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的主人翁叫叫赵桂芝,她是一名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曾在山西插队落户生活了七个年头。说起自己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赵桂芝女士痛苦地摇摇头说:“这辈子我最难忘的就是那段知青生活经历,这辈子我最对不起两个男人,一个是爱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的初恋。”
这原本是一段尘封的往事,赵桂芝女士说几十年来她从未对别人提及过,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她的丈夫还有她自己,没有别人知道埋藏在她心里的这个秘密。今天能把这段往事讲出来,真的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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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末,十七岁的初中毕业生赵桂芝和她的一帮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北京发往山西境内的知青专列,到达山西临汾后,又换乘汽车,最终步行来到了临汾西北的宋家塬大队,他们被分在了宋家塬三队,住在了生产队里的两孔土窑洞里。
宋家塬的贫穷落后根本就无法想象,那里的地形地貌和陕北的地形地貌差不多,乡亲们的生活很苦,吃粮都是问题。除了粮食不够吃,宋家塬大队的乡亲们还有两个大难题,一个是烧柴难,一个是吃水难。
来到宋家塬三队的第一顿晚饭是在三队队长宋明富家吃的,吃饭前,宋队长的婆姨端出半盆水让知青们洗手,赵桂芝第一个洗完手,顺手把盆里的水泼在了院子里。看到这一幕,宋队长的婆姨跑过来,很心疼地说:“可不敢这样糟蹋水哩,这里的水金贵得很哩。”
宋队长的婆姨说完,又回到窑里端出一点水,她站在旁边看着知青们洗手,等知青们都洗完了手,她又把知青们洗过手的水端回到土窑里。
知青们在宋队长家吃过晚饭,大家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回到队部院子里,宋队长把几名女知青也叫到男知青居住的土窑里,他用大家很难听懂的方言给知青们介绍了一下宋家塬大队的自然情况,并答应安排一名社员临时帮助知青们做饭,再安排一名后生帮知青们挑水。
帮知青们挑水的后生叫宋庆军,当年十七岁,长得一表人才,还是队里的记工员。宋庆军虽然没读过书,可队里社员的名字他都会写,也会算账,据说他的学问是他姥爷教的。
第二天吃过早饭,宋队长叫来两名后生,安排四名男知青跟着一起去公社粮站领取知青们的口粮。赵桂芝听说要去公社驻地领口粮,她和一名叫王香玲的女知青也跟着一起去了公社粮站。
从宋家塬大队到公社粮站,有二里路是羊肠小路,无法通行架子车。再说了,宋家塬三队也没有架子车。
走下那段陡峭的羊肠小路,途径张家塬大队时,宋队长借了张家塬前队(一队)的一辆架子车,知青们和宋队长都坐在架子车上,两名后生拉着架子车,直奔公社粮站。
从张家塬到公社粮站虽然是土路,但道路不难走,还是下坡,两名后生拉车并不费劲,也就半个小时多一点,他们就来到了公社粮站。
趁着宋队长他们到粮站领取口粮的功夫,赵桂芝和王香玲去了公社供销社,她俩想随便买一点生活用品。可到了公社供销社,她俩大失所望,供销社里的商品很少,除了生产农具和锅碗瓢盆,再就是食盐灯油啥的,其他的副食品还要凭票购买,想买一斤红糖,没有票都不行。那里当时生活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回来的路上,一路基本都是上坡,坡度虽然不大,可也累了大家一身汗。到了张家塬,还回了架子车,两名后生和宋队长一人挑着两半袋子口粮,男知青们每人扛着少半袋粮食,沿着陡峭的羊肠小路往宋家塬走去。赵桂芝和王香玲空手跟在后面,还感觉累得够呛。
从公社粮站回来,知青们才开始意识到,宋家塬可不是一般的偏僻闭塞,那简直就是偏僻闭塞加贫穷,贫穷落后得都无法描述。后来他们才知道,宋家塬是山西最贫穷的地方。
第一次去挑水,赵桂芝是哭着回来的。挑一担水来回要一个多小时,最关键的是坡路太陡峭太狭窄,别说挑水走坡路了,空走都费劲。
那天赵桂芝非要跟着宋庆军去学习挑水,宋庆军挑着两桶水走在前面,赵桂芝挑着两半桶水走在后面,走到半道,她不小心跌倒了,两半桶全都洒了。没办法,宋庆军让赵桂芝在那等着,他又返回去挑来两桶水。
结果,快到家的时候,赵桂芝再次跌倒,两半桶水又都倒在了路上。看看天色已晚,赵桂芝只好挑着两只空水桶,抹着眼泪回到了住处。
从那以后,宋庆军只要有空闲,他就会到队部来帮知青们挑水,有时收工晚了,他摸着黑也要给知青们挑一担水。因为挑水耗费时间又费力气,大家都非常节约用水,想洗洗头都不敢洗,更别说洗衣服了。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锻炼,男知青们才学会了挑水,可她们几名女知青就算能从沟里把水挑回来,最多也就剩下两半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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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知青们在山上劳动一天,回到家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哪还有力气去挑水啊。那段时间,都是宋庆军起早贪黑帮知青挑水,就是因为宋庆军帮知青们挑水,赵桂芝渐渐对淳朴善良又勤快的宋庆军产生了好感。
1973年年末,赵桂芝和两名女知青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当时回北京探亲实在是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带回北京,赵桂芝她们就带了一些小米和绿豆,还有乡亲们送的大枣。那天一早,宋庆军挑着赵桂芝她们的行李,把她们送到了公社汽车站。
到了汽车站,宋庆军从怀里掏出用笼屉布包着的几张白面饼塞给了赵桂芝,笑着说:“我妈起早烙的,你带在路上吃。”
赵桂芝不好意思地接过白面饼,一摸还热乎呢。宋家塬不种小麦,乡亲们只有逢年过节才赶集买一点白面吃一顿饺子或蒸一锅白馍,平时谁家也舍不得吃白面饼。一想到这,赵桂芝心里热乎乎的。在宋家塬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年,宋庆军给了赵桂芝很多关爱和帮助,赵桂芝从心里感激宋庆军。
那次从北京回来,赵桂芝给宋庆军家带来了北京的精制挂面,还带了北京糕点和午餐肉罐头。看着赵桂芝带来这么多稀罕东西,宋庆军的母亲把赵桂芝揽在怀里,眼泪都流了出来。
就这样,没有什么过于感人的经历,也不是因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赵桂芝爱上了宋庆军。说句实话,那种爱,纯粹就是一种感激和报恩,发自内心喜爱的成分并不多。
就是从1974年开始,在宋家塬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在陆续招工进城,也有人通过关系回到了北京,还有一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赵桂芝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她又不想去厂矿当工人,只好继续留在宋家塬务农。
1974年年末,赵桂芝再次回北京探亲,她把和山西农民恋爱的事情告诉了她妈,她妈说:“山西那么苦,我不能眼看着你一辈子在那受苦,你必须离开那里,更不要在家结婚安家。”
当时王香玲已经回到了北京,她听说赵桂芝要和宋庆军结婚,就来劝她:“桂芝,宋庆军虽然是个好青年,可那里确实太苦了,你绝对不能和宋庆军结婚,要不然,你这辈子就别想离开那里了。你听我的,一定要想办法回来,我姨夫在医院当院长,我想办法让他给你弄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你赶紧回去办理病退手续回来吧。”
想想母亲和王香玲说的一番话,再想想宋家塬的贫穷和落后,赵桂芝心里也动摇了,当时宋家塬三队就他一名女知青了,她也感觉到了失落和惆怅。她也有过回北京的念头,可一直没有机会。
王香玲是个说话算话的人,1975年夏天,她果真给赵桂芝弄到了一张风湿性心脏病的诊断书,凭着那张诊断书,赵桂芝顺利地办理了回京手续。
回京的头一天晚上,宋庆军在知青点陪伴了赵桂芝整整一夜,两个人坐拥到天亮。那一夜,他俩好几次抱头痛苦,那种别离的痛苦滋味,赵桂芝说她一辈子都难忘。
1975年初秋,赵桂芝离开了插队落户生活了七个年头了宋家塬,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不久,赵桂芝就到他父亲工作的木器厂做了一名油漆学徒工。
当时赵桂芝的父亲在烘炉当打铁匠,负责木器家具的五金配饰制作,他也带了一个徒弟,跟他学打铁。赵桂芝父亲带的那个徒弟姓杨,叫杨大勇,人挺好的,就是长得有点黑,工友们都喊他黑包公。就是因为肤色黑,杨大勇到了二十六岁还没找上对象。
赵桂芝参加工作后不久,她感觉自己不舒服,就到医院看医生,医生让她做了化验,结果她怀孕了。这下赵桂芝可吓坏了,她想做人流,医生却说她的身体不允许做人流。
回到家,赵桂芝哭着把自己怀孕的情况告诉了她妈,她妈又带她去其他医院看了医生,医生也说赵桂芝贫血还有其他疾病,不能做人流。
就在赵桂芝一家人无计可施的时候,杨大勇突然来串门,赵桂芝的父亲低头思考了一下,把杨大勇叫到一边,两个人聊了半天。
半个月后,赵桂芝嫁给了杨大勇。对于赵桂芝和杨大勇的结合,单位的工友们并没有感到惊诧,因为大家都知道杨大勇是赵师傅的徒弟。结婚七个月,赵桂芝生了一个女儿,工友们也都知道赵桂芝不小心跌了一跤,导致早产。
两年后,赵桂芝又生了一个儿子,儿子长得跟杨大勇一模一样,工友们都说女儿像妈妈,儿子像爸爸。有了儿子,杨大勇照样疼爱闺女,他常常抱着闺女亲不够,好吃的也都可着闺女,从不偏袒儿子。
刚结婚那阵子,赵桂芝根本就不喜欢杨大勇,可一起生活了几年,赵桂芝发现杨大勇是一个很善良很有责任心的男人,特别疼爱她,家务活不用她动手,工资一分不留都交给她,赵桂芝渐渐也就喜欢上了杨大勇,只是一想到杨大勇是替别人养的闺女,她心里就觉得对不起杨大勇。
自从离开宋家塬以后,赵桂芝再也没和宋庆军联系过,一封信都没写过,她也觉得非常对不起宋庆军,可事已至此,说什么也都无济于事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赵桂芝时常会想起宋庆军,每当想起她和宋庆军别离的那一幕,她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痛。
后来有知青提议回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赵桂芝借故身体不舒服,她没去,只让王香玲给宋庆军家和宋队长捎去了两千块钱和一些礼物,赵桂芝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宋庆军。
那次知青们从宋家塬回来,赵桂芝得知宋庆军娶了张家塬前队的张巧英,她心里又难受了好一阵子。张巧英长相不好不说,关键是她的智力还有点问题,村里人都喊她憨巧英。
现在鼓起勇气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赵桂芝说她不是想得到大家的同情,也不是想表达什么,她只想借助自媒体这个平台,向宋家塬的宋庆军说一声对不起,也对自己的丈夫说声对不起,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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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宋家塬插队落户的经历赵桂芝却念念不忘。几十年来,她心里一直不踏实,总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宋庆军,也对不起自己丈夫,今天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赵桂芝女士说感觉心里轻松了不少,就像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一样。她还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回一趟宋家塬,去看看乡亲们,去看看自己的初恋。
作者:草根作家(谢谢赵桂芝女士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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