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是部托伪之书，不是黄石公送给张良的《太公兵法》

在头条上，看到有官媒的官方账号发“软文”，推销《素书》。

官媒带货卖书未尝不可，但既然是受众信任度高的官媒，就更应该行文严谨、准确、客观，而不该夸大其词、以讹传讹。

不得不说，此篇推销文章，是比较令人失望的。

其开篇所说，如下图——

这也未免太不着边际了。

《素书》，大概率就是一部出自宋代张商英之手的托伪之书，没那么神奇！

“张良熟读此书，成就大汉霸业”吗？

《史记·留侯世家》，确实有自称“谷城山下黄石”之“老父”，“出一编书”予张良的记载。然而司马迁也说得明白：“（良）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汉书·张良传》，亦载此事，所记与太史公完全一样，张良收受的也是《太公兵法》。

《汉书·艺文志》，曾收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含《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兵》八十五篇，亦称《太公六韬》

《太公》的作者，指姜太公吕望。没听说黄石公有资格可以称“太公”。而且，关于他的记载，除上述二处外，并无另见。

《艺文志》之后，《隋书·经籍志》再次比较完整地收录了尚存古籍。《经籍志》中，首次将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改称《史记》。其书也收录了《太公兵法》，这大概是根据司马迁的《留侯世家》，把《太公六韬》改了名字。

关于《六韬》，南宋以后一直有人质疑其真伪，清代最甚。上世纪70年代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太公（六韬）》竹简。学界认知终于基本统一——《太公》成书应在战国时期或更早。

史上，也再无汉之前由他人所著《太公兵法》的丝毫记载。同时，也没有任何有关《素书》的记载。

怎么能证明黄石公出予张良的是《素书》呢？又怎么证明“张良熟读此（素）书，成就大汉霸业”呢？

这是宋代，张商英编造的说法。

北宋人张商英，受王安石举荐，进入神宗朝为官，后来官至“尚书右丞”，又转“左丞”，官不小。他的哥哥张唐英，是个著名文人。张商英本人，喜欢佛教，有不少著作，还是书法家。不过，好像学问不十分扎实深厚。据说，他善写草书，可是竟然写完了自己也不认识。

张商英著有《素书考》，其云——

按黄石公《三略》三卷，《兵书》三卷，《三奇法》一卷，《阴谋军秘》一卷，《五垒图》一卷，《内记敌法》一卷，《秘经》一卷，《张良经》一卷，《素书》六编。《前汉列传》黄石公圮上所授《素书》，以《三略》为是，盖传闻之误也。晋乱，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言，上有秘戒云。

他说，人们都以为，《汉书·张良传》记载黄石公在圮上授予张良的是《三略》，这是误传，其实授予的是《素书》六编。

其实，他说人们误传黄石公授予张良的是《三略》，这番话就已经闹了一个大笑话。

史上确有《三略》一书，亦称《太公三略》。但此书，成书在汉中期之后。黄石公不可能将一百多年后才有的书授与张良，看来张商英的学识的确不咋地。

他所谓“晋乱，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言，上有秘戒云”，大概率亦属毫无证据地扯谎。

（汲冢竹书整理出最著名的两部书——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

西晋武帝年间（约公元280年），名为“不准”的汲郡（今河南卫辉）人盗战国魏襄王墓，发现了大量战国竹简，搬运时装满了几十车，后整理出先秦古书十余种，共七十五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籍大发现。这些古籍里面没有《素书》。

晋代，没有其他经盗墓发现古籍的任何记载；也没有任何盗发子房（张良）冢的记载。

进一步说，晋代发现的《素书》，间隔了近八百年不曾面试，最后终于被张商英“淘”到？

这也太不可置信。

实际上，张商英声称他“发现”《素书》不久，南宋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就已经考证过《素书》。

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十二》中得出结论说，《素书》原文与《注》出自一人之手，当为托伪。写《注》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商英自己。

后世的学者，基本赞成陈振孙的见解。所以，几乎从来没什么人把《素书》，当做一本先秦古籍，也不看作是“奇书”。

这篇官媒的“软文”中说到，《素书》“在清朝被收入《四库全书》”，似乎此可作为可视作“奇书”的证据。殊不知，现在各种版本《素书》所引“出自《钦定四库全书》”的一段话，其实是明弘治年间一张姓官员写的“序”或“跋”。

下面这段“注”，才是永瑢、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主编纂官的见解（节录）——

然观其（《素书》）后序所称圯上老人以授张子房，晋乱，有盗发子房冢，於玉枕中得之，始传人间。又称上有秘戒，不许传於不道不仁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尤为道家鄙诞之谈。故晁公武谓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至明都穆《听雨纪谈》，以为自晋迄宋，学者未尝一言及之，不应独出於商英，而断其有三伪。胡应麟《笔丛》亦谓其书中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无常，皆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盖商英尝学浮屠法於从悦，喜讲禅理，此数语皆近其所为，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

说得很明白吧——《素书》“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

“晁公武”，亦为南宋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晁冲之的儿子。他同样认为，张商英的话，世间没谁相信。

那为何此书还被收入《四库全书》，此“注”注明，《素书》本，为江苏巡抚所“进”，而且书中一些话不无道理，且又是宋代以来相传旧本，“姑录存之，备参考焉”——姑且收录，万一可作参考呢？

依照上述说法，《素书》所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

此书的六章，皆为“语录体”格言，从思想内涵讲，属道、释融合，很有“心灵鸡汤”味道，又不乏“厚黑”之劝解。

只不过，其确实与兵家无关。张良如何能靠这部书辅佐刘邦得天下？这倒很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素书》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宋儒。儒学有两次大演变，一在西汉，二在宋朝，都是按照当时的需要来诠释“经典”。这种诠释，有时候还包含把自己的思想见解“混入”古人书中。再过分一点儿的，就是托伪了。

关于《素书》，所谓司马迁、苏轼等都给与了极高评价，其实是玩儿了“移花嫁木”的文字游戏。司马迁说，老头给张良赠书这件事很怪。很可能，司马迁寻访到这件事，如实记述，但他也感觉很怪。班固在《汉书》中同持前说。如此而已。

苏轼亦是，他顺着司马迁的话，说送书这件事很怪。如此而已。

《素书》是否神奇，是否比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还要神奇，或许每个人有不同的阅读感受。但说比于诸子，那是万万不能的。

结论只能是，所有“以讹传讹”和“夸大其词”，无非都是商家的推销术而已。

诚恳建言这家官媒，这样以讹传讹的事情，是不好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