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黄昏

【作平按：本文已刊发于《随笔》2023年第1期，题为《宋襄公：理想主义者的黄昏》】

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中，宋国是一个独特存在，尽管它始终只是一个中等实力的二流国家。首先，与一大堆姬姓诸侯或功臣诸侯不同，宋国始受封者微子启，系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兄长。就是说，周天子将本属敌对阵营的殷商贵族封在宋国，是出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其次，宋的爵位是最高等级：公。与之相比，鲁齐为侯，郑曹为伯，楚国仅为子。其三，宋国位于今河南商丘一带，与郑国一样，均属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四战之地。

出于这些特殊原因，宋虽然只是中等国家，但在春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跃。如果单从政治影响来说，宋俨然大国。并且，从存续时间上讲，宋自前1022年微子启受封建国，到前286年为齐所灭（这一年庄子去世），历三十二代，享国达七百三十六年。

宋的三十几位国君中，最著名、最有影响，同时也最富争议性的，无疑就是宋襄公。他既被《春秋》和《孟子》等典籍列入春秋五霸之列，又被后人讥笑“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1、

宋襄公，子姓，宋氏，名兹甫，系宋桓公嫡子。宋襄公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目夷，字子鱼，一向有贤名。不过，由于目夷系庶出，按周朝继承法则，无缘成为太子。前652年，宋桓公病重期间，兹甫一再向父亲请求，让兄长目夷作继承人。他说，目夷比我年长且仁义，应该立他。宋桓公遂令目夷为嗣君，但目夷坚辞不就。他说，能够把国家辞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义吗？我实在不如兹甫啊。再说，我也不符合作嗣君的条件。——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桓公很赞赏兹甫的推让，但并没同意他让位。

总而言之，宋桓公去世后，兹甫接任，是为宋襄公。宋襄公一生推崇仁义，他也的确从年轻时起就身体力行地践行仁义。正如目夷所说的那样：能够把国家辞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义吗？

宋襄公即位后，任用目夷为左师。春秋时，宋国的上卿有左师和右师，与司马、司徒、司城和司寇合称六师，相当于其它国家的相国。目夷贤而有才，他辅佐宋襄公，把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宋襄公与齐桓公生活在同一时代。推算起来，其年龄应该比齐桓公小三十岁，相当于齐桓公的子侄辈。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恩威并重，令诸侯真正口服心服。与齐国结盟的诸侯国中，宋国和齐国关系最铁，而这种最铁的关系，来自于宋襄公对齐桓公的推崇与追随。

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天子也派使者参加，这是齐桓公霸业的巅峰。不巧，其时，宋桓公刚死。依古礼，天子死后要停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要停五个月下葬。君父还未安葬，作为新任国君，宋襄公不能离开。但是，葵丘之盟对宋国非常重要，是宋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良机；并且，宋襄公一向对齐桓公十分景仰，是他人生的楷模。那么，到底要不要出席葵丘之会呢？宋襄公经过一番思考，决定打破礼制约束，参加会盟。

当年冬天，晋国发生内讧，齐桓公号令诸侯平乱，刚安葬了父亲的宋襄公立即带兵响应齐桓公。此后，由齐桓公倡导的一系列国际行动，宋襄公都是积极参加者：增援卫国，拱卫洛邑，援建徐国、鄫国、杞国……

年轻的宋襄公在年长一辈的齐桓公面前，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新君；但是，他对齐桓公的追随和追随期间的表现，令老牌政治家齐桓公刮目相看，并对他寄予了很高期望：当时，齐桓公年事已高，他与管仲商议后，决定把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后来的事实证明，齐桓公没有看错人，宋襄公也没有辜负齐桓公的信任。

齐桓公死后，其宠臣易牙、竖刁作乱，另立公子无亏为君，公子昭只得逃往宋国，向宋襄公求助。齐是大国，宋是小国——其时，齐国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宋国还不到三万平方公里。齐强宋弱，但宋襄公没有退缩，他要兑现自己对齐桓公的承诺。

前642年春，宋襄公联合曹、卫、邾三国，率军攻齐。易牙、竖刁乱政本不得人心，加之宋襄公大军压境，齐人杀掉公子无亏，迎接公子昭。 没想到，联军刚撤，齐桓公的另外几个儿子又作乱，公子昭再次逃往宋国。宋襄公只得再度兴兵平乱，公子昭这才得以即位，是为齐孝公。

可以说，如果没有宋襄公，齐国必将陷入争夺君位的长期动荡中。

齐国经过这番折腾，国力大减，霸业终止。那么，谁有可能成为齐桓公之后的新霸主呢？

以国家实力来说，此时，最强大的是南方的楚国，其次是北方的晋国和西部的秦国。齐国不复桓公时的强盛，次于楚、晋、秦三强，位居第四。至于宋国，只能算二流国家中的强者而已。

然而，平定齐国内乱的成功使宋襄公深信，他就是冉冉升起的新霸主。

宋襄公的理想，似乎并非渺不可及——至少，在他看来，他有曹、卫、邾等小国追随，加之有恩于齐，齐国将惟宋马首是瞻。晋、秦虽强，但两国战火不断，无暇争霸。

惟一的障碍是楚国。只要搞定了楚国，宋襄公便霸业可期。

2、

齐桓公建立霸业，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其时，天子软弱，戎狄入侵中原，华夏族不绝如缕，齐桓公的作为，合乎时代之需，因而得到了诸侯拥护。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经过管仲改革，齐国兵强马壮，财政富裕，乃是实力最雄厚的头等强国。

宋襄公却不然。首先，如前所述，宋国只能算二流国家中的强者，与一流大国有着相当差距；其次，宋襄公另有他不切实际的理想：作为殷商贵族，他想借称霸之机恢复昔日荣光。换句话说，他要复辟。

大臣公孙固看出了宋襄公的野心——或者说理想。公孙固劝他说：上天抛弃我们商朝已经很久了，您想要复兴它，这是悖逆上天之意的，恐怕不会被上天赦免吧。

但是，宋襄公听不进去。

宋襄公明白，楚国是他称霸大业路上最大的障碍，这个巨无霸般的障碍，他无力铲除。于是，他一厢情愿地转而希望得到楚国的支持，使楚国从障碍变成动力。

前639年，宋国与楚国在鹿上会盟，宋襄公请求楚国支持他称霸，早就希望染指中原事务的楚成王假意答应了。

紧接着，自以为大事将成的宋襄公召集诸侯在盂会盟——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相当于现代世界的国际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一个宣言，达成某种一致。宋襄公希望，盂之会能达成的一致，就是承认他是齐桓公之后的新霸主。

诸侯会盟，有两种形式，一种称为兵车之会，一种称为乘车之会。

兵车之会，相当于武装会盟，参加会盟的各方均率领军队，相互秀肌肉，展示实力，同时预防不测；乘车之会，就是会盟的君主或使者，不带甲兵，穿上礼服坐着车去相见。

盂之会前，目夷提醒宋襄公：楚国是蛮夷之国，素来不讲礼仪，为防范起见，“请以兵车之会往，勿以为乘车之会。”

但是，宋襄公认为，是他主动约请诸侯乘车之会，倘若自己却兵车之会，那就是“自我堕之”，必将失信于天下，这与他仁义服人的理想背道而驰。

参加盂之会的，除宋襄公和楚成王外，另有陈、蔡、郑、许、曹等几个小国的国君——曾受宋襄公大恩的齐孝公意外地缺席了。齐孝公的缺席表明，以大国自居的齐，并不像宋襄公想象的那样，因他有恩于齐孝公，齐国就会忠心耿耿地追随他。

3、

盂是一个古地名，在今河南睢县境内。

宋襄公兴冲冲地轻车简从，穿着礼服去盂参加会盟。目夷叹息说：宋国就要大祸临头了。君侯的欲望太多，如何得了啊。

果然如同目夷预言的那样，楚成王不是来为宋襄公捧场的，而是来拆台的。——春秋之世，口碑最差，被中原文化圈视为野蛮人的国家有两个，一是西边的秦国，一是南边的楚国。并且，楚人自己也自暴自弃地以蛮夷自居，常常干些离经叛道的事，奈何宋襄公却指望用仁义去感化他，实在是与虎谋皮。

盂之会上，楚成王不守信用，早就暗中布下军队，把一心想当盟主的宋襄公扣押了。更为具体的细节，史料阙如。惟明代作家冯梦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对此作了合理的描写：

会盟那天，诸侯登上盟坛。按惯例，要推举盟主。这盟主，宋襄公以为非已莫属。因楚成王此前曾答应过推举自己，于是“宋襄公指望楚王开口，以目视之”。没想到，“楚王低头不语。”楚成王低头不语，显然另有打算。陈、蔡这些小国之君，“面面相觑，莫敢先发。”

宋襄公终于忍不住了，他昂首而出，说：我想像齐桓公那样，与诸侯会盟，尊王安民，息兵罢战，让天下同享太平，诸君以为如何？诸侯尚未回答，楚成王说：这想法很好。只是，不知由谁来主盟作盟主？宋襄公说，有功论功，无功论爵。——按宋襄公想法，他是公爵，爵位在其他诸侯之上，那么，以爵位定主盟，盟主只可能是他。

不想，楚成王却说：好啊。寡人我称王很久了，宋国虽是公爵，但也在王之下，那我就占先主盟吧。

目夷在旁，见势不妙，悄悄拉了拉宋襄公的衣袖，暗示他忍耐一下再作决定。一心想做霸主的宋襄公早已一肚子怒气，他冲楚成王说：我依赖先人之福，忝为上公，天子也待以宾客之礼，你所称的王爵，并非周天子所封，乃是自已僭号。岂能以你假王来压我真公？

楚成王反问：你既然说寡人是假王，那你为什么要把我请到这里来？

宋襄公说，你到这里来，是之前我们在鹿上之会时的约定，并非我把你骗来的。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楚国大臣成得臣在一旁大喝：今日之事，只问诸侯，他们到底是为楚而来还是为宋而来？

陈、蔡等小国，向来俱怕楚国，忙表明态度：我们是奉了楚国之命来的。

楚成王大笑，问宋襄公：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宋襄公还想和楚成王理论，成得臣等人脱下礼服，原来一个个都身穿铠甲，全副武装。再从腰间取出小旗一招，坛下随行的楚人全都脱去礼服，露出戎装，呐喊着包围了盟坛。

宋襄公就这样作了楚国的俘虏。

4、

楚国君臣的如意算盘是趁会盟之机劫持宋襄公，并以宋襄公为人质，向宋国提出苛刻条件，以逼宋国接受。

宋襄公虽然天真得近乎迂腐，但也看穿了楚国的诡计。他被楚人劫持后，立即让目夷回国另立新君，以断楚人念想。

果然，当楚国向宋国提出一大堆条件，并表示，必须全部答应才释放宋襄公时；宋国回答说，我们已经另立新君了。这些条件，一条也不接受。

楚国计谋落空，还背上了背信弃义的恶名，加上鲁国等诸侯从中调停，不得不释放了宋襄公。

按理，宋襄公经此一劫，他理应明白，以宋国的力量，要想像齐桓公那样建立霸业，实在是勉为其难。然而，作为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宋襄公并没放弃他沉醉多年的霸主梦。

为楚国所俘虏，这是宋襄公最大的耻辱。如果不洗刷这耻辱，成为霸主就无从说起；而要洗刷耻辱，必须在战场上打败楚国。

于是，此种背景下，宋楚交战，是为泓之战。

泓水，一条业已消失的古河流，大概在今天的河南柘城县境内，当时属宋国。

宋楚两军各在泓河一岸。交战之日，宋军先行布好阵，楚军正忙着渡河。目夷提醒宋襄公：敌众我寡，正好趁他们还没全部渡过河发动攻击。

宋襄公不同意。

一会儿，楚军渡过了河，乱哄哄地正在布阵。目夷又提醒宋襄公：敌军虽然全部过了河，但尚未排好阵，这是攻击他们的好时机。

宋襄公还是不同意。

一直等到楚军完全布好阵，准备停当，宋襄公才下令击鼓进攻。

宋军战斗力不如楚军，人数也比楚军少，很快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本人大腿受伤，连他的贴身侍卫也被杀了。

泓之战败北，宋襄公的霸主梦昙花一献，故而后世许多史家并不将他列入春秋五霸。泓之战次年，宋襄公箭伤复发——或许还要加上壮志未酬，理想破灭的沉重打击，宋襄公去世。

5、

战后，宋人都埋怨宋襄公不听目夷劝告，遭此惨败。对此，宋襄公说了一番话，作为他对国人埋怨的回应——正是这番话，导致后人或认为他愚蠢教条，或认为他难得地坚守了贵族礼仪。

根据《左传》记载，宋襄公这番话是这么说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翻译成白话，大意是：君子不再杀伤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代用兵的道理，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我即使是亡国者的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后人之所以嘲笑宋襄公，认为他蠢猪式的仁义，甚至断定他“集当时落后人物之大成”，究其实质，是对西周以来的战争礼仪与战争道德缺乏了解，以后世的价值观去臆测古人。

西周及春秋早期，战争更像是贵族之间的一种竞技行为。它以打败对方让对方臣服为目的，与后世为了消灭对方，占有对方的土地和人民为目的完全不同。前者战争规模较小，为时也短，短到一场决定国运的大战，不过一天。并且，这些战争大多发生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区，双方的主要力量都是战车，形成了一整套战争礼仪。

比如，战前双方约定开战时间、地点。届时，双方把战车驾驶到既定位置排好阵势，双方互通姓名，并讲明为何打仗。之后，才同时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拼杀。战斗中，如果失败的一方已经撤出五十步，胜者不得再追赶——这就是为什么五十步要笑一百步了。

故此，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史》中认为：“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礼制的约束下，交战双方比拼的是谁勇敢，谁武艺高强，谁遵守信义，谁讲究礼仪，至于阴谋狡诈或趁人之危，哪怕因之获胜，也会被人耻笑。所以，古风尚存的老贵族宋襄公遵守军事礼仪和战争道德，坚决不趁敌人尚在渡河和尚未布好阵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哪怕他知道，这种袭击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惟一机会。

因此，宋襄公的讲究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他自以为是的假仁假义，而是有着深厚的古典传统。然而，宋襄公的悲剧在于，他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自周公以来的礼乐正在无情地崩坏，精致的礼仪被粗鄙的实用取替。

尤其是他面对的楚国，是一个以蛮夷自居，不讲礼仪的远离文明的强国。为了战胜对手，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为了目标中的土地和人民，他们完全可以置礼仪和道德而不顾。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不仅束手缚脚，而且迂腐可笑。

于是，就有了宋襄公的悲剧。宋襄公的悲剧就在于，他的理想与他的时代严重脱节；他用生命去维护的荣誉与信义，在别人眼里却一文不值。

幸好，尽管宋襄公事实上并未像之前的齐桓公或之后的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那样做过哪怕一天名副其实的霸主，但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内的部分后人著述，依然把他列入了五霸名单。

这，大概是后人给予宋襄公的一点于事无补的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