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军第7旅旅长是怎样被我军俘虏的？

【导读】张小康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采访参加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老前辈，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许多参战的老首长、老战士面对张国华司令员的女儿，不仅热情地接受访谈，而且慷慨地赠出了他们保存半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在此基础上，张小康组织战史研究者一起编写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一百问》，全景式反映了这次反击作战。经张小康同意，观察者网选其有关内容逐篇发表。本篇为系列之三，讲述了我军俘虏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 / 张小康 等】

一、俘虏达尔维的经过

1962年10月20日7时30分，克节朗战役打响。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一声令下，我军炮兵群的120毫米迫击炮，各步兵团、步兵营属的82毫米迫击炮、57毫米无后座力炮、75毫米无后座力炮，以及各步兵连属的60毫米迫击炮，共190多门火炮，对克节朗河南岸的印军步兵第7旅及沙则据点实施了15分钟的炮火急袭。

克节朗河谷炮声怒吼，群山震颤，天崩地裂。我军突然、猛烈、密集的炮火，准确地击中了印军的要害。早在印军前阶段大规模炮击我边防哨所阵地时，其炮兵射击阵地位置以及其他工事目标就被我军炮兵牢牢地钉在射击图板上的方格网上了。

印军的主要炮兵阵地被摧毁，丧失了火力支撑；部分工事被我军炮火破坏，减少了我军步兵冲击时的阻力。

特别是印军步兵第7旅指挥所与各营、连指挥所遭到我军炮火重创后，通讯中断，很快上下之间的指挥与联络就基本陷于瘫痪。

印军步兵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在回忆录《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写道：

“1962年10月20日清晨5点整（注：新德里时间），三号桥对面的中国军队打了两发信号弹。紧接着150余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的炮弹倾泻在塔格拉前沿山坡上。我们在三号桥、四号桥的阵地，章多的炮阵地、后勤基地，木桥、临时便桥和离河岸约一千码的第7旅旅部，都受到了猛烈轰击。 中国军队用的是自动装填、自动发射的76毫米加农炮和122毫米迫击炮。（笔者注：达尔维不了解我军炮兵的装备和数量，但对我军炮兵火力指数效果的评估还说得过去。）” “这是真理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塔格拉山脊不再是一片土地，而是衡量、考验、精炼印度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化验炉。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炮响，有几分钟把大家吓得目瞪口呆。 这场面同迄今沉寂状态相对照，更加令人震惊。双方军队如此靠近，又使人感到似乎很难相信。事变开始了。 这是多年的错误估计、许多月的焦虑和许多天的希望的终结，也是混乱、恐怖的一周的终结。事变爆发的这一天，是印度将永世不忘的。每一本印度历史的初级教科书都将记载这个可悲的丢丑的故事。克节朗之战肯定会给巴尼帕特战役和普拉西战役抹黑。” “在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几分钟之内，第7旅即分崩离析。无论如何，要想增援或者扭转战局已毫无希望。我没有后备兵力。我同各营的通讯联系很快也被切断。由于一切电话线路遭到破坏，营长们也不能同连长们取得联系。无线电台的报务员们也停止收发，因为中国军队开始向他们的指挥部发起攻击，他们必须进行自卫。”

我军发起战役总攻后，达尔维旅长很快就发现他的旅指挥所与各营、连间的通信联络已中断，在“遭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包围，坚守不住”时，即下决心撤逃。达尔维原计划撤往章多，准备利用章多的有利地形组织二线部队固守。

但是，达尔维在从色兄朗沟往章多逃跑的过程中，发现印军已被我军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头尾不能相顾”，他“同旅部的主体部分失去了联系”。达尔维带领少数人员南逃，不久发现章多已被我军占领，“去章多没有什么意义”时，便“翻越高达18500英尺的扯冬摩天岭”，向龙布普方向继续逃窜。

达尔维经过两昼夜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0月22日清晨踏上了哈东拉至龙布普的小路。此时，达尔维正“陶醉于自己判断方向路线的高超技术”，确认自己已经逃出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合围圈。

10月22日上午9时许，西藏军区藏字419部队步兵第154团团属82迫击炮第2连勇猛地追击从克节朗地区逃跑的印军。该连62名指战员，携带6门82毫米口径迫击炮及弹药，虽然人均负重70斤以上，但个个斗志昂扬，在追击中无一人掉队。

炮2连追至龙布普附近时，副连长彭君先发现离骡马小道不远的森林里有印军，连长吴栓柱和彭副连长立即组织全连携带手枪、步枪、冲锋枪的十几名指战员冲入森林，直插印军侧后，很快将这股印军包围住，迫使印军步兵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及同行的独立第17伞兵营的连长塔尔瓦尔上尉等9人举手投降，缴获机枪1挺及步枪、冲锋枪8支。

战后，154团团属82迫击炮第2连荣立集体三等功。

然而，炮2连的指战员并不知道他们抓获的印军俘虏中有达尔维旅长，因为当时中印双方人员中都没有翻译，彼此语言不通。

二、识别达尔维旅长身份的经过

时任藏字419部队政治部主任的魏克同志回忆说：

154团、155团连夜追击，藏字419部队指挥所与部队一起徒步追击，第二天抓到了达尔维。他跑到山上去，没有东西吃，又饿又冻就下到路旁的森林来了。部队正在追击，这让154团一个炮兵连捡了这个洋落，抓住他时军衔看不出来，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当时也没有翻译，几个战士押着他，我和柴洪泉司令员、阴法唐政委等人从那里路过时，他还给我们敬礼。

当晚我们在龙布普宿营，这是印度军队一个屯兵的地方。部队还要追击，因为政治部管俘虏的事，就把这几个俘虏交给我们，政治部也没有警卫部队，我就叫炊事班几个战士轮流看着这几个俘虏，后来我找来英文翻译洪邦裕，我说：“你去问问路上交来的俘虏是什么职务，是干什么的？”翻译去了一问：“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第7旅旅长达尔维！” 洪邦裕翻译高兴得不得了，回来给我说：“他是第7旅旅长达尔维！”我不太相信，我要亲自去问问他。

我亲自去问：“你有什么东西证明你是达尔维？”他说他跑的时候没有来得及穿军装，只穿了件衬衣，但是衬衣口袋里有张照片，是他到7旅上任时，第4军军长考尔欢送他，请他吃饭时，他和考尔在后花园照的。他让我看照片，我问他还有什么作证明，他说没有，旁边一个被俘的印军空降兵连长说：“我能证明他是7旅旅长达尔维。”

我就问达尔维，你为什么承认自己是旅长？他说：“这是规定呀。”达尔维一来就承认身份，是因为印度军队比较熟悉国际公约，他们对两国交战比较有经验，印度军队有个规定，被俘期间照样发工资。达尔维的军衔是准将。

我就问他被俘以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说：“没有！你看我的金戒指，金手表。你们这个军队是个文明的军队。”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请先生给我找几支烟吸。”

我不会吸烟，阴法唐政委也不吸烟，曹宗奎参谋长会吸烟。我给曹宗奎说：“你借给我两包烟。”他带的烟也不多，但听说是达尔维要的，便毫不犹豫地说：“给你两包。”这就解决了达尔维的烟瘾。

我又问他还需要什么？他说渴得很，我就对俘虏的印度兵说：“你去背半麻袋牛奶罐头来。”牛奶也是从印军缴获的。我问他还需要什么，他说不需要了。他对我说：“你放心这些人（指印军俘虏）不会找什么麻烦，我让他们老老实实守规矩。”

第二天早晨，我对他说：“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把你送到后方去。”

西藏军区政治部的曲明显同志在回忆中说：“我分工负责押送印军俘虏后送任务。我见到了被俘的印军旅长达尔维准将，他能吃能睡，他想吃什么东西，我们尽可能满足。在军区前指停留的3天时间里，他吃了水果糖、白糖，还给了他几条香烟。他在吃饱喝足之后，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西藏军区前指的石伴樵副参谋长、吕义山主任先后跟他谈过话，给他讲解中印人民友谊和此次冲突的原因。达尔维表现平静，谈笑自如。但八一制片厂要给拍照时，他却不愿意了，说是害怕在报纸上公布出来，以后不好生活。”

三、旅长达尔维的基本情况

达尔维于1920年7月在伊拉克出生，印度孟买市人，马德拉斯族，属刹帝利高等种姓，1940年11月毕业于孟买大学历史政治系，旋即考入达拉顿军事学院，1942年在近卫联队任职并被授予少尉军衔，1942年至1945年随英军在缅甸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年进入威灵顿参谋学院学习一年。历任连长、装甲营长、陆军总部作战参谋、第15军军部行政官、达拉顿军事学院副院长、克什米尔地区旅级行政官等职，曾获得7枚勋章、奖章。

印度陆军认为达尔维是个有作战经验的优秀指挥官，于1962年2月将他调到印军王牌部队步兵第7旅任旅长，委以入侵中国的重任。10月8日至10日，达尔维按照考尔军长的指令，组织印军第7旅所辖的旁遮普联队第9营100余人越过克节朗河，在炮火支援下，向我军边防部队驻守的尺冬哨所（印度称其为“僧崇”）发起进攻，后被我军击退。10月20日上午，达尔维正在指挥第7旅所辖的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向克节朗北岸我军边防部队阵地实施大规模迂回进攻时，我军发起了自卫反击作战。

10月22日上午，达尔维被我军俘虏，他叹服地对我军人员说：“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1个旅，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达尔维被送到琼结印军俘虏收容所。西藏军区在山南地区琼结设立的这个后方印俘收容所，共看管印俘996人，其中有达尔维准将以及印军第4师通信团团长泰瓦利中校、拉加普特联队第2营营长M·S·瑞克中校、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营长B·S·阿鲁瓦利亚中校、阿萨姆步兵联队第5营营长拉顿·辛格中校等校尉级军官34人。

琼结印军俘虏收容所对达尔维实行单独看管，给其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达尔维自选报刊、书籍阅读，听广播新闻介绍。管理印俘的工作人员和达尔维进行个别漫谈讨论，重点是讲清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介绍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建设成就等。

对于我军的俘虏政策和俘虏管理工作，达尔维说：“你们能够完全遵循政府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指示，克服内心的仇恨，对俘虏以友好相待，这是一般军队难以做到的。”

在印俘收容所里，达尔维和其他印俘一起观看了《国庆十三周年》、《红色娘子军》等多部新中国的电影以及文艺表演。

达尔维等印度被俘校级以上军官提出想去中国内地参观。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以达尔维准将为首的27名被俘印军校级以上军官到中国内地的武汉、南京、上海、杭州、无锡、北京进行参观。他们还自愿参加了 “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活动。1963年5月，达尔维一行27名印军校级以上军官在昆明被释放，乘飞机返回印度。

四、达尔维旅长的回忆录《喜马拉雅的失策》

达尔维被释放回国后，在他的回忆录《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他感叹地说：“我仍然活着，这是个奇迹。至今我未曾去想我的运气好，既没有死，又没有生病和受到侮辱。现在我要活下来，以便有一天把塔格拉之战的故事大白于世。”

达尔维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克节朗之战中印军战败的一些情况。他认为，1962年印度侵华战争的失败，“是战争高级指挥的失败，反对党派的失败，参谋本部（包括我在内）的失败；也是应负责任的公众舆论和报界的失败；就印度政府而言，是彻头彻尾的失策。”

达尔维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印度政府和军队蓄意制造边界争端，向中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事实真相，抨击了印度尼赫鲁政府肆无忌惮地推行所谓“赶走中国人”的扩张主义政策，反映了印度政府的反华政策不得人心，强调了印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