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神祇｜金华乡村：武义江与永康江流域的乡村社会与历史文化遗产

图一 明清金华府辖地的流域关系[1]（孙雪阳翻译、增绘）

在这些闪闪发光的“焦点”村落之外，我们不妨把视野拉得更开一些，从复合、活态乡村遗产的视角去理解、欣赏那些“普通”村镇的日常景观。[2]2020年以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和金华市博物馆、金华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武义江和永康江流域的村落调研与遗产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本系列文章向大家分享武、康流域的典型村落个案和相关专题讨论。
八婺大地上的乡村社会
金华地处钱塘江水系上游，与下游浙北杭嘉湖平原的地理环境不同，金华位于金衢盆地之内，河谷和边山构成辖区内的主要地貌。学界一般认为，明清金、衢、严三府是浙江中部文化区，[3]金华府辖地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与乡村社会特质。
金华古为百越地区，自秦汉有建置，北方移民不断进入金衢盆地，土地开发由河谷向边山推进。隋唐时期，京杭运河通航，金华成为南方内陆交通枢纽，带动沿线乡村经济，宋元以来逐渐形成草市镇。南宋定都临安，金衢盆地内的河坝平原成为世家大族的居住地，大大加速了金华城乡社会发展进程。吕祖谦、陈亮、金履祥等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在城乡之间开设书院、宣讲道学，其儒学思想引领着近世八婺大地的乡村治理和聚落规划，[4]民间文化趋于繁荣。明中叶是金华乡村的又一重要发展时期，伴随着宗祠建设与族谱编纂，地方社会力量逐渐增强，包弼德将之视为金华在宋元以后的第二次地方主义兴起。[5]明清至民国时期，尽管历次战乱均波及金华地区，但乡村社会具有极强的韧性，商业、手工业发展进一步发展，乡村市集不断增加（表一），成为农耕之外的生存之道。

表一 宋、明、清金衢盆地乡村市镇数量变化（注：宋代草市镇根据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整理；[6]明代市镇根据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整理；[7]清代市镇根据李国祁、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整理。[8]）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金华在经济发展之中再次复兴，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永康五金等特色产业推动着乡村社会的城镇化进程，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金华乡村的面貌。1980年代的民居测绘开启了金华乡土建筑与乡村遗产研究，在刘敦桢先生指导编纂的《浙江民居》一书之中，包含多个金华村落与建筑案例。[9]90年代初，在陈志华先生带领下，清华大学乡土建筑研究所对诸葛、新叶、俞源、郭洞等村落开展系统调研，初步建立起乡村遗产的整体研究方法。[10]此后，金华乡村的建筑遗产颇受学界关注，无论是东南民系建筑研究，[11]还是新编《浙江民居》，[12]金华村落与乡土建筑都构成其中的重要案例。
21世纪以来，对金华乡村遗产的关注仍在持续。一方面，建筑研究领域开展了更为细致的专题研究，如王仲奋对东阳民居的分析，[13]陈星对兰溪楼上厅的解读，[14]张力智由儒学影响切入，[15]王晖从祠堂古制平面入手，[16]地方学者洪铁城更是提出了“婺派建筑”的概念。[17]目前，金华市拥有12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104处中国传统村落，营造技艺、庙会习俗与祭祖仪式等乡村相关的非物质遗产也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名录，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18]
然而，纵观现有研究成果，不免发现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研究案例和区域有明显倾向，知名建筑、村落拥有较多成果，但区域性研究，特别是跨行政区划的地理文化亚区研究，成果寥寥；二是遗产研究难以超越特定遗产类别，没有根据复合型城乡遗产特质开展整体性研究，建筑遗产和社会、文化、习俗等非遗脱节严重。针对金华乡村遗产研究的短板，我们选取婺江的武义江与永康江支流，以流域内原金华、武义、永康三县的乡村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解读这一区域的乡村聚落，展现乡村社会的丰富面向。
武义江、永康江流域的宗族乡村与地域社会
婺江是钱塘江流域富春江、兰江上游的一段，由东阳江、武义江汇合而成，明清金华府城就坐落于三江交汇之处。武义江由金华城向上至武义城，再至永康城，过永康城之后称永康江。武义江与永康江是婺江最大的支流，其河流走向大致由东南向西北，流域包含原金华（今婺城区和金东区）、武义、永康三县的城乡地域。三地的地形地貌有所不同（图二），上游永康县域和下游金华县域以河坝平原为主，而中游武义县域的乡村则以边山聚落为多。

图二 武义江和永康江流域地形图（孙雪阳绘制，底图：百度地图）

如前文所述，一波波南下的北人经由浙北平原进入浙中盆地，首选平坦的河坝之地定居，将更早居住于此的百越部族赶入边山。至今，武义县南部山区（明清处州府宣平县）还有不少畲族乡村。在武义江和永康江流域内，汉族村落为主体，它们大多在明中叶经历了宗族化过程。尤其在河坝地区，宗族乡村发展更为成熟，村落内部形成严密的房族，而村落之间也有紧密的联宗关系。相对来说，山间聚落有不少由多个宗族构成的多姓乡村，每个村落的人口有限，房派支系不如河坝地区发达。
无论怎样的宗族架构，宗祠都是乡村重要的建筑景观，也是祭祖仪式的发生场所，承载着乡人的节令庆典与历史记忆。在武、康流域，村落宗祠和多个村落的联宗大宗祠一般建于村落外围，而房族宗祠则大多从祖屋演变而来，由房族住宅环绕，形成一个个居住组团，以水塘作为空间边界。我国乡村以宗谱编纂、宗祠营造和族产设立来巩固宗族社会，[19]武、康流域尽管普遍存在联宗谱的编纂，但跨村落的联宗大宗祠并不多见，只在世家大族定居的金华、永康有零星几座（图三）。房族宗祠也只存在于一些大型宗族聚落之中，在永康河间小盆地之内更为常见。

图三 金华石楠塘徐大宗祠（赵晓梅摄，2020年）

在宗祠之外，不少宗族还建有厅，也称香火厅。各地厅的作用有所不同，有的为祭祀某位先祖，有的则只承载族人的红白喜事。宗祠和香火厅都由族人共同建造，设有祭田以供祭祀仪式之需。有能力的宗族或房族，为鼓励族人读书科举，还会出资建设书院，聘请专人传道授业。
在宗族这种“想象的”血缘共同体之外，聚居一处的同姓或异姓之人也以庙宇祭祀建立地缘联结。庙宇的社会联结作用普遍存在于我国各地乡村，只是每个地方祭祀的神灵、仪俗有所差异。在武、康流域，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村落保护神庙宇，乡人称之为本保庙或本保殿，邻近瓯江流域的山间乡村也称之为洞主庙。每个村落的本保老爷、洞主老爷各不相同，治水的大禹神、婺州第一进士胡则是常见的神灵。学界普遍认为夏禹王的信仰中心在绍兴，禹王祭祀广泛存在于越地。胡则即胡公大帝，北宋时期永康人，传说因上书请求免除衢、婺两州身丁钱而被百姓感恩祭祀，其祖庙广慈寺就在永康方岩山顶（图四、图五）。每年农历八月十三胡公大帝寿诞，方岩周边乡村都会组织乡人打罗汉、上方岩，这是永康一带颇具特色的区域性民俗，而胡公信仰更是广泛存在于金衢各地。[20]

图四 永康方岩（赵晓梅拍摄，2022年）

图五 永康方岩广慈寺（胡公祖庙）前天街（赵晓梅摄，2022年）

这些本保殿和洞主庙大多位于村落边缘，不少庙宇紧邻村落宗祠，比如雅湖村张府君庙就在胡氏宗祠之侧，凡岭脚村禹王庙紧挨着祝氏宗祠（图六）。随着村落扩张、融合，庙宇进入聚落内部，比如雅畈村的严公庙和禹王庙，占据村落中心位置，其区位的变化呈现出聚落形态的变迁。

图六 武义凡岭脚水口建筑群平面示意图（苏鑫绘制）

这些村落庙宇规模普遍不大，多为三间小庙。尽管它们不如村落宗祠那边宏大壮丽，但在乡村祭祀等级之中显然处于更高的位置，庙宇总是在宗祠的左边，表明神明的地位高于祖先。也有一些村落的庙宇因神明灵验，得到更大范围的信众的祭拜。尽管没有成为方岩胡公那般分布广泛的信仰区域，也构成附近小区域的信仰中心，比如铜山脚下的白鹤庙、俞源村的洞主庙，它们以庙会、斗牛、擎台阁等活动，将更多的乡村联结到一起。这些小区域性庙宇的规模往往更大，俞源洞主庙在中路院落之外建有专供香客过夜“祈梦”的清幽阁及多间附房（图 七）。

图七 武义俞源洞主庙（赵晓梅摄，2020年）

今日所见这些庙宇大多是集合了乡人日常生活的各类保障之神，在主神之外，还有五谷神、财神、土地公婆等等。这种“集中式”的神灵供奉可能是20世纪下半叶民间信仰恢复之后的“无奈之选”，各司其职的神明之“家”原本应该散布于田间地头和乡村角落。我们在一些乡村之中就发现每个小片区有自己的土地神、香火老爷，[21]在水口、大树下、路口等重要地点也有神龛设置（图八、图九）。不过，这种角落庙宇在大多数乡村已经很难见到了。

图八 武义少妃白果亲娘（赵晓梅摄，2021年）

图九 武义少妃白果亲娘树下的神龛（赵晓梅摄，2021年）

武、康流域的乡村商业与社会变迁
明中期不仅是乡村宗族的发展时期，乡村商业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开来。这一方面是全国商品流通加强带来的普遍结果，同时也表明金衢盆地土地开发达到饱和，农耕生产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寻求其他生存途径。
武、康流域的乡村商业发展时间、影响因素有所不同。金华县的乡村因邻近府城这个区域性商业中心和武义江水运干线，乡村市集发展较早，约在明中叶到清初就在不少乡村出现商贸活动。但也由于城市商贸中心近在眼前，金华县内因之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市镇。武义山区位于闽浙山间驿道之上，行担经济较为发达，古道沿线逐渐形成规模不等的乡村商贸市集。尽管起步稍晚，在方志中有记录的市集数量有限，而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不少聚落都有商街、商铺或者市基（临时售卖的空场）。永康以金银、铜、锡、秤等五金匠作而著称，这些工匠行走各地谋求生活。在永康本地，乡村人口密集，市场数量多，但以服务本地为主，没有形成高等级商镇。
乡村商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社会结构和聚落形态。外来经商者不仅逐渐定居下来，还可能逐渐取代宗族在地方社会之中的主导作用。在商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外来或本地商户只是在聚落外围开辟空地，搭设摊铺，比如凡岭脚的货销坛就在连接驿道的村落边缘。慢慢地，这些临时摊位变为永久性的商铺建筑，也从聚落边缘伸入村落中心。在雅畈，我们看到商街由运河码头探入村落内部，甚至“打穿”了叶氏宗族象征的严公庙。在芝英，应氏族人一直把持着市基的商贸活动，商贸经济刺激着宗族的发展，正街不仅是商铺云集的商街，更是房族宗祠集中“展演”的场所（图十）。由此，我们看到，在不同社会结构的乡村社会之中，商业与宗族组织形成此消彼长或相互成就的多元关系。

图十 永康芝英正街上的宗祠和商铺（赵晓梅摄，2021年）

商业显著地改变了原本聚族而居的空间形态，商街打破了原本单中心或多中心的居住组团，纵向的沿街格局和梭形聚落平面成为主导，如我们在武义岭下汤（图十一）和永康清渭街所见。在建筑层面，出现了新的建筑类型——商铺。由于这些商户最初不具有入住权，且武、康乡村普遍用地紧张，市基附近的商铺架设于村落边缘的水塘之上，形成水阁楼（图十二）。在陆上商街形成之后，商街两侧的商铺以住宅为原型发展而来，我们在少妃看到三间两搭厢的天井院住宅被改造为临街商铺，在芝英看到紧贴住宅加建排屋铺面房。甚至，这些商铺还可以与宗祠相结合，形成前店后祠的格局，清渭街上就有吕、何、马、应、李诸姓的五店祠堂。

图十一 岭下汤由商街形成的梭形聚落（来源：天地图）

图十二 永康芝英市基旁重建的水阁楼（赵晓梅摄，2021年）

宗祠、庙宇、商铺不仅是武、康流域乡村聚落的公共建筑，成为当地乡人日常生活的场域，也以物质空间实体及其承载的祭祀仪式和世俗活动，表征着宗族、地缘和业缘的社会关系，这些有形和无形的遗产都是金华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成为我们解读地域文化的重要线索。
金华乡村的遗产研究思路
乡村遗产泛指在乡村地理范畴内的文化遗产，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等。我国乡村遗产的范畴经历了从单体建筑到建筑组群、再到整体聚落，从建成遗产到乡村景观、又拓展至非物质遗产和农业遗产的过程。如今，乡村遗产包括建筑、物件、空间、技艺、知识和景观等有形、无形与自然的构成要素。尽管乡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拓展，但是这些遗产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何，尚缺乏有效的系统性研究范式来指导乡村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管理和利用实践。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要求将城乡复合型活态遗产不同构成要素纳入统一的系统之中，实现遗产保护传承的“体系”建设。《意见》为乡村遗产的整体性考察与活态性解读提供了政策支撑，也指导着金华乡村遗产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在乡村社会，每个自然聚落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它由一个个家庭构成，以不同的社会关系彼此联结为一个整体，又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区域社会发生互动。尽管目前官方所认定的乡村遗产指向一个个具体的物质实在或无形事项，但它们只是留存至今的历史文化碎片，只有将这些碎片以及其他还未列入到遗产名录中的历史信息共同考察，才能重建起一幅完整的乡村社会全景“拼图”，形成系统认知。
我们对金华乡村的研究即由此开始，我们引入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以人为中心”（People-Centred）的活态遗产保护管理思路，以乡村居民作为核心社区（core community），从乡民视角解读遗产，联结物质与非物质、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化与自然的遗产要素。[22]希望这些武、康流域村落的个案分析和专题研究，能够成为我们探索系统性乡村遗产研究范式的起点。
注释：
[1] Bol, Peter K.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003, 24(2), p. 7.
[2] 李光涵：《日常景观视角下的村落价值》，《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4期。
[3] 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6-289页。
[4] 张力智：《儒学影响下的浙江西部乡土建筑》，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5] Bol, Peter K.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003, 24(2), pp.1–50.
[6]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7]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8] 李国祁、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第7期。
[9]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浙江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
[10] 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诸葛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陈志华：《新叶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陈志华：《俞源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楼庆西：《郭洞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 余英：《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年。
[12] 丁俊清、杨新平：《浙江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13] 王仲奋：《东方住宅明珠——浙江东阳民居》，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14] 陈星：《浙江兰溪民居的楼上厅》，《南方建筑》2011年第1期。
[15] 张力智：《儒学影响下的浙江西部乡土建筑》，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16] 田薇、王晖、吕令强：《浙江兰溪乡土祠堂特殊平面格局的类型化研究》，《华中建筑》2021年第8期。
[17] 洪铁城：《中国婺派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
[18] 非遗研究著作数量众多，兹列举营造技艺相关文献如下：黄续、黄斌编著：《婺州民居传统营造技艺》，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林友桂编著：《浦江郑义门营造技艺》，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孙发成编著：《诸葛村古村落营造技艺》，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吴新雷、楼震旦编著：《东阳卢宅营造技艺》，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衣晓龙、阴卫编著：《俞源村古建筑群营造技艺》，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
[19] 徐扬杰：《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论述》，《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20] 陆敏珍：《区域性神祇信仰的传承及其对地方的影响——以浙江“胡公大帝”信仰为例》，《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朱海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以浙江胡则神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21] 供奉香火老爷的香火厅在乡村聚落的发展之中逐渐由宗族联系向地缘关系转变。
[22] Court, Sarah; Wijesuriya, Gamini: People-Centred Approaches to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Heritage, ICCROM 2015; Wijesuriya, Gamini: Living Heritage, In Heritage,Alison; Copithorne, Jennife (eds). Sharing Conservation Decisions, ICCROM 2015, pp.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