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创造”孙中山“联共”史—《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

长期以来国内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全盘甩给了蒋介石，汪精卫，并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其主要依据是蒋汪反对国父孙中山先生“联共”政策。实际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界就对孙中山是否“联共”存在不同声音；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两岸学界交流不断深入，双方已达成共识。即无论是孙中山生前，孙先生和国民党官方文件档案，电文，函件等均持“容共”政策；中共也持类似表述。直到1926年9月13日，陈独秀发公开信时才首次出现了孙中山“联共”说。

笔者近期翻查史料时发现，在1924年8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二次中央全会的官方文件中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文件内明确国民党采纳“容纳”中共政策（即容共），全文也无联共一词。故本文将结合该文件原文及其他史料，谈谈国民党容共政策的产生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总结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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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中山被迫接受苏俄援助和“联苏容共”政策提出

1919年，苏俄为打破西方的反苏同盟，扩大世界影响力，攫取海外利益。成立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全面推行“世界革命”。不久欧洲“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开始转向亚非地区。而作为最大近邻的中国，很快成为首要目标。1920年开始，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多次致函孙中山；同年秋，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拜访孙先生时；就开始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1）

但孙中山始终对共产主义感冒。1921年6月，孙中山在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上公开反对陈独秀，李大钊宣传的“世界主义”思想。他说：“救国从何而起？此无论谁人皆知自改良政治入手。但改良政治又从何而起？兄弟以为此当先知国民由何种主义孕育而来，诚以其所由孕育之主义不明，既无从负责及不知趋向也。然孕育国民之主义为何？即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为何？即民族，民权，民生三要素是……中国革命志士牺牲头颅，财产，以求推倒满清政府，此是民族主义所使然。

但革命十年，中国仍无可以大慰民志者，此因由三民主义未发达，亦由民族主义不彻底之故……有谓欧洲务中今日已盛倡世界主义，而排斥国家主义，若我犹说民族主义，岂不逆世界潮流而自示固闭？不知世界主义，我中国实不适用。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故为中国计，众’伙计’宜急起直追，先求中国能自立……故兄弟敢说中国欲提倡世界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等；欲求与列强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顿内治。所以众’伙计’今日要行积极民族主义，更要如日本之大隈，井上之两位苦志学生，方能有用，方能为中国主义，方能提倡世界主义”。

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三民主义”才是当前改造中国的良方，而“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为民族主义，中国正是因为有了民族主义的精神，才能够在世界上生存。而孙中山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民众运动的阶级斗争也并不认同。（2）

直到1922年六一六事件，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陷入覆灭的危险。他对西方支持的幻想完全破灭。为了保住革命果实，尽快实现中国统一，三民主义。他被迫转向寻求苏俄援助，但苏俄政府提出必须要实现联共。孙中山就提出“容共”（即跨党）政策，即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权，其实质是先利用共产完成国民党内改组，再将中共“融入”国民党，即“融共”。而共产国际在同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上，说服原本不支持“加入国民党”的中共中央，同意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企图通过马林的党内集团策略，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仍保持绝对的独立。以形成党内集团，达到自身发展的目标。同时通过“楔子”战略，分裂并控制国民党，以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

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谋略被孙中山看破，但为保苏援。于1923年初，孙中山迫使苏联代表越飞代表苏俄政府公开发表《孙中山越飞宣言》，公开承诺：尊重国民党坚持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拥挤国民党的领导权。待国民党完成南北统一，苏俄即撤兵中东路和外蒙古。这也成为孙中山在世时及国民党之后始终坚持的“容共”和坚持国民党必须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主张，即拒绝阶级斗争，苏俄式的“大清洗”“打倒地主，分田地”，以实现“不流血”的革命。（3）

二．孙中山对反对共产主义及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两手政策

然而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后，双方就冲突不断。 1923年6月，孙中山决定先应对陈炯明集团进攻。暂时放下国民党改组，更拒绝接受苏俄式的“改造”。这引起马林和中共的不满。马林更亲自在《向导》周报撰文，批评孙中山及其拥护者“缺乏明了的帝国主义的真正性质，真是令人惊异”，并且直言不讳地说：“假设明天孙中山靠了外国的帮助得着机会做了民国的总统，岂可说中国已距离他的自决和独立近了一步吗？决没有，只造成了使孙中山丧失他是一位忠实的革命党的名誉的机会”。（4）

在马林的带领下，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太雷等也撰文批评国民党。随后《向导》周报接连不断地刊发批评孙中山“太右的和平妥协政策”，并“高唱与各派军阀大调！”马林则在5月底对布哈林说：“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5）

1923年7月孙中山在同马林最后一次谈话中，十分严厉地表明，“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向导》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马林则直说文章虽署了陈独秀的名字，事实上出自他本人之手。这让孙先生怒气有增无减。他公开宣布，如果陈独秀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定要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孙中山甚至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地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在反对苏俄”。就这样，孙中山同马林的关系彻底破裂。不久马林被共产国际召回，改由鲍罗廷接任。（6）

1923年11月23日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时，被共产国际和中共认定为“右派”的邹鲁，邓泽如等人就私下向孙中山告状，批评陈独秀，鲍罗庭。邓等人又很快在改组宣言发表后仅6天（即11月29日）便上书孙中山，指责中共领导特别是陈独秀，谭平山等“奸人谋杀吾党，其计甚毒，不可不防”。孙中山先对邓等人晓之以理，针对中共贬低三民主义的某些人士他称“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

同时又尖锐指出，一些人对国民党的批评和“疵毁”是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显然孙中山点出自己也注意到国共两党在领导权争夺的问题。在对俄关系上，孙中山向邓等表达，俄国若要合作则“只有与我党合作”，至于陈独秀等共产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这显示在孙中山的眼中，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为平等的“合作”关系，中共则是加入国民党后的下属党派。（7）

同年国共两党爆发了党团事件，青年部长邹鲁迅速向孙中山汇报。孙中山明确指示：“容共只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实行本党主义，断不能让他们在党内做不合乎本党主义的活动。所以你办党和办教育，应该坚决保持本党的立场，如若共产党有法外的活动，当加以严防”。邹鲁遂秘密组织一个团体与新学生社对抗。这不仅表明孙中山采取的“容共”政策，对共产党“有法外的活动，当加以严防”。(8)

1924年，苏俄同北京政府的建立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部分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却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和外蒙古自决权（即公投独立），这引起了坚持收复外蒙古主权的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强烈不满。4 月，针对孙镜亚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中山明确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另行酌夺。”而对朱和中上书批评上海《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在中苏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响本党甚巨”。孙更是严厉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9）

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前，国民党右派已相当强大。就连被共产国际认为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实际陈独秀认定廖顶多是中派）都多次向中共发难，公开支持国民党右派。但广州商团事件爆发，再次使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陷入危机。孙中山被迫向苏俄和中共示好，以争取更多援助。并接受苏俄建议，放弃北伐，待消灭广州商团后。开始东征消灭了陈炯明集团，统一广东。之为之后的两广统一，二次北伐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地。（10）

同时，孙中山为消除对苏联的依赖。以打破中共“党内集团”“锲子”战略。他提出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时，故意绕道日本横滨。在日本首次公开提出“大亚洲主义”。企图与日本政府结盟，以实现“中日苏联盟”，以日援来牵制苏俄。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大亚洲主义构想随之化为泡影。（11）

综上史料可见国父孙中山先生始终坚持容共政策，从未说过“联共”。而且明确防范中共在国民党内未经允许私自活动。

三．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二次中央全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原文

本会前因党内共产派问题，建议总理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以期妥筹解决。自八月十五日开会以来，综合中央监察委员之报告暨各极党部及各党员之提议或报告，经详细讨论，为郑重之决议，呈请总理裁可，特发训令如下。

今年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发表宣言，说明中国之现状，同时对于此现状，以三民主义为根本解决方法。复制定最少限度之政纲，以求救济。全国以内凡具有革命之决心，不惜牺牲，以为国民而奋斗者，皆一致集于本党旗帜下。诚以构成中国现状之原因，实为军阀与帝国主义之互相勾结。此种恶势力酝酿既久，蔓延复广，欲谋扑灭，其事非易。大多数人民呻吟痛苦，而莫知其所以然；少数之谈政治者，又相率倾于保守与妥协；不能知症结之所以，或虽知之，而不敢献身从事。

故凡属革命派鉴于环境之艰窘与情势之危险，一方面须为国民前驱，以与恶势力奋斗；一方面须指导国民，毋入歧途，以成为恶势力之助长者。其责任至重，其需要共同努力亦至殷。虽在平日思想派别或有参差，而对于中国之现状既已认识，对于本党之主义与政纲复已瞭知为中国革命所必由之途径及当然之步骤，则无疑无贰，加入本党，以期集中势力，一致进行。此诚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但休戚相关，抑亦生死相共，至诚结合，始终无间，庶于革命之责任，能负之以趋。凡在同志，所有同感者也。

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其事远在改组以前。溯其加入之原因，在于灼知中国今日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况，非国民革命，无繇打破；而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繇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其原有之共产主义，固不因之抛弃，而鉴于时势之关系，初不遽求其实现，故与本党主义亦无所冲突。

至于加入本党以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之一支派，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故其党员之跨党，亦与元年以来国内政党党员以跨党为风气者，异其旨趣。且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加入本党之始，曾以此意陈之总理，得总理之允许。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开会之际，有提出党员跨党问题者，及其决议，卒不执此以绳党内共产派，职此故也。

如上所述，则党内当不致因有共产派而发生问题。盖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本党以本党党员待遇之，未尝有所歧视。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其足以发生问题而有待于解决者，盖数月以来，迭次发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暨“青年团团刊第七号”等印刷品。前者发行于十二年（即1923年）八月二十五日，后者发行于十三年（即1924年）四月十一日。就于此等印刷品，党员之观察各有不同：其一，以为共产派加入本党之后，就应再加歧视本党之见。

且李大钊同志于全国代表第一次大会曾郑重宣言，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得谓之跨党，不得谓之党中有党。今按之此等印刷品所载，则显示有党团作用，应不许其存在。其二，则以为中国共产党于其党员加入本党之后，施以告诫，俾知对于本党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此不能视为恶意，毋宁谓出于善意。以此之故，而被以党团作用之称，实为过枉。此两咱观察，既趋纷歧，遂致争议起于党内，谣言兴于党外，一时若甚嚣尘上。中央监察委员认为情节重大，故搜集证据，提出报告，并拟具办法，以期解决。各级党部及各党员亦相当贡献其所观察与判断。由此可知纠纷之由，实不外乎党团作用之一点。

本会讨论结果，以为党内共产党所以有党团作用之嫌疑者，由于此等印刷品其性质非属于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同志平日相与戮力，其精神之浃洽，不外于理智之互浚，与感情之相孚。而此等之秘密行为，实足为感情隔膜之导因。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

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倘使中国共产党关于此等决议不付之秘密，本会敢信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从发生。而今者补救之方法，方惟对于此点而求处置。顾中国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关系亦有守秘密之必要。

本会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职务之一，即在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如是则本党之最高党部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负保守其秘密之义务；一方面对于本党党员负了解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之义务。党内之共产派所被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形消释，而党员之对于共产派亦无所其猜忌。此本会为解决纠纷计，所愿自进而负此全责者也。

自经此决议之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凡我党员当知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与同志间之感情固结，为团体生命所不缺之条件。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本会对于党员，不胜厚望。

于此犹有当为党员告者：党内共产派同志平日无论言论著作，往往有意的或无意的于国民革命之主张不免参差，因而被其他党员之指摘，以为于参加国民革命之初衷，得毋刺谬，甚且有认为无诚意者。而诸党员对于共产派问题，又往往激昂过甚，逸于常轨，此皆意气用事。本会于此不能不申以告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诸党员对于道义上，应有所觉悟；对于同志间关系，尤应有此忏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其各留神省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12）

据蒋永敬先生《胡汉民先生年谱》记载，该训令发布于1924年8月23日。（13）综上原文，该训令肯定经过孙中山先生和加入国民党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同意。明确了“三民主义为根本解决方法”，中共“皆一致集于本党旗帜下”，“加入本党”，“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李大钊也曾在1924年1月国民代一大上发表宣言，“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得谓之跨党，不得谓之党中有党” ，并公开承诺中共党员“跨党”不搞“党内集团”。这在明确不过的说明不是所谓的“联共”，而是容共！既然国父孙中山先生从未提出过联共和“三大政策”，那么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蒋介石，汪精卫自然是维护孙中山先后的政策，捍卫国民党的领导权。何来反革命之说？恐怕他们反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革命”，却被某些人长歪曲成“反对”孙中山的革命。

训令同时指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曾未经国民党允许，于1923年8月25日私自发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1924年4月21日又发行“青年团团刊第七号”等印刷品。但婉转的认定“性质非属于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并明确指出中共的秘密行动，“实足为感情隔膜之导因”，“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还暗批“跨党”的中共党员常在言论著作中批评国民党的行为，“以为于参加国民革命之初衷，得毋刺谬，甚且有认为无诚意者。”特别注意的是训令决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表面上是方便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联络，实际是孙中山先生试图通过该委员会直接与共产国际取得援助；以彻底“融共”。但之后遭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

四，被中共“总结”出的孙中山“三大政策”

所谓的孙中山“三大政策”最早来源于1925年10月7日，国民党上海第一区党部委员沈雁冰（当时是中共党员）在《中国国民》周刊上发表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首次提出“容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指国民党）”，“与苏维埃俄罗斯携手”，“扶助农工”。也就是说中共内部最早提出的“三大政策”版本，也是“容共”，不是“联共”。（14）

直到1926年9月13日，陈独秀发公开信首次提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这样来的革命，其结果怎么样呢？”这在中共内部首次出现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谓的 “联共”说；但未得到国民党的认可。此时孙先生都已离逝1年半。陈独秀的真实目的是借孙中山“联共”说来实现国共两党平等关系，并借此继续分裂，控制国民党。

而早在1925年12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就发表《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同志之通告》，公开明确指出国民党奉行的是“联俄与容纳共产分子”政策是“本党求达革命成功之重要政策”，还明确了是“先总理决之于先，第一次全国大会采纳于后”。接着，又论证说：“若本党之革命策略，不出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有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阶级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此时国民党领导人则是被共产国际，中共共同认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该公告再次明确使用了“容共”一词。（16）

到了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共产国际和中共认定的国民党左派取得大胜。会议代有22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中派65人，右派仅占45人。在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全部由中共党员担任领导。

与此同时，中共也向国民革命军全面渗透。大约已安插1000余名党员。其中第1，2，3，4，6军的政治部主任均由共产党员担任。第1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2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在广东发展迅猛，有组织的工人队伍多达10余万人，农会会员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2000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这些中共武装不仅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还由苏联派人训练。这对国民党军事领袖蒋介石形成巨大威胁，也形成控制国民党党权，政权之势。不久他被迫发动了“中山舰”事件。（17）

另外，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二届第二十次扩大会议。汪精卫报告了罗易提供的斯大林亲自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紧急指示”，认为随便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他指出：“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他指出：“有两件事要做：（一）罗易同志已经回国，鲍罗廷同志也要走了，本党应该派很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说明总理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这其间应订出种种关系，不要暖昧行事。

（二）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办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例如土地问题，本党是要由上级没收，第三国际是要由下级没收，C.P同志究竟是哪一边的政策去造？照这样下去，一天到晚只是主义与主义的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最高机关与最高机关的冲突，如何能不求一个处置的方法”。也就是说1927年汪清卫领导的国民党左派，也是持“容共”说，而非“联共”说。以此来给蒋，汪扣上“反革命”帽子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孙中山“联共”更是谬论。（18）

五，史料来源：

（1）(3)抗战史记《孙中山联苏容共，成功坚持三民主义及维护外蒙，中东路主权》

（2）朱汉国，杨维真老师等合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四卷：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转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载《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6月30日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7-559页

(4)《向导》周报第29期第214页载孙铎《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

(5)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196页

(6)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294页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载《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中华书局1986年彼第458-459页

(8)邹鲁：《回顾录》，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159页。

(9)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0-302页

(10)抗战史记：《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

(11)抗战史记：《谈孙中山“中德俄”联盟到“中日俄”联盟构想》

(1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72-75页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革命文献》第1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1957年3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13)蒋永敬先生《胡汉民先生年谱》

(14)《中国国民第二期》

(15)《向导》载《答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第171期

(16)《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5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同志之通告》

(17)document22,wilbur and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p.245-247

(18)张静如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26-1927北伐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21-8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