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慧林：王彬彬的文学语言学VS传统文学评论

中国文学批评界，常常以研究国外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主要倾向，偶尔也会遇见对本国研究者文论思想进行研究的文本。在这些文论中，正如孙晓娅指出，”附文性“比较突出。即构成一种文论思想与研究风骨的主要是通过术语与文本的彼此引用。当然，如果要研究一位学者的思想或学术，当然需要逐一去解剖他的术语，他的文本。因此”附文性“虽然指出了一种学术上的接近”复制思想“的轻度弊病，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过度的挑剔。没有创造性的思想，尤其是没有创造性的本民族学术思想，这虽然堪为严重，然而，拒绝发现”它山之石“中的卓越思想，也是一种”孤僻“，并且很可能成为”井底之蛙“。所以，我们作为普通读者，依旧欢迎这种研究他山学术的研究，依旧认为，没有这种研究，则许多伟大的文论可能不会尽人所知。研究的研究，是重要的学术思想传播途径。在此逻辑原则下，直接读原著，与传播性的介绍与研究之间，各有其优势。但也可以认为，研究本身充满了主观知见与客观知见之间的矛盾，研究的研究，是聚集矛盾与问题的方式，呈现问题与矛盾，亦有利于解决矛盾与问题。像罗慧林关于王彬彬文学研究特色的研究，呈现的问题就有——比如，思想与内容之间语言处在什么位置？从艺术哲学出发，单纯地从文本语言，书面语言或俗语来理解语言，是否过于形式主义？（因为它还需要考虑作家的成长环境，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就最传统的思辩哲学思想乃是思想与语言的关系论，即思想是本质，内容；语言是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罗慧林在研究王彬彬文学评论规律中，发现，王彬彬打破了上述传统思辩论，而主张语言即思想，思想即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正因为如此，语言特征分析应当被视为文学批评的重中之重。——这个观点，如果没有记错，那么至少西方学者中是提过”语言即思想“这个问题的。而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文学评论应当将”语言研究“置于中心，这才是王彬彬个人学术思想中的重点。不管罗慧林有没有发现这个点，她对王彬彬研究的论述，已然足以让读者了解到其文论中卓越的”东方语言学“特性。这种以文学研究为载体的”语言学“，是以前的西方语言学中没有专门发掘的，也是文学研究史中没有系统涉及的。语言的研究，不免要以咬文嚼字为主要手段，如果许多评论家并不喜欢过度聚焦于字眼，或者对”字眼“本身的特殊性缺乏一种发现力，那么，通过罗慧林的介绍与论述，我们将发现，如何恢宏地展开与”字“与”语言“打交道的场景，包含着一种崭新的经验，与堪资借鉴的才华。（章闻哲/语文观止）

本文原题：以文学语言为逻辑起点向各个层级敞开——王彬彬文学研究特色浅析

本文来源：文艺争鸣

作者：罗慧林

王彬彬多年来尤其近十几年的文章和著作有一个突显又一以贯之的关键词：语言。在《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语言：小说欣赏的最高层次》《写在前面》《欣赏文学就是欣赏语言》等文章中王彬彬直接阐明语言在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而纵观其研究脉络，文学中的语言艺术问题也是其研究的基石，涉及诸多论文和著作，不仅有关于语言的地位及意义的归纳总结，也有语言技巧的具体运用，如关于鲁迅、孙犁和汪曾祺等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有对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反思如《〈遍地月光〉与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以及对于现当代诸多名家作品的修辞研究，还有对口语转化、虚词、句式、标点的细部探讨。王彬彬在《欣赏文学就是欣赏语言》里总结了文学语言的特殊意义，甚至它坐拥高于思想的位置：“小说的思想、情感、心理、风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归结为语言问题：方方面面的好，都可归结为语言的好；方方面面的坏，都可归结为语言的坏。一个最高层次的欣赏者，始终不离语言而欣赏作品的方方面面。一定有人会从‘思想’的角度提出质疑。有人会说，如果一部小说语言很寻常，但却有着独特、深刻的思想，那这样的作品也不能算‘好’吗?就算这样的小说确有可能，但这种有‘思想’而无‘语言’的作品，只能算是有缺陷的‘好作品’，离杰作，离完美，还差得远。”这种语言观不仅关乎语言本身，还源自他对文体、风格、韵味、细节的综合体会，也是长期的审美积淀。王彬彬无论是在批评、研究还是创作方面都致力于自身语言观的探索、论证和实践。“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文学语言意义的追寻是一个爬罗剔抉、持续叩问的过程，所以在范式转换之时王彬彬回顾已经被自己超越的原有的治学之路——“我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也像许多这个行当的人一样，总是谈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总是从哲学、文化、社会、历史，甚至政治、经济的角度谈论作家作品，对某个作家、某部作品特有的语言表达，特有的遣词造句、铸词炼句的匠心，则完全不予涉及。这样的批评研究，与我对作家作品的初始的和基本的感受相脱节。”

的确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大弊病是许多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自身的语言功底并不强，而且也未进行文学创作方面的实践，面对作品尤其是作品的内部肌理和细部构造难免隔靴搔痒，无法真正抵达与批评对象水乳交融的境地。

王彬彬的治学涉猎多方面，主要有文学、历史、外语等，一方面讨论文学，一方面讨论与文学相关的史学、文化等，而文学往往成为其思考的重要阵地和出发点。此观点体现其治学之路的路径探索、行进步伐和方法转向——跃出“许多这个行当的人”的窠臼：“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决定改变一下这样一种谈论、研究文学的方式。我决定从语言修辞的角度谈论、研究一下新文学作家作品。”王彬彬的《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对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鲁迅、萧红、孙犁、赵树理、汪曾祺、高晓声、钱钟书、阿城、刘庆邦、铁凝、毕飞宇、阎连科、史铁生、鲁敏等的作品的语言艺术手法进行探析，是文学内部领地的艺术探险。语言是文学关键密码，也是文学的基始性命题，王彬彬的文学语言观又有什么特点？以下粗浅谈谈我的一点点体会。第一，王彬彬旗帜鲜明表达了语言至上的立场，“我接受或拒绝、喜爱或厌弃一部作品，总是因为语言。一部作品，如果在语言表达上富于文学性，如果一字一句的经营富有意味、耐人寻味，我就能读得津津有味。”“我们无法想象精美的思想却用粗糙的语言表达。语言的粗糙就是思想的粗糙，同样，语言的粗糙就是情感的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观察的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体验的粗糙。我们还可以说，语言的凌乱，就是思想、情感的凌乱，就是观察、体验的凌乱；语言的平庸，就是思想、情感的平庸，就是观察、体验的平庸。”他在《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还引用一些作家的相关观点对这类观点进行佐证，如汪曾祺关于文学语言的看法。在研究作家作品中也引用孙犁关于语言看法“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表达相似看法。王彬彬文学语言观的特点在于，语言即思想，语言即内容，“语言的粗糙就是思想的粗糙”，“一个最高层次的欣赏者，始终不离语言而欣赏作品的方方面面”，体现了“道”“器”从分立到交融的视角变化。“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断语大家耳熟能详，可这种观点其实还包含另一个隐蔽的维度——固然语言是重要的，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前提，即这种语言艺术为思想内容服务——文学是通过语言的外在形式传达内在思想情感的艺术。思想总为内在、本质、理性的一方，处于优先、形而上的位置，是更高一层的“道”。而语言是形式，则更贴近于形而下的“器”和“技”。道可道，非常道。思想为内在本质，语言为外在形式，文学语言是服务于作品所传达的思想主题，这种“道”和“器”的关系显然区别和评判了二者的高低，也显现二者之对立，谁是主谁是仆也一目了然。王彬彬的这种文学语言观则体现思想语言的交融性，其逻辑是语言和思想合二为一。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所倡导的现象学的现象本质共融视角所强调的正是交融性。胡塞尔的学说对欧陆哲学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欧陆近代哲学一直以二元思维方式为主导，比如主体客体二分、身心二分、感性理性二分、现象本质二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思维方式7则反思这种模式，不再遵循形而上学传统的二元对立视角，西方哲学从传统认识论“实体说”的心物二元论走向现象学“构成说”的意向经验一元论。这种现象本质共存、主体客体交融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海德格尔、萨特及伽达默尔等，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就直接受到胡塞尔思想的影响。“视域”一词由胡塞尔最先提出，他的视域的概念与意识的构造有关，在胡塞尔看来，与其说“现象”毋宁说是“意识现象”。“视域”一词本身就带有主客共融的意味，“每一个世间的给予都是在地平线的情况中的给予，在地平线中包含着更广阔的地平线，最后，作为世间给予的东西的每一个东西，本身都带有世界的地平线，并且只是因此才被意识为世间的。”语言思想关系的逻辑亦如此。只有在语言的视域下，思想才得以显现，语言和思想并不存在形式内容、现象本质的区分，而是同一性存在，交融为一体。王彬彬引用汪曾祺反对语言和思想的二分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反对文学和思想二分法的理念，强调文学和思想交融的重要性：“针对语言与思想的二分法，汪曾祺说过这样的话：‘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这种共融视角为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书写带来新的角度和思想火花。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哲学家的关键在于提出问题。同样的，文学理论家的关键也可能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视角的转换将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拓宽视野的可能。

第二、王彬彬对语言的探索深入到细节，关于语言细部的分析显示了他的细读功力和艺术直觉。首先，他对于文学语言细微之处反复揣摩，使之纤毫毕现，而只有细部的烛照才可能抵达语言的内部基地，了解语言的真实面貌。例如王彬彬《〈野草〉修辞艺术细说》引用鲁迅《一觉》的语句“……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一觉》）”后对“了”等虚词进行精彩分析，带来精微化的特写效果，“这句话，在连用了两个助词‘了’之后，突然甩掉‘了’而让‘愤怒’兀立着，然后将‘而且’和‘终于’叠用；‘而且终于’之后，再让‘了’回到‘粗暴’身边。这仿佛是平稳流淌着的河流突然人立而起，静立片刻后，又砸将下来；又仿佛是一段乐曲戛然而止，停顿一阵后又悠然响起；还仿佛是一个疾步行走者，突然止步，环视四周后又阔步向前。虚词，在鲁迅那里，往往有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寻常为卓绝的作用”。此外还有对鲁迅散文中特有的单音词与三音词使用的特点及艺术效果的分析等，这些细微的文字成为附着在形形色色的精神宝藏抑或思想赝品上的蛛丝马迹，王彬彬则仿佛是鉴宝专家把玩推敲琢磨，“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其次，区分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思考口语的书面化创造性转换的意义，如《孙犁的意义》指出孙犁的语言特点是“洗练口语与繁复之美”，并分析其和一般口语的差别，“洗练口语的过程，就是把原生态的口头语改造成文学语言的过程。作为文学语言的‘口语’必须保留口头语的全部神韵，却又必须舍弃口头语的全部零乱、杂沓、含混。只有很少的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孙犁则做得极为出色”，而“洗练口语的过程，也就是一种修辞过程”，分析相似语言之间的差别和关联，深化语言内部规律的探索。后来在《阿城小说的修辞艺术》中继续探讨语言的“自然状态”和“原生状态”之间的关系，认为创作时运用这种雅化的自然状态口语是对语言的再创造：“区分语言的‘自然状态’和‘原生状态’，是十分必要的。原生状态的口头语言，虽然会有清新、刚健、质朴、明快等品质，但通常也会有混乱、粗鄙，……通过对原生态语言的提炼、淘洗、筛选，再创造出一种自然状态的口语。这首先需要创作者对语言的敏感。”再次，对意象的分析也是语言象征性分析的重要层面，并且成为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研究的切入点，使得我们对鲁迅的认识更精准。比如王彬彬这样分析月亮的意象：“考察鲁迅对月亮的感情，可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感受到鲁迅的性格、精神、心理中温软、阴润、柔弱的一面。我们对鲁迅性格、精神、心理中坚硬、强大、阳刚的一面研究已经很多，但只有既看到鲁迅的坚硬、阳刚、强大，同时也看到鲁迅的伤感，感受到鲁迅的温软、阴润、柔弱，才是对鲁迅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王彬彬的《月夜里的鲁迅》指出圆月之意象蕴含特定的意味，鲁迅心中之月也和他的矛盾自我相呼应，“在《秋夜》里，月亮成了被诘问被质疑被责难的对象，或者说，月亮因其过于明亮圆满则显得不太光彩。月亮似乎成了一个负面的形象。……如果说月亮在鲁迅那里代表着希望，那鲁迅本就有着对希望的怀疑。希望着，同时又怀疑这希望；绝望着，同时也怀疑这绝望。这是鲁迅的基本心态”，而这种物我合一是通过语言描写“枣树的树枝‘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的独特意象传达的。在具体研究中将意象变化、创作演变和历史进程相结合，则让视角更为丰饶：“鲁迅的日记很简略，而月亮却频频出现在北京时期的日记中，尤其多见于1918年以前的日记中。1918年，是鲁迅创作《狂人日记》并登上文坛的年份。1918年以后，月亮在鲁迅日记中渐渐消失。月亮在鲁迅日记中从频频出现到渐渐消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思考鲁迅心理状态变化的角度。”最后，对于语言中的标点符号的探究，如《“十七年文学史”上的汪曾祺》分析汪曾祺的遣词造句受鲁迅影响。例如，王彬彬指出，特短单句往往与句号连在一起使用、特短单句自成一段是鲁迅散文修辞的特色，这些也为汪曾祺所借鉴。而且，“实际上，不仅是句号的使用，汪曾祺深受鲁迅影响。在冒号、破折号、括号等的使用上，也可看出汪曾祺明显地借鉴着鲁迅。在现代作家中，鲁迅是对标点符号特别在意者。标点符号在鲁迅作品中的修辞作用，也特别突出。对于标点符号，鲁迅有许多异于他人，别出心裁的用法。”从语言到语言符号，层层深入，步步探微，细读功力成为王彬彬文学理论研究特色之利器。

第三、语言视角和其他治学维度相结合，拓展了王彬彬的学术研究向度：

其一，将文学和历史的视角相结合，例如，把文学语言所塑造的细节和历史维度相结合，受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强调的“自己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把握历史的方式”的启发，提出“历史性细节”的概念，这是文学与历史关联的一种方式：“所谓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是指那种特别富于历史内涵和政治包孕性的生活片段，对这些生活片段的描绘，往往能更深刻地表现特定时代的精神实质”。它的意义在于，“文学创作家如果能够敏锐地观察到那种‘历史性细节’并巧妙地呈现出来，他就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切、更深刻地洞察了历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更侧重于论述“诗”和“历史”的差异的一面，——“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而“历史性细节”更侧重于论述“诗”和“历史”的互融关系，历史维度融入文学的创作细节，使得这种创作既有个人性又有某种规律性反思的社会效应，即既具有“普遍性”又有“具体性”，兼具“诗”和“历史”的长处。又如，文史互证产生既鲜活又深邃的研究效果。文学评论和历史考察的并驱是王彬彬理论研究的一个特色。王彬彬认为，“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者。”他写过许多史学方面的散文、随笔，如《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鲁迅晚年情怀》《顾左右而言史》，在文学和历史的经纬间找到思想的通途，“我写这些历史散文、学术随笔，当然与学术体制内的‘论文’有差别。但坚持史料都注明出处。写散文、随笔而坚持做详尽和比较规范的注释，是我决不放弃的原则。去年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愧对钱文玄同》，后面一大堆注释。程永新先生说，《收获》创刊以来，从未发表过带注释的作品，但可以为我破次例，我十分感动。”这些思考多数是与文学关联的史学思考，史学文学双向渗透充盈彼此的视域。例如，在《鲁迅晚年情怀》里王彬彬这样阐述，“因此，当我想象着鲁迅离粤赴沪的精神状态时，我的眼前出现的是《野草·过客》中过客的身影：‘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而‘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我想，鲁迅离粤赴沪，在他来说，踏上的也正是一条‘似路非路’的路”，鲁迅离粤赴沪的历史遭遇和他的文学创作“过客”形象的关联，体现着文学和历史的视角交融。“体察鲁迅思想感情，尤其在探寻鲁迅晚年心态情怀时，有两种经历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离寓避难，二是好友被杀。”这种历史遭遇对于鲁迅创作语言风格的文笔也产生重要影响，例如，“1931年鲁迅在避难期间，听到柔石、殷夫等人被害的消息后，在一个深夜里，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吟出了‘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但他只能用笔来复仇，——不错，复仇！鲁迅是主张并讴歌复仇的。而要复仇，便只能选择最有力最见效的武器，在这种意义上，鲁迅选择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选择‘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的杂文，也是十分自然的。”可见，鲁迅的“匕首”和“投枪”式杂文的语言风格和他的历史遭遇息息相关，这也体现了文史互证的独特价值。

其二，将语言和作家作品研究相结合，语言成为衡量作家作品的重要标准。例如王彬彬“一直对鲁迅有研究热情的原因”之一是“鲁迅语言无与伦比的文学魅力。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语言造诣是非常独特的”。又如对小说家阿城的评价，“阿城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的价值，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成就，修辞上的造诣。以雅为底而杂之以俗，是阿城小说叙述的基本美学风格。雅俗夹杂，使得叙述别有韵味。”他的关于分析作家高晓声创作特色的著作《八论高晓声》，研究突破口亦是语言视角：“总的感觉是，绝大多数文章谈的都是‘思想’，留意到高晓声语言意识、修辞艺术者，少而又少”，而高晓声的“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却被忽视，所以“研究高晓声这样一个语言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却不谈其语言，肯定是偏颇的”。

其三，有专业性外语习得知识背景的王彬彬发挥自身的外语优势，在研究作家、作品及一些研究者和文化现象中也增加翻译语言的研究视角。此视角富含特色，语言的独特性在他者参照系的关系性视角中更加彰显，探索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相似又互参的镜像关系是深掘语言艺术规律的重要路径，如《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表达——兼论汪曾祺语言观念的局限性》一文比较鲁迅、汪曾祺语言观的异同，指出翻译经历和外语参照成为鲁迅汉语文学表达创新性的重要基础但并非唯一根源，关键还在于对语言创新的方法和态度，因而语言创新不仅是客体的形式创新，还受语言使用者的主体个性气质的影响，“不能认为鲁迅那些新异奇特的运用词语和组织安排句子的方式，都有直接的外国语言来源。有许多新异奇特的表现方式，是鲁迅在汉语和外语的既有规范之外进行的创造。鲁迅有着改造、改善汉语的强烈追求，这样，在进行汉语表达时，就有一种自由的心态，有意识地要挣脱既有规则的束缚。创造新的词语和新的组织安排句子的方式，不能没有凭借，不能没有资源。……鲁迅以一种自由的心态，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一切中外语言都作为原料，创造出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现代汉语表达”。其四，王彬彬将这种语言视角和辩证思维相结合进行思考，比如对于汪曾祺的语言观，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指出其局限性，通过与鲁迅的比较进行辩证分析，对研究对象层层解剖，从而富有伸展度。比如以长句、短句为例，阐明二者对待语言创新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态度，这使得他们之间的语言创新效果有所差距：“鲁迅在积极吸收汉语句法新方式……汉语句法的这些发展变化，其实首先意味着句子变得更长了。表达的精密，依赖句子的复杂；而句子的复杂，当然意味着句子变长。”“汪曾祺谈文学而总不忘强调语言的重要，笔者对此完全赞同。但是，总是强调语言的继承性而否定语言的创新性，总是强调从古人语言汲取营养却明显排斥异域语言资源，总是强调在原有的语言天地里施展拳脚却意识不到不断拓宽汉语边界的必要，就有些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了。不有意识地增加词法句法，不让汉语的表现方式不断丰富，把所有的话都写成短句，久而久之，会让表达变得枯瘠、穷酸”。这种思辨性也体现王彬彬对研究对象的不间断思考，多方位考察的反复琢磨的治学态度。

第四，王彬彬在研究、批评和创作中实践自身的文学语言观。上文所述的《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一书的研究突破正源于对语言视角的重视，他对于语言问题、语言的意义的敏锐性还来源于对创作的浓厚的兴趣。他曾经“写过许多‘诗’”，早期的诗化散文《渴望跪下》《这样的攀登者》《一些树与一些人》与尼采、鲁迅散文风格相似，近期的《怀念一只三脚猫》《废墟与狗》《吃肉》等散文里的简洁笔墨的内敛叙述及在句法上的长短句相间而不仅限于短句，可以看出他对于语词和句式的仔细斟酌，也是对自身阐析孙犁的“洗练口语”、阿城的“雅俗夹杂”语言理念的一定的呼应，这也是对于他在比较鲁迅和汪曾祺的语言得失时的一个标准——不只限于短句，而要长短句兼具、齐整与参差并举的观念的具体运用。他的评论语言的遣词造句试图追求形象又简洁的语言，例如前文所枚举的他对汪曾祺语言观反思评价的用语“枯瘠、穷酸”在简洁中具有视觉形象效果，又如评论残雪、余华的作品“热衷溢恶”之“溢”的简洁效果等，以及上文所述的关于鲁迅散文《一觉》中“了”等虚词的诗化分析，是其相关研究所倡导的语言简洁之美的理念的具体实践，比如在评论鲁迅、孙犁等作家的语言时都阐发语言简洁的价值，“简洁，是孙犁的一大修辞特色”，“鲁迅对简洁、干净的追求，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在语言的使用上，只有懂得简洁的人，才能懂得繁复；只有十分‘吝啬’的人，才有资格‘挥霍’。鲁迅是这样的人，孙犁是这样的人，汪曾祺也是这样的人”。此外，《怀念一只三脚猫》《废墟与狗》《吃肉》等所选择的角度和“细节”常常带有特定的“历史”特色，往往将个人遭遇和时代脉搏相联结，让具体可感的人与物倒映出某个历史时期的斑驳侧影，从私人层面叙事走向集体层面叙事，着染厚重底色，也是其“历史性细节”观点的明证和运用、拓展——原有的“历史性细节”所论述的是小说的创作手法，从具体实践看，“历史性细节”也可以运用于散文创作中。语言是文学根基的意义似乎时常萦绕耳畔，但是又常常被忽视乃至轻视——王彬彬所指出文学评论者和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语言缺少细致分析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其实文学创作离不开语言的革新，语词句式总渗透到整部文学作品的血脉里，成为情节叙述和人物书写的内在肌理。正是这些特立独行的艺术语言带来陌生化的效果，“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正如王彬彬所强调的，在文学研究中作品内部语言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它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有重要价值。语言是许多研究的根基，母语是人类精神立足的大地和故乡，记得多年前，翻译海德格尔著作特别出色的孙周兴先生来南大演讲，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这个观点：翻译外语著作，最关键的不是外语好不好，而是译者的母语水准。20世纪西方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也启发和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研究方法，关于语言的探讨至今方兴未艾。人文研究及各类型的创作，母语的感悟力都是特别重要的素养和底色，这在我平常所接触的林林总总的学生毕业创作原创作品中也一再得到验证。母语（写作往往是母语写作）是文学的根基，优秀的创作者和批评者，总是携着语言，扑面而来。除了作家，文学界批评、研究作品的评论家和研究者，也要经受语言这道无形关卡的考验。这些研究者面对文学作品时首先劈面相遇的正是文学的语言，如果自身都未真正进入语言之阵的搏斗，未真正经受语言的洗礼，未体会语言革新的惊鸿般的悸动，也未有在虚构语言艺术宫殿进行创作实践的实战而历经骋目流眄、搜肠刮肚、醍醐灌顶的领悟，仅仅隔岸观火，又怎能真正知晓排兵布阵之真谛。这也是王彬彬知行合一语言观的意义所在。纵览王彬彬的研究著作，既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也有历史现象、外语互鉴、文学掌故及文化现象的研究，还从事一些散文、随笔、诗歌的文学创作，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而在多路并进中又保持了一定的方向感，形成以文学的语言为研究基点向各个方向敞开的研究特色，使其研究枝蔓既蔓延又聚拢，拾级而上直至丰硕壮大。他努力探索语言这种文学之思的逻辑起点，形成自己的语言观和文学观，并和其他文化、史学研究关键点（如鲁迅研究、历史性细节、广狭义修辞、历史维度）相结合交叉思考，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树。文学语言是文学的媒介和载体，也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单位，探讨文学作品的内部语言规律是一种从事物根基、本质的逻辑起点出发探寻解决问题路径的思维方法。逻辑起点越精准牢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就越有效。文学作品的语言研究命题是王彬彬文学研究之要义，而关键之处还在于语言正是文学研究之要义，也是文学创作的起点，亦是作家素养的根本，因此语言成为他的学术研究稳固的着力点、丰沃的土壤及视角之星光。王彬彬敏锐地把握语言这个文学研究的关键枢纽，其文学研究特色正在于以文学语言为逻辑起点向各个层级敞开，晨兴理荒，带月荷锄，王彬彬已然、也正在精心培育不断壮大、蕴含思想特色和方法特色的理论之树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