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院长、女博士，落马贪官的学历，为什么个个都高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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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腐败的风暴中，一大批高级官员被揭露出惊人的罪行。

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官员中有不少是博士、甚至还有教授。

在十八大后被查处的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贪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博士，将近一半是硕士。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人，学历低于硕士。

这些贪官污吏的学历水平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基础学历，或者说第一学历其实并不高。

有的人的第一学历，甚至可以说“很差”。

比如前一段时间刚刚自首落马的凌娅，她当警察的时候，只有16岁，她的第一学历能好到哪里去呢 ……

所以这些贪官污吏们是怎么在忙于“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能获得这些学位的？

他们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去追求这些学位的？

背后又暴露了什么样的学术腐败和权钱交易？

— 以下，请细品 —

这些贪官的学历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他们的学历背景却充满了疑云和矛盾。

比如，他们中有很多人是边干边读，而且经常是跨专业、跨学科的；

一个学文学出身的，跑去学了一个机械工程的硕士；

一个学机械制造出身的，却能够在短短三四个月里，混出一个经济学硕士来！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虽然学科跨界本身并不罕见，但有些贪官的跨界方式让人难以置信。

而且，这些贪官不仅学位跨界，有的甚至还拿到了院长、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闪亮的头衔。

这些贪官污吏，仿佛是超人，仿佛是万能的全才。但他们真的有这么厉害吗？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比如说，武长顺，这位曾经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从中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却神奇地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工学博士和高级工程师的头衔。而且他的博士专业还是机械设计及理论，这可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领域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他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学习能力吗？还是说他有别的东西呢？

沈培平这位云南省原副省长的学历背景也颇为奇特：

他本科学的是中文专业，后来通过某党校函授学院的在职研究生班，转行学习了经济管理专业。2007年，他又跨界攻读了北京某名校的自然地理学专业，并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仅仅5个月后，他就被该校资源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啊！他是怎么在短短5个月内从博士变成教授的呢？

是这位中文毕业的官员，其实对自然地理学有着多么深刻的造诣和贡献吗？

还是说他有着其他的途径和手段呢？

这些贪官的学历背景让人大开眼界，也让人深思。他们究竟是真才实学，还是虚假造假呢？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获取这些学历呢？

还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那就是他们串时间和学科，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跨越时间和学科的界限，同时攻读多个学位，并且都能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他们中有的人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就能从名牌大学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而且还是在名师的指导下。

他们中有的人原本只有初中或高中学历，甚至没有毕业证书，但他们却能在几年之内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而且从未听说过他们在论文、答辩等环节遇到过任何困难。

比如，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在2005年1月本科毕业后，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从南开大学拿到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简直是“掌握了硕士速成秘法”。

又比如，河北的周本顺不仅是管理学、法学双博士，而且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只花了一年就从国内某知名大学拿到了。

还有，陕西省原副省长冯新柱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在任职期间，曾同时参加两个不同专业的在职研究生班学习，重合时间分别达到了两年和一年多。 这些贪官的学历奇迹让人不得不怀疑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贪官污吏，热衷于拿文凭，不仅是道德沦丧和权力膨胀的表现，也是能力低下和知识贫乏的暴露。

他们为了升官发财，不惜花钱买通一些高校和教师，以权谋私，换取一张又一张的“真的假文凭”。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实际上却是在欺骗组织和社会，损害公平和信用，败坏学风和风气。

官员们为什么如此痴迷于文凭？

“年龄是硬伤，文凭是救命稻草，关系是王道。”

这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知道自己年龄大了，没有多少机会再升迁，所以想借助文凭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或者给自己增加一些竞争优势。

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所以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正规地接受教育，而是选择了捷径和偏门，通过关系和金钱来获取文凭。

他们还知道自己有权有势，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来左右一些高校和教师的行为，让他们为自己开绿灯和放水。

有些高校也不顾教育的良心和责任，主动向这些官员敞开大门，用教育资源作为交易的筹码，让他们轻松拿到硕士、博士等学位，而不管他们是否真正参加了考试和毕业论文。

比如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就有双重身份：一边是江苏某名校的在职博士生，一边是该校的校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利用校董的身份，为自己和他人在该校的招生、培养、答辩等环节提供便利。

据该校董事会章程，校董要为学校捐款、捐物、捐情，同时也能享受一些特权，比如自己的子女或者推荐的考生可以优先录取或者优惠录取。这就形成了一条“权学勾结”的暗箱操作，让一些官员可以轻松拿到各种学历证书。

在这些官员的学历造假中，大学们也起了不光彩的作用，不但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反而放低门槛，为官员“进修”敞开大门。

这种权学同谋的利益链，不仅损害了公平正义和社会信任，也破坏了教育质量和学术声誉。这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巨大的伤害和危害。

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也不能对此一笑置之。 我们要从多个层面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和防范这种恶劣现象。

一方面，要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和问责力度，对于那些用金钱和权力换取虚假文凭的贪官，要毫不留情地查处，绝不手软。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高校和教师的管理规范，对于那些用教育资源作为交易筹码的高校和教师，要严肃地惩戒，绝不姑息。

还有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的引导教育，让公众明白文凭不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和价值的金字招牌，而是要看一个人的实际作为和道德修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扭转权学同谋的乱象，还公务员队伍一个清廉、高校一个清明、社会一个清朗。

我们不是反对官员读书拿文凭，而是要求官员读书拿文凭要合法合规。

对于官员读书，也要在入学考试上公平竞争，严格把关毕业门，减少钻空子的机会。

有专家建议，纪检检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对落马官员不能只盯着“政治账”“经济账”，有问题的“文凭账”也要查个水落石出，切断“权学交易”的利益链。

— 本期完 —

图·文| 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