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君主最怕什么？正直的史官。

先秦重要史籍记载了晋国史官董狐、齐国史官太史不畏强暴、敢于秉笔直书的著名故事。《左传》宣公二年载：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呜呼！‘我已怀矣，自贻伊慼’，其我之谓矣！”

孔子对此事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乎，越竟乃免。”赵穿攻杀晋灵公，赵宣子就在国内，亡不越境，又返不讨贼，无法逃脱责任。毫不惧怕这位执政大臣的威权，直书其罪，因而得到孔子的赞扬，称之为“古之良史”。

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弑公以悦于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执简以还。”

齐太史兄弟为记下崔杼弑君的罪恶，前赴后继，连续三人被杀，仍义无反顾，又一弟弟以无所畏惧的态度记下其罪责，终于使贼臣感到畏惧，不敢再侵犯史官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力。

从此，史官不惜付出性命也要保证据实直书的精神便一直激励着后人。《史记》这部伟大著作不但是司马迁高超的才、学、识的结晶，同时，也是他勇于据实直书的崇高史德的结晶。概括言之，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两项。

一是，总结出“考而后信”的原则，以此作为史家著史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他说：“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又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载。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根据上述原则，他对记载阙略而又说法互相歧异的上古史料，作了如下处理：

将儒家典籍与百家杂语作对照，得“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伸先生难言之”，而相比之下，儒家典籍是可信的；又以本人历年行踪所至，在全国各地探求古迹、访问故老传说所得到的上古历史的材料，与儒家典籍《五帝德》、《帝系姓》等互相印证，证明儒家古文典籍所载近是；又拿《左传》、《国语》的记载与《五帝德》作比照。他肯定孔子“疑则传疑”的态度，并自觉地加以继承，《史记》就是在这种认真、扎实的“考信”工作基础上写成的。

二是，司马迁著史宗旨之一，是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因此，他敢于直面社会的阴暗面，揭露矛盾，如实写出专制制度下对民众的压迫，而不惧怕统治者淫威。

如他在《报任安书》所言，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连年对匈奴作战是武帝时期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却敢于讲出不同意见，批评连年征战造成的恶果。

《平准书》直书无隐，指出因大规模征战造成士卒大量死亡，民众困苦不堪，文景时期积累的“府库余财”被耗尽了，“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又写张汤为御史大夫，用种种奸邪欺诈手段侵夺民众财富，造成天下骚动，武帝却对他倍加赏识、纵容：“于是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鉏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弄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对这位身为“三公”的张汤侵渔百姓的狡诈手段和武帝采取纵容的做法作了深刻的揭露，无所避忌。

司马迁用这种忠实于客观历史的态度撰成的《史记》，就为后人著史树立了典范。班固著《汉书》，他对于西汉的历史和《史记》的内容十分精熟，他评价《史记》为“实录”，等于对《史记》内容的详核可信和司马迁的高尚史德作了最高评价。

班固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本人也大力发扬实录精神，敢于秉笔直书，揭露汉代封建统治的阴暗面，有的学者称赞班固“不为汉讳”，是很中肯的。

《汉书》做到了：在《食货志》、《哀帝纪》等篇中揭露西汉土地兼并的严重；在《景十三王传》、《外戚传》等篇中揭露诸侯王及外戚集团奢侈纵欲，无法无天；班固对于即使他所盛赞的“文景之治”时代，也能不加掩饰地揭露当时的弊政。

班固还深刻地揭露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学进身选官的制度，是打开为禄利奔竞之门，还总结自武帝以来“以儒宗居宰相位”的那班人物，如公孙弘、蔡义、韦贤、匡衡、张禹、孔光、马宫等，都是“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庸碌自私、专事谄媚之徒。

这样，《史记》和《汉书》就成为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两座象征“实录”精神的高耸的丰碑，为后代史家撰写出“信史”提供了最可宝贵的启示。

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和古代史家的实录精神曾有高度评价，说：“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左传》里有好几处，记载史官独立的实迹。……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史书做成也不让皇帝看。固然，甚么制度，行与不行，都存乎其人，况且史官独立半是无形的法典。……但是只要有这种史官独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别人把他没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笔。”

作者：陈其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