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要不回工程款 律师：政府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应考虑惩戒措施

62岁的朱汉民从未想到，自己十年前承建的工程竣工后，竟迟迟拿不回足额工程款。

十年间，朱汉民痛失独子，身体每况愈下，“这些年，因为做的这个工程被欠款，因为给儿子和我自己治病，我早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11年12月，江西九江柴桑区港口街镇政府对外招标“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工程，该工程分为两个标段，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航达集团”）、江西省临川安石建筑有限公司（下称“安石公司”）分别中标一标段和二标段工程。

中标后，航达集团与朱汉民约定，由朱汉民负责施工一标段工程，并承担工程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法律费用。

2012年4月10日，港口街镇政府与航大集团项目部、安石公司项目部共同签订《港口街镇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建设施工合同补充合同》，约定港口街镇政府将以该镇部分商用土地，和朝阳家园安置小区的门面、储藏间质押给这两个项目部以抵付工程款。

2013年7月，朱汉民实际承建的一标段工程竣工，交付港口街镇政府使用。

但此后近十年，朱汉民迟迟讨不回足额工程款。无奈之下，朱汉民决定起诉港口街镇政府。

2020年12月，九江中院一审判决港口街镇政府向朱汉民支付工程款约2172.14万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2013年8月1日以来的相应利息。

港口街镇政府上诉后，江西高院于2021年8月作出终审判决，港口街镇政府被判10日内支付朱汉民约2122.14万元及2013年8月1日以来以此为基数的相应利息。

但港口街镇政府并未履行这一生效判决，2021年11月1日，九江中院决定立案执行。

2022年5月20日，港口街镇政府与朱汉民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定“对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不持异议”。

协议规定，港口街镇政府如果卖地成功，取得土地出让金，应支付朱汉民工程款本金1000万元；如果未取得土地出让金，则应于2022年12月31日向朱汉民支付工程款本金600万元，剩余款项于2023年和2024年支付，每年付一半，年底前支付。

值得一提的是，港口街镇政府曾向江西高院申请再审，2022年6月13日，江西高院驳回港口街镇政府的再审申请。

然而，直至2023年2月6日，港口街镇政府也未向朱汉民支付约定好的工程款本金600万元。

2月6日，该镇镇长陆洪锋表示，其已在此前几日与朱汉民会面，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朱汉民本人表示比较满意。

朱汉民则表示，此前会面，港口街镇政府称目前账上资金极为有限，将向柴桑区等上级部门求助，以尽快还款。

漫漫讨债十年路，朱汉民的独子于2019年病逝，朱汉民自己也被确诊癌症，多次进行手术。

朱汉民说，不知能否在自己生命终结之前要回工程款，还清家里的欠债。

北京合弘威宇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魏景峰律师向“法度law”表示：地方政府尤其是镇政府财政可能确实有问题，此案倾向于民事纠纷。近日双方又达成了新的解决思路，无论是从政府公信力角度还是履行生效司法判决的角度，镇政府均不应再三失信。

刑法规定了拒不执判决、裁定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但是前提都需要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关键是镇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执行？

《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属于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朱汉民家庭遭受的变故与政府不执行的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认定上述遭受重大损失也比较牵强。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事项的通知》针对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事项进行了说明和通知，政策落实后司法实践中得到落实。如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双沟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11日，因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北洋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13日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

但是，由于政府机构的社会治理职能，为不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政府只公布，不限高。政府也是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法理念的意见》的规定，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杨轶群律师告诉“法度law”：地方政府无力支付、不执行判决，在业外人听起来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实务中，已是屡见不鲜了。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地方财政紧张导致的，但其实不仅仅是这样。

执行惩戒制度的设计，司法权、行政权两者的定位同样是重要因素。地方政府不执行判决的后果是什么，法院对于地方政府拒不执行有何惩戒措施，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现状是，地方政府不执行，几乎没有后果，罕见有人因此被追责。在旷日持久的诉讼之后，原责任人往往都已调离，新任领导难有处置的动力。因此，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执行判决就被放在靠后的位置。

地方政府不执行判决，不仅伤害政府的形象，而且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仅仅由法院空泛地对失信地方政府进行处理，难以脱离现实困境，由监委负责调查、地方人大进行监督，建立“官员终身负责制”，落实“谁的孩子谁抱走”，或许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杨高州律师向“法度law”表示：港口街镇政府申请在执行期间申请再审是其法定权利。港口街镇政府虽然可以申请再审，但是在二审判决被撤销或者裁定中止执行之前，依然是属于生效判决，其应当依法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不能以申请再审、检查监督等为由拒绝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对于港口街镇政府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行为，法院可以对港口街镇政府及负责人采取执行措施。港口街镇政府作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章执行措施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的有关司法解释，对港口街镇政府及法定代表人等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如对港口街镇政府的账户进行查封、冻结、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等高消费等措施。

港口街镇政府等可以通过财政预算等方式履行法院判决，执行法院也可以对当地政府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其履行法院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执复38号《执行裁定书中》的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党政机关依法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相关文件精神，青海高院应当向被执行人久治县政府、久治县发改和商务局发出司法建议，要求限期筹备自有资金，或者申报、补报财政专项资金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港口街镇政府可以将本案二审判决书所确定的款项，列入其财政预算中。本案中，执行法院可以参照该执行裁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障申请执行人朱汉民的合法权益。

2022年6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公布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执行依据确定机关法人履行债务的，机关法人必须履行。债务已经列入预算的，可以执行财政部门依照预算列支划拨的资金；尚未纳入预算的，可以通知被执行人和财政部门将该债务纳入当年或者下一年度预算。”如果该条最终通过，相信可以有效解决类似朱汉民情况的当事人。

本案中，被执行人是一级人民政府，其能否依法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对于普通的公民、法人等组织具有非常强的示范效应，如果政府都不积极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那么如何让普通公众及法人等积极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法院判决的公信力就会大大降低。同时，政府能否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也关系到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以及对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保护。

“法度law”注意到，2016年，曾有媒体报道《辽宁一镇政府败诉13年拖欠3700万元，被列为“老赖”》。报道显示，1997年，辽宁的周胜喜“盘下”长甸镇政府的厂房，却发现该厂房承担着镇政府的巨额债务，遂将镇政府告上法庭。

2003年，周胜喜胜诉，但因镇政府称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因此拖欠周胜喜本息共计3700万元。该镇田姓镇长称，并非政府不想还钱，但仅靠自身根本还不上这些钱，还在申请县里帮助解决。

2016年6月，经周胜喜申请，法院将镇政府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周胜喜的代理律师表示，根据最高院限制“老赖”消费的相关规定，会进一步向法院申请，限制长甸镇政府相关负责人的消费等相关事宜。

彼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执行专家谭秋桂表示，建议政府无力还债时，将上级政府追加为被执行人，以解决政府对判决的不执行问题。

此外，2018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国企，都要坚决杜绝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政府部门这样做更是有违‘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基本职责。”

当天会议明确，要继续大力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大幅提升商业债务违约成本。

彼时李克强要求，“严重拖欠的要列入失信‘黑名单’，严厉惩戒问责。对地方、部门拖欠不还的，中央财政要采取扣转其在国库存款或相应减少转移支付等措施清欠。”

综合自经济观察报、新京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