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最野的小区住了3个月，灵魂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2014年，我因为一些生意上的事黯然失意，流落到贵阳，在认识了一帮玩艺术的朋友后，决定在房租相对便宜的花果园开一个排练室，房租AA，上午睡觉，下午排练，晚上写诗、喝酒、玩乐。

M区4栋，30层的楼，我们在21层，同层的邻居是酒吧、小贷公司、女性私密养生会所和平时大门紧闭但不时有陌生男性进出的房间。

那是一段很难回首的时光。

虽然已经离开多年，但我时常又在梦中回到那座装着五十万人的小区，对着吞下半个山的贵阳白宫索要曾经被淹没在那里的意义，虽然徒劳，但自有缘由。

那位被大门紧锁住的姐姐第一次约我吃饭，在金顶山，我们穿过六十七栋贴满了霓虹灯与套现广告的高楼，吃恋爱豆腐，她说她很喜欢音乐，经常躲在门框后面看我，想让我教她打架子鼓，因为她老家的儿子爱听。

她叫我倾听她的心跳，在峰峦间探寻珍宝，蓓蕾在舌苔上散发沐浴露的香味，我含糊地说，在花果园我不想谈论音乐，我现在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们在每个组团与每个区之间流窜，看着人群在人群之中织网，吃完晌午就爬上天台，在A1区一单元的楼顶伸手跟A2区的3009买烟。

抽磨砂，抽到太阳沉进远方的阿哈湖里，再一同在双子塔射出的红光中相拥而睡。

她三十二岁，在花果园已经做了八年。每年她都想着明年离开，但总在兜兜转转后回到这里。她回老家结婚、生子，丈夫比她小两岁，沉默寡言，她给我看照片时，脸上的笑没办法做假。

“在外面做久了，家乡就会感到陌生，我不想就这样呆在这里，但它又什么都有，让人走不脱。”

“我老公人好，没什么能力，我也还有孩子要养。”

但离开总是必然的事。当她的房门贴了封条，后来又更换为美甲店，我就开始一个人在花果园里游荡，白天去印着财富的大楼里吃肠旺面，晚上去打着国际金融的楼里看人打黑八，看完就顺着在建的3号线工地，从兰花广场一直走到风雨桥。

买两块纳雍男人烤的的包谷粑，再回到M区楼下，看着三十个信用卡销售逐一变成六十个楼层酒吧的外联。

排练室的生意很难维持我这样的潇洒，并且因为买不起空调，几个来学鼓的小伙也退费去了楼上的成人街舞。

后来我开始发传单，目标是被花果园购物中心在天桥上紧握着的几十万人流，和所有堵在卡门酒吧与Q区十字路口的轿车司机。

很累，但那些蹲守在永辉超市门前的纹身师也总是会坚持上来问我，一个满背只要300多，我笑着拒绝，继续发传单。

花果园的人太多了，多到你根本无法看清身处其中的自己。

高楼塞满了蓝天，俯瞰着生活在花果园里的每个普通人。

我本地的朋友告诉我，很多住在花果园的人其实都和我一样，被时代冲到贵阳。他们可能在花果园金融街某号楼里的野鸡公司， 主营网贷催收与网络直播，月薪3K，全是提成；也可能在经历两次试工期被无故辞退之后，成为了一名流窜在夜宵摊的白酒销售或小额贷业务员。

下班的时光他们总喜欢去兰花广场听越南鼓蹦一个千人大迪，要不就是去装着三十家酒吧的楼里喝虎牌啤酒。

喝醉了就去更楼上的纹身店纹个般若，50块钱不上色，出门因为实在太酷吸引了一个老家毕节的姑娘，两人就去隔壁装着八十家情趣酒店的炮楼玩飞机。

他们和女友贷款买下了租住的房子，孩子也生在花果园，就在楼下从小学读到高中，同学也是来自每个组团，一路长到15岁毕业，他爹和他都觉得他可以出来工作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重复这样的日子，在花果园轮回，很多人甚至没有去过贵阳市区。

花果园已经无法再被当作一个小区了。

这里的生态系统之繁茂，已经完全让这个曾经的亚洲第一大盘在复杂程度上超过了无数的地一级县市。

1830万平米，数千家公司，上万家餐饮，人流量一天100万，145栋楼间距不过三米的高楼如同围栏，将进去的人堵住，也将出来的人 拦下。

于是，里面的人开始渐渐不愿意出来，因为里面什么都有；外面的人开始不愿意进去，也因为里面什么都有。

他们开始自洽，就在小区里把内循环变成死循环，不需要离开，也无从离开。

后来因为家里的房子拆迁，需要我回去签字，我在凌晨坐K142回到了成都，然后再也没有去过贵阳。

我总是记得在临走前，一起住在排练室的一位画家告诉我：

“花果园是蛰伏在夜色下的巨兽，吞咽、消化、溶解每一个人，也碾磨、撕扯、排泄每一个人。它自成系统，自我循环，有太多的人一旦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他们没死，只是消失在这50万人的食袋里，在生存的撞击和挤压里，成为了花果园本身。”

我知道，我的离开是被它所排泄和抛出的离开，我一度认为自己将会困在花果园，是谓坐困愁城。

六年来，在醒与睡的之间总是看见自己仍然被困在花果园家具城与237路公交之中，手里拿着在美食城刚捡的手机，另一只手用力地抓挠着那次酒后纹在手臂上的小良，然后满头大汗的醒来。

鼻孔里全是在梦中的花果园被人头与水泥堵住的黄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