国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 Weiner)到校任教，1936年世界数学会副会长、法国数学家哈达玛教授(J. Hadamart)到校时，已是七十高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来华讲学的法国科学院院士。

早期清华大学实行教师定期出国研究，并通过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讲学等方式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据统计，抗战前清华先后出国休假的教授约70人。有的著名教授应邀出国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如萨本栋教授对于应用向量及能量子电路论研究甚多，甚为国外同行所注意。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电机工程学会曾对此问题专门召开讨论会，确认萨本栋之研究结果已居领先地位。于是萨先生在出国休假期间，先后分别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邀往讲演。同一时期，清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被德国自然科学院选为会员；袁复礼教授在西北地理考察中发现恐龙化石，被瑞典君主赠与“北极星勋章”一枚。

在广泛礼聘和向外派遣学者的同时，清华十分注意选派学生以及青年教师出国留学、进修或参加研究工作。自1911～1929年，共派出游美预备部学生1,279人。1929年，清华研究院成立，即随时注意选送留学生。193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令清华招送留美公费生，由清华组织自行考选，每届25人，至1937年止，总共派出留美公费生93名，其中学习理工科的64名，约占2/3。这一时期，清华还向英、德、意、波兰等国派遣留学生若干名，同时先后接纳了美、英、德、日等国的留学生二十多人。

学术不分东西。梅先生将清华开放包容、自由学术的胸襟发扬光大，历史证明，他掌校时期倡导对外开放，聘请国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或讲学，是使清华较快接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有效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大举措。当时清华不仅吸取了许多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从实验设备到图书数据，从课程计划到教科书，都学到了很多先进有益的东西。清华国际学术交流的成就，为我国近代国际学术交流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百年来，清华以梅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先贤和学人们通过教书育人的实践，不断地丰富着清华精神的内涵，塑造了清华灵魂，奠定了清华校格。这些精神具有普世性，已经不仅仅属于清华、属于教育、属于民族，也是属于全人类。人类教育历史已经证明，哪个学校拥有这些精神，哪个学校将会迎来大师云集、英才辈出的辉煌岁月。

梅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半个世纪了，但他留给清华、留给教育、留给民族的这些精神财富，它们的影响将是深远而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