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浅析土木之变对明朝后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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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瓦剌南下，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明军大败，史称“土木之变”。

这是历史上继宋代钦宗、徽宗被金朝军队俘虏后，再次出现的中原王朝皇帝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俘虏的大事件。

土木之变发生的根源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至此元朝宣告灭亡，退居漠北。元室北迁后，在中原及其周边仍保留着完整的统治机构和一定的军事力量。

此外，北迁后的北元政权版图依然辽阔，并且与东面元朝的藩属国高丽，西面的中亚诸国都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在这样的情势下，元顺帝开始组织力量反攻，力图收复大都，重新入主中原。

明军此时也按照朱元璋的既定作战部署，开始向西挺进，夺取山西，平定陕西。陕西平定后，北元又组织力量反攻，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明军遂一鼓作气占领上都开平，元顺帝败走应昌。随着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鼓舞了明军士气，更鼓舞了朱元璋的信心。

而此时元朝虽灭，但退据漠北的北元政权仍然与明朝相对峙，意图复辟，时刻威胁着新生的明朝政权。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统领巧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漠北，毕其功于一役，企图一举彻底征服残元势力。

然而明军的此次北征，本想一鼓作气彻底征服北元政权，没承想却由于轻敌而致使中路军和东路军的惨败，虽然西路军勉强胜利，但最终还是不能挽救明军失败的结局。

此战之后，由于明军深受重创，朱元璋不敢再轻易大举北伐，同时也标志着朱元璋以军事手段征服蒙古的策略一时难以奏效。

遂迫使朱元璋开始调整其战略部署，即在军事上暂时不再大举出兵，而是侧重于边防之部署与建设。

同时加强政治诱降攻势，分化瓦解蒙古各部，然后再各个击破。这就进入了对蒙作战的第二阶段。

因此明蒙双方又维持了前后十余年的相对的和平与稳定。伴随着相对的和平稳定，土木之变在冥冥之中发生。

土木之变兵败的因由

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惨遭败绩。明军战败的原因，也是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传统观点多归因于英宗、王振君臣的昏庸腐败和无能，但这种观点并不全面。

虽然英宗和王振君臣应该对土木之变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但这与明朝永乐至宣德时期的政策失误导致明朝实力下降、边防削弱和瓦刺复兴无关。

明军在土木堡的大败不仅是明朝军事力量日益薄弱的结果，也直接关系到当时的错误指挥、仓促应战等因素。

第一，“土木之变”之前，明朝北方防线已经严重收缩。明代边防向来以北方为重。

洪武时期，设置九边，派兵屯守。在长城以北，设立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三个重镇以及兴和等卫所，建立起内外呼应的防御体系。

为了进一步完善北方镇戍制，太祖派诸子驻守边镇，此外，在北部各边镇大力发展军屯，因此，整个洪武时期北部边防是相当稳固的。

永乐时期，为了结交周围蒙古部落，裁撤、放弃了一些重要边镇，使原来稳固完整的边防防线受到削弱。

宣德之后，宣府和大同成为北方最重要的防敌前哨。稍有疏忽，蒙古军就能迅速南下，逼近北京。

正统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错误政策也为瓦刺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机会。明朝对瓦刺以抚为主，持续十余年的“麓川之役”，耗费劳资和军力。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精心策划的瓦刺南侵，难免会失败。第二，明英宗将军事指挥大权放任给毫无军事知识的王振以及明朝军事将领的懦弱无能是明军土木失利的直接原因

明英宗幼年刚登大宝，由于年龄尚小，太后垂帘听政，政局不受控制归根结底是明军的心理准备、军事准备都有失误。

明朝内部的政治及吏治问题而导致的蒙古频繁寇边的情形严重，造成这一问题的出现也不能将责任全部怪罪到边防将士身上，朝廷军饷及粮草的不济也是造成边军怠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军仓促出征，准备不足，“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在行军的路上，士气松懈，两天到龙虎台驻扎，士气低落可想而知。其次，错误的回归路线直接将明朝军队送到了敌人身上。

英宗被俘后，根本没有人来主持国家政务，使得明朝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时期。在国难危机的时刻，孙太后解决皇位空虚问题的这种方式并不足以安定人心。

百官也无法再顾及体制名分，他们急需要拥立一位可以担当重任、消除祸乱的君主。

英宗被俘后，统治者在解决皇位继承问题上，出于抵御瓦刺的现实需要，采取了变通的方法，景帝被拥立为皇帝，降低了英宗作为人质的价值。

明朝在土木失利，英宗身陷虏廷，成为瓦刺要挟明朝的筹码。在政治军事形势被动的情况下，明朝主动派遣使者。

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后，明朝又另立新皇帝，不仅打破了也先想利用被俘的英宗控制明朝的内政、明朝经济补偿、掠夺明朝物资的企图。

当也先发现此时明英宗不仅不能成为它的“提款机”，反而因为他权力的丧失而成为瓦刺的累赘，且内部脱脱不花及阿刺知院对也先之专政也甚为不满，时常想推翻他。

之后也先也遣使与明议和，但明朝也不搭理。因此也先才开始谋划把英宗送还明朝，与明廷议和，以求得明朝经济上的报酬。

此后明朝与蒙古之间保持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直到明英宗的复辟。英宗复辟后，对蒙古的俘虏怀恨在心，因此对蒙古的求贡置之不理。

因此天顺年间明蒙之间战争又呈急剧上升之势，除了天顺三年、七年及八年外，其他时间战争都较为频繁，尤其是天顺元年和五年。

明英宗剧照

从土木之变观明蒙战争

在时间分布上，土木之变和明蒙之间的战争由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朝主动进攻开始转变为永乐之后的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

土木之变的发生对明蒙双方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后，明蒙战争率较高，绝大多数战争主要是蒙古的“入侵”。

景泰至正德年间，尤其是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套虏”问题的形成及影响，出现明蒙战争的第一个高峰。

嘉靖时期，明蒙战争硝烟接连燃起，明朝与蒙古的贡制不得已进行了停止，再加上双方边贸经济一切两断，明蒙战争继续呈现高发态势，达到自明朝建立以来的一个巅峰。

直到俺答封贡的达成，明蒙之间的战争才最终得以相对平息。在季节分布上，明朝主动进攻蒙古的时间一般遵循“春季准备或出战，夏季出战，赶在冬季之前撤回，以求尽量避免在冬季作战。”这一基本方略。

而蒙古对明北“入侵”时间的选择与明朝正好相反，即大多数人选择冬春或秋季。蒙古对明朝的小规模干扰往往不受季节限制，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在空间上，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在长城以南的故元残余势力所在地区展开。

将中原地区的故元残余势力清除之后，洪武中后期至永乐时期，为了彻底剿灭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明蒙之间的战争主要在长城以北的蒙古腹地展开。

永乐之后，明朝从进攻向防御转变。明蒙攻防角色互换，明蒙战争大多围绕明朝九边周边长城展开，重点关注大同、宣府、蓟镇、河套周边的延绥、宁夏、甘肃。

为了有效防御蒙古的南下，明王朝从太祖时期就围绕河套地区设置了一些军镇，并在这些军镇中建立了卫所，以加强防御。

这种卫所制度是一种封闭、保守的军事制度，军屯是其日常生活的保证，士兵的来源主要靠世军制。

明朝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出现了大量的荒闲土地，这些土地被明政府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了充足的土地，世军制也顺利得到了推行。

蒙古部族自土木之变后开始入据河套，对明朝的北边防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明朝统治者只得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去解决蒙古部族扰边的问题。

朝臣们围绕如何应对入据河套的蒙古部族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并形成了修筑边墙和收复河套两种不同的建议。

筑墙和复套之间的争论，从表面上看只是关于如何抵御蒙古部族入侵方式的讨论，但其背后却涉及了明朝阁臣内部，尤其是首辅之间的一种权利斗争。

自嘉靖年间复套方针被废止后，明朝国力也日益空虚，更加无力收复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河套地区。

只能改以成本更低的通贡互市政策来安抚蒙古诸部，河套问题促使明朝中期的民族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对明朝政局影响颇为深远。

土木之变之后，明朝军事上由盛而衰，对蒙古开始全面防御。明朝大修长城，陆续设立九边重镇也开始于此时。

但尽管如此，此后明朝政治总体黑暗，吏治腐败，边政弊病百出，到嘉靖年间，已呈积重难返之势。而对蒙古又只是一味地防御，可谓治标不治本。

尤其是伴随着“套虏”问题的出现，明蒙之间的战争态势也愈演愈烈，终于在成化、弘治年间出现了明蒙之间战争的第一个高潮。

而也是从此一时期开始，经济问题开始成为影响明蒙之间和战的主要因素。

随着明朝国力的日益衰退及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越来越难以满足和承受来自蒙古诸部的通贡互市的经济需求。

参考文献：《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