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一动作，值得警惕！

2022年12月16日，日本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日本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并将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军事开支。

这一动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防卫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向，也被视为日本摒弃“专守防卫”政策路线、背离和平宪法理念的危险之举。日本激进扩军，对内业已引发“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对外则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新的冲击。

这是 2020 年 2 月 2 日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拍摄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高波”号驱逐舰 新华社/美联

“专守防卫”名存实亡

二战结束后，日本走上“重经济、轻军事”的发展道路。1947年5月施行至今的《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和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此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在此基础上，日本形成了保持最低限度自卫能力的“专守防卫”政策准则。

冷战后随着内外形势变化，日本保守政治大行其道，政治大国野心膨胀，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突破战后禁区，先后通过海外派兵、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变相架空和平宪法的约束。而此次三份文件在军事突破上迈出的步伐之大可谓空前。三份文件明确了日本今后5到10年安保领域的基本战略取向和政策方向，从其核心内容看，日本防卫安全政策将呈现三大显著变化。

一是更富攻击性。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日本应拥有可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为此将部署各类远程攻击型导弹，包括将大批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将国产“12式”导弹射程增加至1000公里以上，加快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和高速滑翔弹，采购攻击性无人机，与美军共用“综合防空导弹防御系统”。文件还写入了加强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作战能力，并首次明确所谓为防止网络攻击可以“入侵敌方服务器或解除其破坏力”。此外，日本还在加快推进“加贺”“出云”号两艘直升机护卫舰的航母化改造，以起降F-35B型隐形战斗机，提升远洋作战能力。

二是更加外向型。三份文件显示，日本将突破诸多二战后的军事禁区，包括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扩大武器对外出口和对外联合武器研发等，同时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一体化“威慑力”，以意识形态划线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及北约等深化防务安全合作，更深度介入国际地区安全事务。日本媒体评论称，随着“自主防卫”能力的提升和军事活动范围的拓展，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角色将由“盾”向“矛”转变，“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

三是更具突破性。为实现扩军强军目标，文件将2023年度至2027年度的日本防卫开支总额定为43万亿日元，是近5年防卫开支总额27万亿日元的1.6倍，并明确2027年度防卫开支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日本政府宣称，防卫费倍增将使日本与北约标准实现接轨，有助于全方位提升七大防御作战能力，从根本上夯实日本的防卫力量。鉴于战后日本长期遵循防卫费不超过GDP的1%的政策规定，这一突破也被视为日本背离“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标志性动向。

“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根据2022年“全球火力指数”等国际机构的排名，日本自卫队综合实力位居全球第五，日本早已是实力强大的隐形军事强国。随着未来5年内防卫费实现翻倍，日本军费开支也将从目前的全球第9位升至第3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军国主义”的惨痛教训仍在眼前，日本军力出现“由守转攻”“由强到大”的新变化，不能不引起外界对日本未来走向的忧虑。日本前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纈厚指出，安保三文件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专守防卫”，事实上可以决定实施“先发制人攻击战略”，这无疑将给东亚各国带来重大威胁，是一种“新军国主义”。

近代以来日本几度大起大落，多次孤注一掷“豪赌”国运，对外战略中的偏执冲动往往取代理性权衡，表现出“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倾向。如今的日本，对内深陷少子老龄化加剧的国力衰退困境，对外面临新兴国家的竞争挤压和国际格局的动荡冲击。在“内忧外患”刺激下，日本重拾激进扩军路线，折射出国家发展理念的重大变化，蕴含着再度迷失发展航向的危险。

2021 年 11 月 10 日，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 新华社/路透

环顾当今日本政坛，自民党一党独大，一众保守政党占据国会90%以上议席，传统左翼势力几近消亡，保守右倾政治已全面主导日本社会。经过自民党政权长期的政治动员和舆论操弄，如今日本社会弥漫着“反俄抗朝”“遏华厌韩”的民粹躁动，乌克兰危机、朝鲜射导等都成了自民党政权推动强军扩军的绝佳借口。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内政治气氛，当前日本社会氛围难免让人嗅到一丝似曾相识的危险气息。展望未来，在步步为营的渐进式军事突破中，日本和平宪法的制约终将被蚕食殆尽。在“举国一致”的“外部危机”意识驱使下，日本未来军事发展可能更加肆无忌惮。

当然也要看到，对于激进军事政策调整，日本国内也不乏质疑和反对声音。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2022年12月的一份民调，仍有36%的日本民众反对大幅增加防卫开支，31%的民众反对拥有打击敌方基地的“反击能力”。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团体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活动。

《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使“专守防卫”原则空心化，防卫费“倍增”将使日本走上无节制扩军之路。不少军事专家和学者指出，增量防卫开支被大量用于采购美国武器装备，脱离一线部队实际需求的新版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日本“自主防卫”能力，且三份文件决策过程未经国会审议和全民讨论，存在严重程序瑕疵。

在关键的财源问题上，日本国内围绕增量防卫费出处进行了激烈争论。尽管岸田政府东拼西凑，仍有1万亿日元的缺口需要通过增税来填补。岸田政府拟通过增加法人税、所得税和烟草税来筹措资金，引发不少企业和民众不满。日本共同社2022年12月中旬的民调显示，64.9%的民众不赞成岸田政府的相关增税计划。在野势力已计划在新年国会召开后对政府增税计划展开严厉追究，未来岸田内阁要落实相关政策仍需经历艰难博弈折冲。

“以邻为敌”破坏地区和平

在这一轮推动扩军强军的政治议程中，日本竭力渲染所谓的中俄朝“三面威胁”，煽动民众危机意识，这一切成为自民党政权推动政策闯关的“不二法宝”。

值得注意的是，为给安保政策转向和扩军备战找借口，三份文件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军事评论员前田哲男指出，在三份文件渲染“中国威胁论”、大幅调整防卫政策的背后，既有美国推动的因素，也有日本谋求自身军事松绑、成为所谓“正常军事大国”的意图。

2017 年 8 月 16 日，在日本北部北海道惠庭，日本陆上自卫队士兵在训练中行进 新华社/法新

而更为实质性的危险在于，依托深厚军力积累和强大产业技术实力，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的调整，将给地区军力平衡和战略稳定带来严重冲击。据日本政府内部人士透露，触发“对敌方基地反击”行动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事态：一种是研判朝鲜可能向日本发射导弹，日本可先行攻击朝鲜陆上导弹发射架或位于朝鲜领海的导弹发射舰艇；另一种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或地区遭到攻击，使日本面临明确危险时，可能触发2016年生效的“新安保法案”中规定的“存立危机事态”，日本可据此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此有分析指出，日方上述政策取向会引发地区国家对日本的强烈戒备警惕，并有针对性地强化对日军事防范和部署。从结果上看，日本此举不仅会加剧地缘矛盾和阵营对抗风险，还可能触发新一轮地区军备竞赛。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美国盟友的韩国也表达了强烈不满。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分别召见日本驻韩官员就日方文件中涉及日韩争议岛屿提出抗议。韩国军方人士表示，日本以朝鲜半岛为对象行使反击能力，可能对半岛安全和韩国国家利益带来重大影响，应事先同韩方协商并征得同意。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批评尹锡悦政府“对日屈从外交”导致韩国领土主权受损，朝鲜半岛面临战争威胁。该党首席发言人安浩永称日本将“反击能力”写入安保战略是“日本事实上成为战争国家的宣言”。

在二战结束7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与中韩朝俄“四邻”仍未实现和解，根源在于日本始终未能就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历史作出深刻反省。在此情况下，日本重拾激进强军扩军路线，只能勾起地区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惨痛记忆。

日本需要认清，“远交近攻”解决不了日本自身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安全关切，如果无法赢得周边邻国的谅解和尊重，日本不可能赢得实至名归的大国地位，“以邻为敌”的政策取向只会破坏东亚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友好合作局面，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也无从谈起。（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来源：2023年1月2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期

编辑：吴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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