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平等让女性更痛苦？女性权利运动如何遭遇反扑

《暗处的女儿》剧照

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曾遭遇反女性主义力量的反扑，媒体宣传是其中一种方式，它包括但不限于：

污名化女权主义者，把她们塑造成没有性魅力的疯女人；

把女性的权利诉求导向消费；

以媒体的影响力塑造人们谈论女权主义的方式，“平等的教育会使女性变成不婚女，平等的就业会使女性不育，平等的权利会使女性成为糟糕的母亲”；

在婚姻、育儿和职业选择等问题上制造焦虑，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女性的问题；

让真问题隐形，强调已婚女性与单身女性之间的斗争。

——是不是非常熟悉？

《反扑》一书的作者苏珊·法露迪认为，新闻媒体“就像任何大型机构一样，它的运动并不是有预谋的或程序性的，而只是非常容易受到当前的政治潮流的影响”。换言之，在性别问题获得关注与讨论的同时，那些顽固保守的反女性话语也在被不断复制和更新。这些话语隐去了自身的偏见和社会的歧视性结构仍待进一步改善的事实，把矛头指向女性，将女性依然在面临的困境解释为她们追求权利的后果。

今天的推送与各位读者分享《反扑》的书摘，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

新妇女解放运动获得国家头版报道的第一个行动是对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抗议。在此之前，有许多为了工作、同工同酬和男女同校而举行的女权主义者的游行，但它们丝毫没有吸引媒体的注意。这一事件令媒体大费笔墨的原因是：几个妇女把一些带衬垫的胸罩扔进了垃圾桶。那天，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烧掉胸罩——像一位记者错误地报道的那样。事实上，过去十年里，在任何妇女权利游行中，几乎没有证据可证明拿内衣做噱头的事。（两次唯一近乎于此的展示都是由男人组织的，他们一个是音乐节目主持人，一个是建筑师，他们试图让女性把自己的胸罩扔进桶里和芝加哥河里，以此作为“媒体事件”。在芝加哥河的表演中，只有三个女人予以合作——所有的模特都是由那位建筑师雇来的。）然而，读一读当时的媒体报道，女权主义的篝火几乎把内衣工厂都烧成了灰。

总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全国性主流出版物的编辑们根本就不喜欢报道妇女运动。被一些女权主义者戏称为“报刊闪电大作战”的这场媒体对运动的报道，（仅）持续了三个月；到1971年，媒体已经宣布这一最新“时尚”“无聊透顶”或“死期已至”。“烧胸罩”事件是媒体自创的迷思，又被媒体反常地提及，有关它的一切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女性发生了异化。一些报刊的编辑们不得已地认识了妇女运动——当女性员工提起性别歧视诉讼时，他们处在了内部压力之下——这些报刊时常部署记者们去败坏妇女运动的名声。《新闻日报》的一名男性编辑指派记者玛丽莲•戈尔茨坦（Marilyn Goldstein）写一篇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其相关指示是：“去找一个说这一切都是些狗屁的权威人士。”在《新闻周刊》，林恩•扬（Lynn Young）1970年的有关妇女运动的故事（这是该杂志对妇女运动的首次报道）每周都被改写，持续了两个月，然后被封杀了。最终，《新闻周刊》委托一名自由撰稿人来从事此项工作，她是一位高级编辑的妻子，自称是反女权主义者。（当她在“我的第一次采访”之后改变主意并拥抱了这一运动时，这一策略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到70年代中期，媒体和广告商们已经达成了统一阵线，即在压制女权主义的同时又使其产业化。大众传媒似乎已经判定，妇女现在是平等的，不再寻求新的权利——只是在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女人想要的是自我满足，而不是自我决策——实现它的最佳地点是购物中心。很快，期刊杂志，当然，还有它们的广告版面，便充斥着“解放的单身女孩”形象，她们为其地中海俱乐部假期囤积设计款泳衣；或追求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超级女人”形象，她们精力充沛，可因最轻微的刺激而怒刷信用卡。“她无拘无束。她事业有成。她自信满满，”天腾公司（Tandem）的一则珠宝广告用一种付费软文的方式激情四溢地向那个金玉满身的天腾女郎致敬。恒适公司（Hanes）发布了其“最新的解放产品”——各种新型连裤袜——并雇用了一名前全国妇女组织的官员来兜售它。随后的被命名为“从革命到革命：内衣故事”（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The Undercover Story）的时装表演在《纽约时报》上获得了专门报道。“成功！”是有关女性地位的杂志文章的常备头条——似乎所有为女性机会设置的障碍都突如其来地被抛到了一边。“平步青云，终于！”（UP THE LADDER，FINALLY！）《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在1975年的一期“企业妇女”（the Corporate Woman）专号上声称——配图是坐在其行政椅上的通用电气公司唯一的女性副总裁，她的手臂以胜利的姿态高举着。“与以前相较，有更多的女性距顶峰仅一步之遥，”该杂志宣称——尽管，它承认，它“没有确凿的事实”来证实这一说法。

某购物网站的妇女节宣传 图源：网络

媒体的伪女权主义啦啦队在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戛然而止——报刊很快就开始奏起挽歌。女权主义已“死”，通栏大字标题再次宣布。《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封面故事的开场白是：“妇女运动已宣告结束。”为了防止读者错过这一发布，该杂志很快就刊登了第二篇讣告，报道中，常春藤大学的学生们撤回了对妇女运动的支持，并向读者保证说，她们是“非女权主义者”，因为那些女权主义者只是些“听任自己的身体发福”“毫无时尚感”的女性。

这一次，媒体所做的不仅仅是为女权主义的尸体举行一个安静的葬礼。它们横冲直撞，砸碎了它们那由“解放的”女性构成的商业偶像，撕毁了它们曾高高挂起、徒有其表的肖像。就像涂鸦艺术家一样，它们涂毁了为70年代的报刊所钟爱的两个海报女郎——给单身女郎喷涂下垂的嘴角和干瘪的卵巢，给女超人添加了布满皱纹的额头和溃疡斑斑的肠胃。当然，这些新形象并不比过去十年的输出更具现实性。但它们对活生生的女人们的影响将是相当真实和有害的。

媒体抢先向全国观众引入了此次反扑——并使之愉悦宜人。新闻业以带有同情甚至是进步论调的花言巧语取代了原教旨主义传教士“支持家庭”的诽谤谩骂。它在将女权主义者的眼睛画得乌青的同时，美化了反女权主义的苦脸。在此过程中，它使反扑深入人心，超出了新右翼最狂野的梦想。

媒体起初并未怀着这样或那样的意图行事：就像任何大型机构一样，它的运动并不是有预谋的或程序性的，而只是非常容易受到当前的政治潮流的影响。即便如此，新闻媒体还是在它极难理解的潮流的裏挟之下，以一股席卷公众的力量采取了行动，强有力地塑造了人们思考和谈论女权主义遗产的方式，以及它可能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它创造了人人都使用的术语：“男人荒”“生物钟”“妈妈路线”和“后女权主义”。最重要的是，媒体第一个提出并解决了主流观众的问题，即女性生活中的悖论问题，这一悖论将成为反扑的重中之重：女性得到了那么多，却觉得如此地不满意；给女性带来所有这些痛苦的，必定是女权主义的成就，而不是社会对这部分成就的抵制。在70年代，媒体曾高高举起其自创的一位成功女性的光彩夺目的照片说：“看，她很开心。那一定是因为她获得了解放。”现在，在反扑的反向逻辑之下，媒体给这位成功女性的照片加上了皱起了眉头，并宣布：“看，她很痛苦。那一定是因为女性解放得过了头。”

“美国女性怎么了？”美国广播公司（ABC）在其1986年的特别报道中满怀惊愕地问道。节目主持人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立刻回答说：“女性的成就有时会给她们带来巨大的损失。”《新闻周刊》在其1986年有关“无名的新问题”的报道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它还提出了同样的诊断：“女权主义的情感纷争”正在伤害妇女们；“对平等的强调”剥夺了她们获得爱情和充当母亲的权利，迫使她们做出“牺牲”。该杂志建议说：“‘当神明想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应我们的祈祷。’奥斯卡•王尔德写道。对于很多希望‘拥有一切’的女性而言，情况似乎正是如此。”（这恰好是《新闻周刊》最近一次对女性不满所做的调查的结论——在女性的奥秘的反扑高峰。“美国女性的不幸仅仅是因为最近获得的女性权利，”杂志随后报道称。）

媒体本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找女性不快乐的根源。它可以去调查并揭露反扑深埋在新右翼中的、深埋在患有厌女症的白宫中的、深埋在冷冰冰的商业社区和不妥协的社会和宗教机构中的根源。但媒体选择了兜售反扑之举，而不是对之进行调查和探究。

在美国历史上，媒体作为反扑的协作者和公关者的角色是耳熟能详的。第一篇嘲讽“女超人”的文章不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媒体上，而是出现在世纪之交一家美国报纸的头条上。根据这家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报道，女权主义者是“一群歇斯底里的和非理性的女革命者”，“吹毛求疵，多管闲事，趋附时尚，狂热盲从”，是“尖声嘶喊的学舌鹦鹉”，“荒谬得不可饶恕”。女权主义者对美国女性人口造成了毁灭；女性痛苦的任何迹象无疑都是女权主义疾患的另一“致命症状”，这家报纸报告说。“为什么我们女人不快乐？”（Why Are We Women Not Happy？）由男性任编辑的《淑女之家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于1901年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说，妇女权利运动正在削弱其受益者。

正如美国研究学者辛西娅•金纳德在其美国反女权主义文献目录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对妇女权利的新闻报道“在19世纪末于强度上有所增加，并随着每一次新的妇女选举权运动而达到固定的峰值”。争论总是一如既往：平等的教育会使女性变成不婚女，平等的就业会使女性不育，平等的权利会使女性成为糟糕的母亲。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循环，这些威胁都只是简单地被更新和改头换面，然后新的“专家”应召出世。维多利亚时期的报纸期刊向神职人员求助，以支持其反对女权主义的诉讼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媒体仰赖的是治疗师。

1986年《新闻周刊》发表的反扑文章“女权主义的身份认同危机”（Feminism's Identity Crisis）引用了许多女性状况方面的专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的话语，但在众多的女性中，没有一个人据称正遭受这场危机。这本杂志最近乎真实的是一个虚构的女权主义受害者的两幅画像：先是一名留着短发的冷面高管坐在其办公桌旁的形象，她神情严肃地对着一个空空如也的家庭相框陷入沉思；然后是她在家里，手里抓着一个时钟，研究着它的指针——指针指向的时间是差五分钟午夜十二点。

图源：网络

在一篇据称是关于真实女性的新闻报道中却没有真实的女人，这是80年代反扑新闻的特点。媒体通过一系列“趋势报道”（trend stories）来向公众传输反扑思想，这些文章声称女性的社会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概括。趋势报道可能会被作为20世纪后期新闻业对其工艺技能的主要贡献而名垂青史，它妄称会提供改变道德观念的“新闻”，可它开出的处方倒比它所观察的要多。它声称反映了公众的情绪，但在它对人类景观的反映中，人却少得令人奇怪。它假装在为公众把脉，却监视的只是自己的心跳——以及其广告客户的心跳。

趋势新闻获得权威的方式不是通过货真价实的报道，而是通过重复的力量。有道是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一份出版物上宣布的趋势会引发连锁反应，因为其他媒体也会争相报道此事。这些信息传播的闪电速度与其说与该趋势的准确性相关，倒不如说与记者们重复彼此的癖好相关。在80年代，由于“独立”的媒体落入了极少数公司之手，重复就变得尤其难以避免。

恐惧也是媒体在80年代强行规定趋势和决定社会态度之需要的推动力，因为印刷品读者和广播听众，尤其是女性听众，转向了其他新闻来源，广告业务暴降——最终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忧心忡忡的媒体管理层开始专注于开展市场研究，并“管理”逃离的读者，现在，这些读者被如奈特——里德公司（Knight-Ridder）这样的新闻集团更名为“客户”。他们的先入之见最终以媒体报道新闻的方式出现。“新闻机构正趋于与塑造公众舆论并致力于引导它的政治机构沆瀣一气，”《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的前任编辑、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Nieman Foundation）的策展人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观察说，“握在习惯于操纵事实的记者手中的、如此强大的塑造公众舆论的工具就好比孩子手中的手术刀：它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记者们首先将此手术刀应用在了美国妇女身上。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趋势报道偶尔会考虑一下变动中的男性习惯，但这些文章倾向于描写男人的最新爱好和奇思妙想——飞钓，寻呼机，以及白衬衫的回归。相比之下，80年代的女性趋势则是找不到丈夫、怀孕失败或不能与孩子建立良好关系。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专门用一整个晚间新闻节目来讨论“坏女孩”的伪趋势，却忽略了坏男孩的真实趋势：男孩的犯罪率上升速度是女孩的两倍。（在纽约市，就在该新闻网络的后院，对少年强奸犯的逮捕行动在两年内跳升了200%。）十年来，女性趋势以一种更讨人喜欢的浮华外表出现在女性杂志和报纸的“风格”页面上，在焕然一新的包装下，每个趋势都具有回归性别的商标：“新禁欲”“新女性魅力”“新高端配偶制”“新道德”“新圣母”“好女孩的回归”。虽然对艾滋病的焦虑肯定有助于推动这些“新”趋势，但这并不是全部。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男性的苦恼，但媒体几乎完完全全地只将矛头指向女性。在所有情况下，女性都被提醒要去重新接受“传统”性别角色——否则后果自负。对女性来说，趋势报道不是新闻报道；它是种道德谴责。

女性的趋势总是成双成对地以训导性方式出现——女性被建议逃离的趋势，以及她们被要求加入的趋势。由于这个原因，成对的趋势往往相互矛盾。正如一位女性作家在《广告时代》的专栏中挖苦的那样：“一方面，媒体花大量的时间告诉我们，婚姻是种‘时髦’，而另一方面，又说女性结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也许婚姻是‘时髦’的，因为它太难做到了，就像‘在烧红的煤炭上行走’在一年前很‘时髦’一样。”涉及工作、婚姻和母性的三对矛盾趋势形成了反扑媒体的三联画：女超人的“疲劳综合征”对新传统主义者的“茧居生活”；“老姑娘大潮”对“婚姻的回归”；“不孕不育流行病”对“婴儿出生潮”。

最后，在女性趋势报道中，事实和预测互换了位置。这些文章并未记录已发生的妇女的撤退；它们正强行制造一次撤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婚姻恐慌”直到媒体宣传了哈佛——耶鲁大学的研究后才出现在民意调查中。80年代中期，新闻界铺天盖地地向读者讲述母亲是如何害怕将孩子留在“危险的”日托中心的故事。1988年，这种“趋势”在全国民意调查中浮出水面：突然之间，将近40%的母亲报告说，害怕把孩子留在托儿所；她们对日托的信心从前一年的76%跌至64%——这是该数字自此调查在四年前开始提出这一问题以来首次下降到70%以下。1986年，媒体再次宣布了“新独身主义”趋势——到1987年，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的单身女性的比例在一年内突然下降了六个百分点；四年来第一次有不到一半的女性说，她们觉得婚前性行为是不要紧的。

1977年3月12日 ©️ Bettye Lane

最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媒体坚持认为，女性为了当个“更优秀”的母亲而逃离劳动力大军。但直到1990年，这一所谓的发展才在劳动力图表上开始露出点苗头——非常之小，因为在20岁到44岁之间的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下降了微小的0.5%，这是自6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对此类女性“大批离去”的倡导更多地会导致内疚而非逃离：1990年，一项由扬克洛维奇-克兰西-舒尔曼（Yankelovich Clancy Shulman）组织的有关职业妇女的民意调查发现，近30%的妇女认为，“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成为一名优秀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方面”是导致考虑完全辞掉工作的原因——比仅仅一年前增加了11%，是20年来的最高比例。

趋势报道并不总是贴有这样的标签，但某些特征会使它露出马脚：缺乏事实证据或硬性数字；倾向于只引用三四名通常是匿名女性的话以确定趋势；使用模糊的限定语，比如“有一种感觉”或“越来越多”；依赖预测性未来时态（“越来越多的母亲将会待在家里，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以及调用诸如消费者研究人员和心理学家之类的“权威”的语言，这些人经常会引用其他媒体趋势报道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正如这十年有关妇女的趋势报道在未提供事实的情况下假装谈论事实那样，它们服务于一种政治议程，却告诉妇女，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与政治事件或社会压力无关。在20世纪80年代的趋势分析中，女性的冲突对象不再是她的社会和文化，而是她自己。单身女性只是在为个人问题苦苦挣扎：她们“一贯自我毁灭”或“过度挑剔”。

《炼爱》剧照

媒体唯一承认的外部战斗是女性对女性之战。在《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s）风尚版的头条上，一条通栏大幅标题宣布了一场“未宣之战”（THE UNDECLARED WAR）：“工作与否把在郊区生活的母亲们分成了两大阵营。”《儿童》（Child）杂志提出了“妈咪战争”（THE MOMMY WARS），《见识》的“争执不休的女人们”（WOMEN AT ODDS）告诉读者：“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被分成两大敌对阵营，有一天，它们可能会不文明地对待彼此。”媒体报道鼓励已婚女性和单身女性将彼此视为对手——甚至在“热拉尔多”（Geraldo）和“奥普拉”（Oprah）的节目里相互对峙。“他是可分的吗？”（IS HE SEPA-RABLE？）是1988年《新闻日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警告已婚妇女要注意丈夫偷腥的趋势：男人荒驱使单身女性进入“厚颜无耻的”前奏曲，建议妻子们采取措施，好让那些“贱货”近不得身。

80年代的趋势新闻记者并没有被要求陈述事实，其道理与人们不期望部长们会用数据来支持其冗长的说教相同。记者们编写的不是新闻故事，而是道德剧目，在其中，中产阶级妇女扮演的是信仰基督的无辜者，被一条女权主义的毒蛇引入了歧途。在最后一幕中，这位妇女不得不付出代价——为她的野心和对平等的“自私”追求而后悔不已——在那之后，她才能重新获得荣誉和幸福。这些趋势报道充斥着评判式语言，评判的是女权主义之罪恶的代价。例如，美国广播公司有关妇女解放之不利影响的报告提及平等的“成本”和“代价”达十三次之多。就像所有的警示故事一样，趋势报道提供了一个“选择”，它只暗示了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是走一条通向自私和孤苦无依的崎岖独木桥，还是走一条通往家和火光摇曳的壁炉的阳关大道。在趋势报道为讲道德的女性世界绘制的地图上，看不到任何中间路线。

本文作者 苏珊·法露迪，美国女权主义者，记者和作家，曾供职于华尔街日报，普利策奖获奖记者，凭借《反扑》获得1991年国家书评圈奖。

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 著

邵文实 译

女性解放运动之后，女性如何遭遇保守势力的“反扑”

这是一部经典的女性主义著作，是对女性所受攻击的全面审视；这是一个警钟，提醒了每一代女性所面临的陷阱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