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经济崩溃史(二）

帝国的建立之初，役与田赋被很清晰地分开。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税制。前者计丁数派役，后者是计田面积确定赋税。因土地税收和人口紧密相关。到了16世纪，这两种类型的税收逐渐合并。

“役”的征用于里甲制之中，它体现了累进税原则。其分派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明实录》有一段记载：“贫者出力，富者出财，各随所有，听从其便”。这里延展一下：明朝为禁锢百姓于当地，在户籍制度之外有一项配套措施，就是凡一里之地有婚丧嫁娶无力负担者，周围邻居都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基本上和我们现在的农村现状一致。后来不论大小事务，都需要则成现金，这就是现在红包的雏形。

15世纪，中央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地方督办事务增多，对物资和差役的需求显著增加了，因为田赋额是规定，各级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不足，只能从里甲税里增加收入。他们的手段是：从民众中征用皂隶（是指衙门里的差役），如果你不去当差那就直接给钱免除差役。税收就是通过这些名义逐渐增加。

税收逐渐增加，逃役现象就逐年增多。均徭法就是在1443年提出。什么是均徭法：它把以前徭役的十年一循环，分成两个五年一循环。每户十年一次承办物资、承应劳役，应召服两次役。其中一年服劳役，叫做“均徭”；另一种叫物资解运税收，被叫做“里甲”。

役被分成四个部分：里甲：税收征纳和各种物资征用，包括涉及解运的短期差役。均徭：全职的、全年的差役。驿传：维护驿站，提供服务。民壮：军役。

为了更好的稳定税收，1493年，政府物资是通过“坐办”取得，税收费用直接从地方的田赋收入中扣除的。这里解释一下“坐办”：是明代物料征调方式的合称，指岁办、额办、采办。明代皇室的日用消费品，按“任土作供”原则，每年由产区进贡物料，以供皇室，称岁办；许多物料设有定额，按定额征解、造办，称额办；当进贡的物料不能满足需求时，由官府出钱购买，送京供用，称采办。

因里甲体系所承受的赋税能力有限，税赋过重使农村管理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种危机，役与田赋进行合并，让田赋分担役的税收。

我们通过上述四种“役”进行分开论述：它们为什么会合并在一起。我们先来一下驿站，驿站是一项全国性的制度，由兵部掌管。它们是为过往官员和传递官兵提供免费的交通、住宿、食品、饮水的重要网点。

全国每一座县城就一个驿站，每座驿站需要2-3平民才能维护。此项开支又必须让地方政府负责，此类通行又没有什么限制。到1490年地方不想再承担这个部分开支，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矛盾。这一部分全部转为田赋承担，接近于基本税额的25%。

嘉靖年间，倭寇的大举入侵加剧了役的增调，里甲的税收和各种物资征用频繁，解运军粮和军饷就成了南方平民的主要负担，参军也成了平民承担责任。中央无统筹调度，省直官员也就既无人力又无资金来接管解运职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民间机构管理供应，并对指定仓库中的物资负责，经常造成物资供应不上。

战争的持续，也加速了军役消耗，消耗就意味着舔丁。税收和各种物资征用频度也越发持久，解运的人员越来越多。役的人员根本不能满足战争需求，为了弥补空缺，南方就把“役”的缺口又加到了田赋税收里面。役和税的结合一直持续到帝国衰败仍在继续。

到了万历年间，许多地方已经把这些役分为两类。不连带任何财政责任的工作分派，被称为“银差”。只要给钱，就能募人充役，被称为“力差”。想过改革的方式是将“银差”即时折纳，并减少“力差”的分派，或者有时减少地方的财政责任。

地方政府仍然坚持财政负担由：里甲、人头税共出这一制度，村民仍然有义务每十年应役一次。但除了按人头派外，还有一个附加的费用，也被添加到了将要在那年应役田主的纳税田赋中。

这种做法发展成为著名的“十段锦法”，为明中叶在南方所行赋役改革办法之一。先清查全县各里甲人户名下的丁、田数目，按照负担能力大体平均的原则，将他们分成10段，一年徭役编派一段供应;其以田亩分段的，又称"十段田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改革均徭、附带清理田赋。

这种供给办法反映了明代管理体制的真正情况，这不仅仅是明代制度的腐败与低效造成的，而是制度、理念以及实际的治理水平居下、固定的预算控制以及各级官府的相对自给自足的直接后果。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是蒙元统治的中去，中断了汉族精英的政治传承。下一篇我会讲田赋的收税管理，来进步了解明帝国的田赋制度。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 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