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颍淮‖晚清时期阜阳书法现象及对后世的影响（四）

【翰墨颍淮】第63期

作者：张华东

（本栏目每周五下午4点推出）

晚清时期阜阳书法现象对当代的影响

（接上期）晚清时期，康有为大力提倡碑学之风，他反对帖学长期以来因循守旧的书法模式，用倡导碑学为帖学时代注入新的血液，这一主张是中国书坛的一大变革，更是一大进步。阜阳书坛，特别在清代的最后阶段这个是历史时期，似乎是一个觉醒时代，受碑学之风的影响，也产生了以张海观等为代表的碑学大家。

从清末民初这个阶段阜阳书坛的走势看，是由帖学转向碑学占主导的时代。在张海观之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新时代的今天，都是以碑学统治着阜阳的天下。如徐连江、黎国琛、庄传林、顾祖英、李传周等这些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书法名家，是阜阳当代杰出代表，他们受碑学思想的影响，走汉、魏之路，一直到当下八十高龄的著名书法家杨霁成先生，他把毕生精力都倾注着对篆隶的研究和实践中。

徐连江 书

在阜阳书法这个群体中，由于环境的影响，从乾、嘉时期碑学的开始兴起，到晚清碑学书派的雄霸天下，阜阳书法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清中期梁巘的出现，以及当时以董其昌、赵孟頫、“二王”等为主流的延续下，能冲破旧有的思想求新求变是很难的。作为民国到新中国时代的徐连江与清末民初的尹士芳、张海观被誉为“求变三杰”，以碑派书法雄踞颍州书坛，并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足以见其在阜阳书法史上的位置。

徐连江青少年时以楷书为主，后学《龙门二十品》，特别到了中晚年，又以《瘗鹤铭》为基调，兼收并蓄，自成一家。他年轻时生活于民国时期的这个阶段，正是晚清大力倡导碑学，尊碑抑帖。当然，也有人力行回归二王，因此这个时代也是动荡的时期，是一个书法风格多元的时代，而徐连江选择的北碑。他的书法有鲜明的个人特征，结体严整，笔画沉着，雄健挺拔，中宫紧缩，四面开张，并取欹侧之姿成为他书法明显的艺术特征。

黎国琛 书

在阜阳当代书法群体中，被人们称之为“阜阳书坛四老”的已故著名书法家庄传林、黎国琛、顾祖英、李传周，他们都是走汉、魏之风的。庄传林以行草书闻名于世，其书法被称之为“庄体”。其实他早年以帖学为主，即走“二王”一脉的书法风格，学习“二王”、赵孟頫、米芾、李北海，师古而不泥古，在取法“二王”一脉的书风上，追求古人笔墨的神韵，深刻领悟古人笔下的笔墨意蕴和思想境界，展现了文人士大夫雅逸隽秀之风。

清代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对书法艺术都划分了南北两大派别，阜阳又处于南北文化的节点上，加之晚清康有为力倡碑学之风对阜阳的影响，庄传林的思想自然也融入到碑学之中，这种融入也是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淫和文化的沉淀，他将汉魏碑版的苍茫凝涩，雄强奇崛，与他行草相结合，这种帖与碑的结合，形成了他力撼枯藤、厚重朴茂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也正是他碑学思想的体现。

庄传林 书

“阜阳书坛四老”中，除庄传林写行草，将碑学思想融入到行草之中，其余的三位都是主攻魏碑、隶书。顾祖英将魏碑的笔法与隶书相结合，他一生致力于文物的考证、书法的创作和研究，工楷、魏、隶、篆，并将几种笔法融为一炉，行笔跌宕，抑扬起伏，以隶书左右开张的取势，用魏碑方笔的切入行笔，外方内圆，行笔迟涩而不死板，沧浑而富有顿挫，彰显飘逸之态，有极强的节奏感。特别那长撇、捺和横划的处理，极具夸张，如壮士撼岳，又似宝剑出鞘，气韵生动，笔法高古，处处流露出雄浑高穆的碑派遗风。而黎国琛作为张海观的学生，可谓是一位典型碑派书风的传承者。

他的书法端赖于雄强北碑的雄浑大气作为创作源泉，并将对宋意书风的理解和把握，产生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黎国琛的青少年是生活在民国那个时期，这个阶段也是碑学中兴的时代，加之他遇见张海观，故而，青壮年的他便以碑学作为自己书法艺术所追求的主线。他以《郑文公》、《瘗鹤铭》、《石门颂》、《西狭颂》、《龙门二十品》等，这些名品倾注他毕生精力，并且以他生活在淮北平原这块质朴的环境中，恪守着他的初心，形成了他朴茂厚重的碑学之风。

李传周的隶书很有特色，他在泰山石刻《经石峪》上用功尤勤，其隶书风格非常明显，无论是外貌特征还是内涵的意蕴，都张扬着一种个性，朴茂、大气、厚重、苍茫，凌厉的点画，加之横向的破谍，有强烈的力感。他的隶书除融入颜楷的笔法，更多的强化对碑的理解，并通过魏、楷、行的笔法精神，用隶书去体现，形成了他大朴不雕的隶书风格。

从当代“阜阳书坛四老”书法的风格看，自清末民初阜阳书坛崇碑书风的现象，一直到现在这百余年的书法历史中，碑学现象还是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这种现象也正式摆脱千余年以帖学笼罩下的书法状态，真正体现了作为黄淮之间朴茂厚重的一种文化现象。（完）

顾祖英 书

李传周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