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 李冉@仓巴鹿人
对于悠闲这种状态,中国人似乎有着特别的钟情。
说到原因,汪曾祺先生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
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道家思想在历史中有很长的生命力,到了汉代也开始将它作为治国之本。但悠闲,绝不是一种虚无的享受,说到底,不过是匆忙而过的自我调节。
古代的文人很善于运用这种态度去获得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无论贫富与否,这种悠闲的时刻是必要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夕露沾我衣”、“鸡鸣桑树颠”……这和阶级无关,是在实际生活中感悟出的心得。
似乎所有的中式浪漫主义者都有敏感的情绪和爱好漂泊的天性,物质是其次,精神才是首位。
摄影 | 李冉@仓巴鹿人
因为这种想法,所以很多文人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它不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相反,由高向低的走法才有这种影响深远的力量。
苏轼可以算的上真正会“悠闲”生活的人了。贬到哪里,就在哪里安定下来,无论多艰苦的环境、多糟糕的处境,种种地、修修堤,看看山川河流,不失为人生的乐事。
我常常可以见到喜欢苏轼的朋友,也经常听到他们吟出几句苏轼的诗词,真正爱东坡的人,我感受到了他们,是真正懂得生活和快乐的人。
这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意识而产生的,并和这种意识自然地联系着的;也是由于看透了人生的中那些野心、愚蠢和名利而产生出的。
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人格看的比事业还要重要,所以直到现在也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摄影 | 李冉@仓巴鹿人
他们不是他们,是我们的理想主义。
热爱人生,才会觉得悠闲的时光格外重要。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对于他应享受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定爱惜非常,然而同时却又须保持文人骨子里特有的那种尊严和傲慢。
哪怕只是早晨去楼底下买个包子,也一定可以趁机看看树叶、野花,听鸽子飞过头顶,衔来一片晨光。
一个人的垂钓时间和他的办公时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在生活之外的圣地,去看看快要消逝的春天,抱着自然而然的心情,理所当然的活着。
摄影 | 李冉@仓巴鹿人
主编/仓巴鹿人
撰文/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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