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 | 全面促进消费：国外经验比较与借鉴

国外经济研究给出的基本线索

全面促进消费的经验，集中体现为对消费的深入系统研究。从国外相关研究总趋势看，方法日益复杂，考虑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已有研究虽未就消费不振的原因达成一致，对促进消费的措施众说纷纭，但仍在如下方面形成了共识：

一是消费变量的复杂性。在基础设施投资放缓、房地产投资风险加大、制造业投资效益下降的背景下，面对出口见顶预后不乐观的现实，促进消费似乎是助力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方面。然而，国外的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表明：消费从来都是宏观经济学中最稳定的变量，是典型的“慢变量”“稳变量”和复杂变量，并非是通过“刺激”或“促进”就能在短期内显著增长的变量。促进消费，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消费容量，还涉及到消费质量；不仅涉及宏观经济运行，还在微观层面涉及家庭经济行为决策和企业行为。

二是“消费不足”的长期性。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看来，储蓄与投资可以顺利转换，储蓄最终可以提高消费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储蓄超过一定限度后，出现严重的“消费不足”时，储蓄与投资并不能自动转换，在极端情形下甚至可能会导致大萧条。“消费不足”之上，风险几乎伴随市场经济之始终。但是，在古典经济学范式下，政府的角色类似于“守夜人”，对严重的“消费不足”束手无策。凯恩斯的名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针对上述情形，提出应通过政府支出缓解并最终摆脱消费不足。问题在于，政府支出，对缓解“消费不足”的潜力是有限度的。政府支出不仅受制于财政预算，而且也很难持续扩大总需求。因此，市场经济中的“消费不足”是长期的。

三是新兴经济体促进消费的必然性。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史都表明，投资拉动与出口导向虽能在一段时期内显著加速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最终必受制于投资收益率下滑。在国内消费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一旦国际经贸关系发生重大转变或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出口增长受阻，经济增速必然下滑，甚至出现危机。知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东亚崩溃论”，其立论依据正是上述经验事实。

发达国家促进消费的经验

一是消费不足迟早遭遇严重的发展困境。部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曾长期严重依赖物质资本投资和出口，形成典型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潜在风险是，资本投资最终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国内消费，出口最终受制于海外市场容量，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反弹，国内消费持续不足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速一旦下滑，就有可能演化为经济危机。或者说，投资拉动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往往倾向于对外输出商品和产能，从而导致对外依存度持续提升，最终引发日益严重的国际经贸纠纷，诱发保护主义反弹。总根源其实在于东亚国家居民消费严重不足。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源，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或因贫富差距过大，或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或兼而有之。

上述情景其实也是知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经典命题，也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基本经验教训。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消费持续不振，政府采取种种政策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可仍然走不出长期萧条的阴霾。1990年以来，日本GDP年度复合增长率不到1%，基本原因在于长期消费不足，在于收入分配未真正向劳动者倾斜。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和外贸持续盈余支撑本币持续升值，大量资金进入泡沫不断加剧的证券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又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

二是人口增速与结构对消费有重大影响。在部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里，由于出生率持续大幅下滑，导致日益严重的高龄少子化问题，最终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逐步失去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上述现象最早发生在日本，近年来，韩国比日本更典型。2016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17（总和生育率的世代更替水平约为2.0至2.1），2021年降至0.81，2022年第二季度再降至0.75，未来或将继续下降，少子化将进一步加剧韩国老龄化，从而加剧韩国消费萎缩。高龄少子化将直接导致劳动力人口规模萎缩，家庭负担增加，进而加剧消费萎缩。近年来，日本和韩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缓解高龄少子化问题，但收效甚微。

三是各国最终都演变为消费主导型社会。从时间维度看，多数发达国家早期都是生产主导型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演变为生产与消费并重型社会，最后演变为消费主导型社会，即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需求，所谓“消费者主权”成为重要的社会潮流。对于消费主导型社会而言，经济增长率虽不高，但收入分配向普通劳动者倾斜，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中产阶层规模稳步扩大，城乡、区域差距趋于消弭，社会公众能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社会也进一步趋于稳定。

四是消费升级并非一个简单线性过程。在发达国家，消费升级虽是大势所趋，但消费升级也充满了复杂性与多样性。

一方面，伴随收入水平提升，消费升级是主旋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从低收入提升至中等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缓慢上升，消费规模平稳增长，食品、饮料、服装等非耐用消费品比重持续下降，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类消费比重逐步上升。到达高收入阶段后，耐用消费品占比也出现下降趋势，服务类消费占比加速上升至约70%。

另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也曾出现“消费降级”。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所谓“低欲望社会”和“第四消费时代”，消费分级分层分化现象日益加剧，甚至出现“消费降级”。在日本，由于经济持续低迷、高龄少子化现象日益严重、国民购买力下降，消费水平呈现整体下降趋势，追逐名牌的热度降温。无印良品、优衣库等快时尚品牌得到消费者青睐，奢侈品消费市场持续萎缩（1995年到2015年间，日本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的份额由68%降至10%）。在韩国，企业和家庭负债的持续增加，加上经济增速下滑与老龄化的加剧，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下滑，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连年下跌。

五是多国都形成了促进消费的制度体系。多数发达国家都曾长期受消费不足困扰，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促进消费的制度与政策体系，除通过各种制度确保收入分配向普通民众倾斜外，还逐渐形成了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制度。

首先，随着公共财税体制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政府在公共教育、基本医疗、托幼等方面承担了较多责任，消费者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对未来的预期比较明朗。居民收入中即便有较高比例在住房、股市等“投资”项下，也不至于对消费造成太大影响。

其次，各国金融体系逐渐由以扶持生产为主转变为以扶持消费为主，消费金融体系不断扩展和完善。

再次，很多国家都针对特定消费群体精准发放消费券或购物券。消费券或购物券大致有“普惠型”与“定向型”两种。从消费券的发放规律和国际经验看，更多的是“定向型”消费券，即主要发放对象为中低收入群体，或特定年龄段群体（日本向未满15周岁的儿童以及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年人发放购物券），或者只能用于购买指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券。例如：部分发达国家会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只允许购买食物的食品券。

对我国进一步全面促进消费的借鉴与启示

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与内生的“投资饥渴症”，相比绝大多数国家，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过去20多年以来，我国政界、学界、业界一直在呼吁“扩大消费”。但总体而言，我国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下滑，近年来甚至出现过负增长。这与消费升级尤其是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反映出消费增长乏力，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持续下降的趋势。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应加强对国外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经验的借鉴。

一是理论研究的可借鉴之处。理论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第一点，消费是公认的“慢变量”“稳变量”和复杂变量，并非通过简单的刺激或“促进”就能在短期内显著增长的变量。第二点，“消费不足”的长期性。无论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增加消费，还是通过出口缓解“消费不足”，均不具备可持续性。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不足”具有长期性。第三点，促进消费的必然性与巨大挑战。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将不得不强调对外输出商品与产能，最终会引发日益严重的国际经贸纠纷，从而要求必须扩大消费；如果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贫富差距偏大，居民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会使扩大消费变得非常困难。

二是国外经验的可借鉴之处。应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作为重要借鉴，尽早应对不断加剧的人口“高龄少子化”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慎重应对房地产市场对消费与增长的负面冲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人口与户籍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不断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持续提高居民消费率，尽快实现从生产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扩大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领域。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可在如下方面加快政策调整：一方面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尽快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居民增收减负，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是，大城市应按比常住人口更大的口径为基准，加快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和人口、土地、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形成土地供应、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口与消费的正反馈。同时，全面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支出额度与效率，并推动其公平获得。此外，还应当进一步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补助，调整消费券发放策略与方式，更多地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定向型”消费券或食品券。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江苏省政府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内贸流通专家徐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