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韩愈“谏佛”、武宗“毁佛之风”的斗争

佛教传入中国，始终遇到中国传统文化势力的抵制、抗争。这就是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纷争，此起彼伏。斗争的结果，三教谁也没有吃掉对方，而是相互吸纳，融摄，推动了中华文化、思想的向前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推动，不可分割的三教鼎立局面。唐代出现的韩愈“谏佛”、武宗“毁佛”等事件，就是这一斗争的典型反映。

唐宪宗迎奉佛骨时，长安城及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佛骨热”和“佛教热”。这时，担任刑部侍郎的一代文豪韩愈，看到皇帝、百官及百姓对佛骨、对佛教如此痴迷，写了一篇《谏佛骨表》上书皇帝，谏阻崇佛之风。

在皇帝发动的举国崇佛热潮中，这篇文章提出要把法门寺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尤其是举说崇佛皇帝“短命”、没有好下场的言词，当即激怒了宪宗。

宪宗下令处死韩愈。宰相裴度急忙劝阻说：“韩愈出言不逊，罪有应得，然念其一片忠心，应从轻发落。”众文武大臣也觉得处以死罪有些过分，纷纷为韩愈求情。宪宗改口说：“那就贬到潮州做刺史吧。”

当天韩愈携家眷驱车向潮州出发，大雪下个不停。这天晚上侄孙韩湘赶来送行。韩愈回想往事，感慨万般，赋诗一首送予韩湘留念，诗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言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这年三月十五日，韩愈来到了东南边隅潮州。在此一年多，他勤政为民，实行“自赎法”，解放奴隶，使当地落后野蛮的社会制度向较文明的封建社会过渡。这期间，他对自己谏佛的过激行为作了反思，尤其是长安京中一位叫僧简的和尚，自愿步行潮州劝解韩愈。从此他主动与当地僧人来往，读佛经，逐步改变自己过去排佛的思想。

第二年，韩愈撰《潮州刺史谢上表》，派人呈唐宪宗，承认当初言行过激，表示忏悔。文中也有不少阿谀奉承之词，这在后来得到不少人的微词。这篇文章终于感动了宪宗，调任韩愈为离京较近的袁州刺史。不久宪宗驾崩，儿子唐穆宗继位，韩愈又被重新征召入朝做官。

“韩愈谏佛”是历史上围绕法门寺佛骨所出现的重大事件。自古以来受到了许多文人学者的关注，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被称为引人注目的一桩“历史公案”。

这篇《谏佛骨表》，作为文章，从结构、文采等方面看，后世文人、学者都称颂是篇好文章。但就谏佛骨这一事来说，却存在不少“偏激”、不妥的地方。对此人评价不一。

一些人如司马光等与韩愈的观点相同，对韩愈慷慨激昂勇谏迎佛骨的精神和壮举叫好。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叫好是儒学人士为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所作出的，对佛教文化的价值缺乏理解。

不少人指出，韩愈谏佛系盲目排佛，原因是他只知儒学而根本不懂深奥的佛学理论。宋代张天尽指出：“欲排其教，则当尽读其书，深求其理，庶其不合吾儒者与学佛之见，析疑辩惑而后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则是斥鷃笑鹍鹏，朝菌轻松柏耳。”对佛理颇为精通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对韩愈思想研究后，说韩愈是“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清初诗人陈允锡游法门寺后说：“不妨葬佛地，谏表两并存。”法门寺佛骨圣地和韩愈的谏表在历史上应并存，各有它独特的价值。

从整体上来看，韩愈谏迎佛骨是从维护儒家道统出发，旨在说明“人君事佛乃年促”，不会得到长寿，也难求福祥。他代表了唐代世俗地主阶级反对寺院地主的潮流。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各有所长，各有贡献。韩愈谏佛是当时正统思想中盲目排外的心理表现，与大唐王朝雍容博大的时代主流和开放精神大相径庭。

唐皇崇佛，迎奉佛骨，确实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麻醉了广大劳动人民，缓和了阶级矛盾，助长了佛教的过分、过滥发展。到唐武宗时，寺院经济极度膨胀，僧尼过分增加，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兵源和劳动力。“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一些寺院趁势占田夺人，一些“僧人”横行乡里，终于引发了“唐武宗毁佛”事件。

会昌四年（844），尊崇道教的唐武宗李炎为恢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国力，在道士赵归真等煽动下颁诏废佛。首先从皇宫内道场发难，“焚烧经卷，毁拆佛像，赶出僧众各归本寺”。同时大力淘汰寺院，规定长安留四寺，洛阳留二寺，大州留一寺，每寺留僧十人。其余寺院一律拆毁，僧尼一律还俗。敕命“凤翔府法门寺，寺中有佛指节，并不许置供及巡礼”，“衔天宪者碎”佛骨，即派使者赴法门寺销毁佛骨。

由于法门寺僧人的睿智，以影骨充灵骨，才使佛教圣物佛指舍利真身得以保全。这是历史上法门寺佛骨最危险的一次。

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因服赵归真等献的仙药暴疾而亡。其叔父李忱继位，即唐宣宗。唐宣宗立即诛杀赵归真等人，全面恢复了佛教。但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其他方面不管正确与否，也一反会昌之政。这一反复，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唐王朝就在这样的大反复、大折腾中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