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朝女性的离婚和再嫁自主权

在深受儒家思想和传统宗法礼制影响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和权利较男性来说，是断不可相提并论的，前者于儒家经义的桎梏中苦苦挣扎，而后者在以父权为尊的社会体系中风生水起。

在这样一个对女性来说堪称压迫的大环境下，女性的哪些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又该怎样予以保障，是值得考量和深思的问题。

诚然，封建制度束缚下的女性遭受到的限制曾长久地存在，而其中又以程朱理学对女性的迫害尤甚，那么研究程朱理学兴盛之时的宋朝女性的离婚再嫁自主权，对于探讨封建儒学经义下女性婚姻权利的状况便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儒家思想视域影响下的女性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用作掌控和管理社会秩序和家国体制的意识形态工具，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儒家伦理纲常和思想教义的浸润下，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平头百姓，无不以父权文化的角度看待和考虑女性，生发出了许多儒学视域下的女性观。

1.先秦时期

追溯儒家思想中与女性观点相关的内容，其实可以上溯至《周易》。作为诞生于先秦时期的著名典籍，该书被称为“大道之源”，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论根源，对道家、儒家等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都有过影响。

在《易经》看来，“阴阳之道”可以解释宇宙的运行，也可以用来理清男女两种性别的对立。

在此种世界观下， “阳者，天之气也，主外；阴者，地之气也，主内”。

男女的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关系类似，女性柔弱、主内的特点影响了男尊女卑社会地位的产生，即男性类天为尊、女性类地为卑。

不过，此时期关于男女地位的传统思想并未真正确立，只是处于一个初始轮廓成形阶段。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有“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看法传世，不难看出他对于女性的偏见。

2.“独尊儒术”的汉朝及思想包容的唐朝

儒家思想在汉朝武帝时期成为国家独尊的治国思想，被武帝看重的董仲舒作为儒学大拿，也曾提出过与女性相关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纲五常”的“三纲”中。

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而夫为妻纲，也就是说在夫妻关系中，丈夫的言行能够决定妻子的言行，丈夫是妻子为人行事的标准和纲要制定者。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女性沦为男性附庸的地位已然显现。

在儒学文化统治中国古代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点随着朝代的发展亦是不断深化和巩固，逐渐成为根植于中国古代封建土壤的陈旧且顽固的板块。

就算是公认的比较开明的唐朝，对女性也有诸多限制。诚然，唐代尤其是武则天一朝及其以后，女性的地位和权利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除了女性为皇帝的武后本人，还有太平公主、上官婉儿这样的女性掌握权柄和参与政事，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约束也有所减弱。

但受到儒学教义的影响，在一些领域和场合对女性的限制依旧存在，比如堪称选贤举能最为公平之制的科举考试，依旧不允许女性参加。

3.“程朱理学”泛滥下的宋朝

谈到儒学对女性的迫害，似乎并不能忽略宋朝，程朱理学设于女性的镣铐和枷锁相对于宋之前的朝代来说，是只多不少的。

程颐曾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女性的贞节是最应当看重的，女性在丈夫死后不应该改嫁，应该坚守夫家一生追随其夫，在他看来，就连生死这样的大事，在失节面前都不甚重要了。

这一思想源自《周易》“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的观点，被程颐程颢兄弟进一步发展：

“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一”。

丈夫在世时女子要无条件顺从，丈夫去世后女子也要从一而终不可改嫁，可以窥见他们对于女性的严格管束，而这种管束显然是不合理的。

剥夺失去丈夫的女性的自主再婚权，以不改嫁为坚守贞节之举并大力提倡，还将其奉为天理，对女性的地位和权利的抑制和戕害不可谓不深。

二、宋朝时女性离婚再婚自主权的情况

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宋朝对于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尤其是守节的限制确实颇为突出。

虽然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这一时期对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权利的约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但这些变化在理学大行其道的父系社会背景下，也只能如萤火之光般微乎其微了。

整体上看，宋代女性的权利尤其是婚姻自主权受到的束缚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继承自唐律的宋代律法《宋刑统》中就有关于女性婚姻权利的相关规定。

在专事户口和婚姻相关事务的《宋刑统·户婚律》中，唐时制定的七出、义绝、和离的三种婚姻破裂方式依然存在并且适用。

何为“七出”？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此为丈夫休妻的七个理由。与此同时，《户婚律》中却并没有相应的允许妻子抛弃丈夫的七个理由。

可见，在以男性为尊、以父权为上的儒学体系里，夫妻双方就算要解除婚姻关系，律法也是为了更好地遵循和迁就男性意愿而从女性身上找寻原因，即便是“口多言”这般无甚关乎道德伦理的所谓理由，都能被挖掘出来堂而皇之地冠上不良的帽子，以利丈夫休妻。

“义绝”则是指当夫妻双方中任意一方存在法律规定的违背伦理纲常的行为，如杀害、奸淫伤害对方亲族等行为时，由政府裁决后强制性离婚。

但这看似对夫妻双方都有律法约束的离婚形式，对于男女两方的“待遇”其实并不相同，丈夫殴打伤害妻子的祖父母、父母可允义绝，而妻子就算没有在身体上对丈夫的长辈做出伤害行为、仅有口头上的辱骂，丈夫也可以要求义绝。

至于“和离”，则是较为平和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更倾向于尊重夫妻双方的意见。

虽然“男权为天”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无待蓍龟、显而易见的，但和离也算一介遮挡那明晃晃的偏向男性天平的外衣，只是这外衣也委实并不算坚固。

在这看似将男女双方意愿都予以重视的和离规定里，实际上女性想要离婚也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需得拿到丈夫手写的和离书才可离开，否则要受至少两年的刑罚。

此外，对于女性的再嫁权利，在《户婚律》中虽没有明文的硬性规定，但从宋代女性再婚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时候这一权利仍然不在她们手中，而是由她们的父兄来决定。

如果与丈夫断绝关系的女性在娘家没有男性前辈和男性长者可以评断，那就可以由女性自己来做主。当然，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较为混乱失序的情况。

比如在《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中就有前前小叔子状告前前嫂子的例子，当事女方阿区与第一任丈夫李孝标离婚后再嫁给了李从龙，这第二任丈夫李从龙后来去世，阿区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梁肃。

第一任丈夫李笑标的弟弟李孝德认为阿区这样擅自嫁人的行为与私自偷情并无二致，于是状告其到官府。

虽然当时的判官胡石壁认为阿区在第二任丈夫死后有自主选择再次婚嫁与否的权利，这并非第一任丈夫的兄弟可以随意插手的事情，但他也在对此事的判词中对阿区的行为抒发了自己颇为不满的态度：

“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

由此可见，即使女性的再嫁权利不违背有关律法的规定，但再嫁这一行为在时人看来仍然是并不值得提倡的，这与当时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纲常密切相关。

研究宋时的《户婚律》，我们可以看到女性选择婚姻的自主权并不充分，但在实际情况看来，决定宋朝女性婚姻的其父兄其实并不是对程朱理学的女性观“言听计从”。

他们在为自己的女性亲属选择婚姻关系时，还是有一定的人文主义关怀的。即便是程朱理学的创立者程颐程颢二人，也并非严格按照理学的教条行事。

程颢有一个聪慧优秀的女儿，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可堪与其相配的夫婿，即使当时他的女儿已经远超古人的适婚年龄，程颢也并不着急，只愿意女儿寻得真正的良配，女儿后来去世后，程颢十分伤心，但“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

三、影响宋代女性婚姻状况的主要社会经济动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谈论影响宋代女性的婚姻状况的动因，除了关注儒学视域下程朱理学的影响，还需要涉及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

有宋一朝，虽然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多为人所诟病，但商品经济蒸腾向上，市民文化繁荣发展，技术工艺焕发光彩，达到了当时其他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某种程度。

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极力描写其时城市繁荣、市民生活热闹的盛况：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彼时正值元夕佳节，华盖车马遍地，花灯如昼喧腾，美人佩戴着华丽的饰品摇曳生姿、言笑晏晏，正是一派软红十丈、纸醉金迷之景。

市民文化的兴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和意识领域。

商业与传统的农业不同，其更为“重利”且商人手段更为灵活多变，对于金钱的追逐和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统治秩序下牢不可破的儒学礼制，包括对于女性婚姻自主权的严格限制，创造了一个广义上更有利于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社会环境。

也正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相对丰盈，宋朝对于女性离婚以后的物质方面也加强了保障。在宋代律法中，既顺承了唐时制定的父母为女儿准备嫁妆的义务，还强调了女性在夫家时支配嫁妆的权利。

四、总结

宋朝时，女性的离婚和再婚自主权总体上来看是较为矛盾且具有一定变动空间的。

一方面，当时的女性深受儒学主导下程朱理学的牵制和压迫，不得不以所谓的“男尊女卑”“从一而终”等思想为尊奉标准。

另一方面，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的繁盛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撞着传统儒家思想，社会对于女性婚姻自主权的看法或多或少出现了变化，即使这种微小的变化并不能触动整个统治体制下的儒学伦理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