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个戏子，竟评价老舍不过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

不论江青抱着多少私心杂念到延安，她能在陕甘宁边区那样的环境中坚持下来，表明她还是有一定的抗日热情和革命觉悟。延安的物质生活比上海是艰苦多了，革命队伍组织纪律的严格，对江青随心所欲的个性也是一大制约。但江青毕竟不同于那些满腔热情投奔革命的单纯的青年学生，蓝苹小姐的灵魂是不会脱胎换骨的。

江青最后一次婚姻

1938年，江青到延安的翌年，与毛泽东结婚。 这一次的结合，改变了江青一生的命运。

江青要成为毛主席的夫人,首先震动了党中央。如今在党的主席身边，出现了这样 一个经历复杂又不可能马上就考查清楚的“外来人”,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许多高层领导对这场婚事持反对态度，也有赞同的，康生即支持最力的 一个。最后达成协议，对江青约法三章。关于约法三章有多种大同小异的版本，基本精神是：江青二十年内禁止担任党内任何职务，不得干预党内人 事及政治决策，只负责毛泽东的健康及生活起居。

对江青来说，约法三章无异是孙猴头上的紧箍咒。江青岂甘于当家庭妇女?她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就因为她不安于此位。江青对头上的紧箍咒虽 恼怒也无可奈何。在这十二年的战争年代，江青基本上遵守了约法三章。

列宁曾说过，在一切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指导方针之一。由于江青历史上与电影有过一段渊源，1950年，出任中宣部文艺处 分管电影的副处长，不久独立为电影处，江青任处长。她还兼任负责电影大政方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

韬光养晦十年的江青，急于想表现自己的存在。可是在这样一批老革命兼知名之士面前，论政治素养、艺术成就、革命经历和社会影响，哪一 样能数得上江青呢?江青要脱颖而出，审时度势，制定了自己的战略：拉大旗，当虎皮、出奇制胜。

但江青的气质和思想境界与毛泽东差距岂能以道里计?这就决定她的模仿和对毛泽东思想领悟的两大特色：第一，得其皮毛而遗其精髓。比如江青写 的一笔字，完全模仿毛泽东体。外表近似，却失其雄伟的风骨。第二，对毛泽东理论体系，主要是文化理论中某些不周全乃至偏颇之处，加以夸张、扩 大，籍以大张挞伐，树立自己的权势。

1950 年初，国内上映香港片《清宫秘史》。江青独具“慧 眼”,认为“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她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部长副部长们不以为然。其后，上海昆仑影片公司的《武训传》上映， 好评如潮。江青又独具“慧眼”看出影片有“严重 问题”。

众人皆醉，唯江青独醒!

接着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并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 在《人民日报》连载。

江青很推崇这个题材，以电影《宋景诗》来批判电影《武训传》,这个构思不能说不精彩。于是调集精锐力量， 拍摄。可在创作上碰到了一个无法回避、难以解决的课题，宋景诗一度接受过朝廷招安。

江青的大批判锋芒不限于此，《荣誉属于谁?》 又是一例。这部影片的艺术构思，属五十年代工业题材之模式，铁道战线上调车方法之争。最后.荣誉属于学习苏联先进调车法之一方。当时号召全面向苏联学习，这部影片有什么政治错误呢?编剧、导演认真检讨，检讨来检讨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直到江青来泄漏天机。

《荣誉属于谁?》的编导，根本没有这样丰富的政治想象力去触及如此重大又尚未公开化的政治主题。他们只是尽心的服务于公开的政治主题，哪会想到踩上深层的政治地雷?

江青的大批判不只对已完成的作品还要防患于未然。规划和审查电影剧本，乃电影指导委员会的重要任务。江青一度操纵电影剧本的命运，以多种口实否定一个一个的剧本。你写艰苦奋战，她就说是宣扬战争残醋；你写英雄牺牲，她又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死；你写妇女劳模，她说这种劳动不适宜于女人；你写外交之战，她又说某某人当时主持此事，不能写。

名日电影指导实则求神问卜，吉凶难料。电影剧本有‘枪毙’之名，正是这时的事 。一妇当关，万夫莫开。有江青捍卫中国电影的纯洁性，保证资产阶级的蚊子苍蝇一个都飞不进中国银幕。

后来沈雁冰亲自主持召开电影指导委员会，对剧本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不久这个剧本却被江青“枪毙”了。“老舍执笔写的《人同此心》 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干脆，拉倒吧。”。

《人同此心》的来头之大，作者的规格和审查的规格之高，可见当年电影剧本被提到多么重要的位置上。凭心而论，在老舍的著述中，这个遵命文学，他创作的唯一电影剧本，并非上乘之作，但完全够得上拍摄水平。江青对这样一个大作家的作品，却轻率地判处死刑。

批评老舍

老舍是个正直的、爱国的、进步的、衷心拥护共产党、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在江青眼中却不过“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江青的政治优越感咄咄逼人。江青的狭隘、浅薄，对文化和文化人的轻蔑，达到何种狂妄的程度!

江青对影坛的扫荡，立竿见影。新中国电影继开门红之后，马上跌入低谷。1950年，国营电影制片厂出产故事片26部，私营制片厂还生产了三、 四十部。在质量上有《白毛女》、《钢铁战士》、《我这一辈子》等一批载入电影史册的优秀作品。电影热火朝天，欣欣向荣。待到1951年，故事片仅生产1部，1952年仅有4部，1953年13部，1954年20部。四年的总和数量还不及1950年一年，在题材、 风格、样式上亦不及1950年多样。

江青扼杀电影生产力的杀手锏，通过大批判搞得电影艺术家诚惶诚恐，坐卧不宁。 一部影片的是非，政治影响之大似乎足以兴邦或丧邦，而判断政治是非的标准，又是如此高深莫测，扑朔迷离， 令人迷惘而困惑。似乎只有江青这样能领悟天机者才能把握其精微之奥秘。电影导演成荫的一句话准确地概括了电影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艺术是心灵的自由显现， 扼杀心灵的自由，从而扼杀艺术。

换句话说，江青五十年代初在电影界已经进行过一场革命的预习。如果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江青这两年的丰功伟绩加以检验，其谬误是一眼就能看清的。然而每一代人都有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

五十年代的江青，还是三十年代的蓝苹小姐的翻版。不过她的羽毛尚未丰满，尽管内心咬牙切 齿，表面上还不得不接受正确的批评意见。五十年代她与上海电影界的熟人接触，大体上还能平等待人。“一阔脸就变”,江青尚未“阔”到可以变脸的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