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维艰》毛泽东：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

本文节选自《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前几篇链接：

①《筚路维艰》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

②《筚路维艰》毛泽东：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

③《筚路维艰》毛泽东惊呼“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作者是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这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5，主要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成败经验，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买一本实体书来看。

今天继续分享。

二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把1953年看成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起点，其实是不准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这在毛泽东等人是很明确的。1949年1月，毛泽东强调说：“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共同纲领》多处提及要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周恩来在有关报告中强调：“在逐步实行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当然，这种计划性建立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之上，不排斥市场的作用，大体是一种“混合经济”。

事实上，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岀之前，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就已经在强化，先后建立了如下制度：(1)统制外贸，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和保护性关税等制度。(2)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全国财经，形成中央集中管理体制的雏形。(3)通过接管国民党“四行二局一库”，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1952年底，率先完成私人钱庄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资金统一配置。(4)统一调度重要物资1952年，政府统一调度的物资已达55种，包括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和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5)国家统筹安排就业。这些制度性架构的建立，加上国营经济比重迅速增长，私人工商业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形式的发展，国民经济已初步走上计划轨道。有研究者统计，1952年工业生产中，计划机制支配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7.8%,略低于市场机制支配的比重。在批发商业中，计划机制支配63.7%,市场机制支配36.3%。在零售商业中，二者的比重分别为42.2%和57.8%。从总体上看，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范围与程度大体平分秋色。

这种建立在公私企业制度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双轨运行的体制，帮助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与即将展开的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计划难以匹配，这个工业化计划要求有更快的资金积累，更集中的资源调度。陈云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毛泽东完全赞同陈云的看法，批评党内有人赞同政府搞重工业和原料工业，私人企业搞轻工业和制造业是“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提早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集中计划。

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及由此引岀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中国经济计划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从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以致粮价上升、社会混乱的现象。当年岀现了40亿斤赤字，靠挖库存才得以解决。到了1953年，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粮食销售远远超出计划，出现了87亿斤的粮食差额。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农业税可拿到275亿斤，还要收购431亿斤，仅靠市场收购定难完成。1953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得出结论：粮食“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从粮食产量看，1951-1953年年平均增长8.1%,增幅不算小。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278亿斤，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1936年即战前最高水平9.3%,是一个少有的丰收年。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呢？陈云分析认为：“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1953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原因在供需两方面。农民自身消费量增加和持粮惜售，使国家收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有所下降，从1951年的28.2%降为1952年的25.7%。不过，国家收购粮食总量仍然是大幅增长的，从1949年的308亿斤增为1952年的607亿斤。三年增加了近1倍，却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可见，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陈云讲的前半句话，即“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

新中国成立后，几百万人进城，又有几百万旧政权人员被“包下来”，政府供给的“脱产人员”近千万人。同时，全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达到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061万人，增长35.8%,这近8000万城镇人口主要靠政府粮食供应。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加上灾民救济，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1亿人。这样，到1953年底，需政府供应粮食的人口近两亿，这是旷古未有的局面。可见，粮食供需矛盾源自政府粮食供应面的急速扩大，而大量工矿项目的启动则使矛盾日趋加剧。

用统购统销来化解危机，并不是偶然想到的办法，延安时期就有过对重要物资进行统购统销的经验。1950年11月，陈云提出，“对一些民用必需品实行统购统销”。随后，中财委做出统购棉纱的决定。1951年底，陈云开始酝酿粮食统购冋题，并准备在1952年进行试点，只因地方负责人深有顾虑，试点工作被推迟。1953年上半年，面对粮食形势日益紧张，毛泽东让中财委拿出办法。中财委提出八种方案，归纳起来，无非是两条路：一是继续市场收购，一是实行统购统销。邓子恢等人主张维护自由贸易.④陈云权衡利害，认为只能选择统购统销，具体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同时管制粮食市场，禁止私商经营粮食。陈的解决办法得到毛泽东赞许，中央一致同意，1953年底即刻实行。1954年又把统购统销的范围扩大到油料和棉花、棉布等重要品种。

是否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一个两难抉择。陈云形容为“挑着一担’炸弹他说：“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实行统购统销，必会引起反弹，甚至强烈反弹，这种情况陈云和毛泽东都预计到。毛洋东说有三个不满：农民不满、市民不满，国际舆论不满。统购统销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的“余粮”逼出来.这就必然侵犯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和待价而沽的利益，引起农民不满是不难想到的。陈云甚至估计，“逼死人、打扁担，甚至暴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如果加大力度在市场上收购，势必强化农民惜售和粮食投机，引起粮食价格波动。粮价涨了，“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影响”。决策者不愿看到刚刚平抑的物价再度波动而引起社会不稳，更不愿看到因收购粮价大幅上涨影响财政积累，使工业化计划受阻。据有关研究，当时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出来的资金已达28亿元，与农业税总额（27.4亿元）相当。

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农业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斯大林说，为了保持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必须通过“剪刀差”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这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毛泽东、陈云都谙熟苏联模式的真谛。1950年6月，毛泽东就说：“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陈云说得更明白：“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

但是，许多党内干部同情农民，他们本身就出身于农民。薄一波说：“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不但有基层干部，也有县、区两级干部，甚至还有省部级干部。例如，河北省女副省长薛迅、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就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在党外，意见最为激烈的是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这引起毛泽东极为敏感的回应。第二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第一个讲的。早在1949年12月，陈云提岀“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仁政观点”。他说：“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为了长远利益，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事实上是必须让农民做岀牺牲。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大仁政”。

统购统销政策从两方面缓解了粮食等农产品市场的紧张局面：一是减少了粮食投机，一是增加了粮食征购比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就开始扭转购少销多的局面。在1953-1954年粮食年度，粮食产量只比上年度增长1.8%,国家收购粮食却增加了80%。到1954年6月，国家粮食库存已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0%。这种效果不仅在粮食收购上，还包括其他主要农产品的收购。1954年，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3.3%，但国家收购农副产品总值比上年增加41%。可谓“立竿见影”。

最初选择统购统销是一种现实性选择，与意识形态无关。但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它对推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统购统销作为“对农民的改造”的重要一环，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委托邓小平在10月13日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地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粮食征购政策，以此消除党内干部普遍存在的抵触情绪。在随后中共中央做出的有关决议中，把粮食供销紧张归结为“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强调统购统销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党内普遍把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上。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给中共高层留下印象深刻。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粮食冋题时，曾引用马林科夫的说法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毛泽东说：“个体农民，增产有限”，“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这样，统购统销就不只是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措施，而且是作为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工具，“要从各方面堵死农民走向资本主义的路”。1954年9月23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陈云明确说，统购统销政策“要继续实行下去，是不会变更的”。因为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统购统销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合理性和阶级斗争功用，它的现实性本质反而被遮蔽了。这样，一项危机处理措施转变成一项长期政策，成为基础性制度的一部分。

统购统销不只是农业走上集体化道路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把民族资本家逼上改造之路的有效手段。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整个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迅速扩张，私商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到1954年底，国营、合作社商业的批发比重由1952年的63.7%±升到89.8%,私营商业的批发比重由36.3%降到10.2%。被排挤的私人批发商，或转业他营，或为国家代理批发业务。私人零售商则为国家代销经销。这样，私营商业1954年就率先实行了改造，进而推动了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由于国家掌握了70%的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割断了资本家与农民的联系，使私营企业很难从市场得到货源，只能依靠国家。毛泽东后来说：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薄一波也说：“中国的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纺工业，受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很大。国家从供销两头卡住了它们，他们不能不接受改造。”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虽然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开始时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将需要3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样一个涉及6亿多人口的社会大改造，竟只用了4年时间，即在1956年就完成了，比原来设想整整提前了11年！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高潮”不是4年，而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半时间，而初级社转高级社更是在两三个月内“一下就轰上去了 ”。

“社会主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杨尚昆和薄一波的看法几乎一 致：决定性的推力来自毛泽东本人。《杨尚昆日记》说：“这一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由毛主席（ 1955年）7月31日提岀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引起的。在这个报告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巨浪，出现了合作化的高潮。”薄一波后来的回忆 则说，高潮来源于“三个会议一部书”，“三个会议”就是5月17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 毛泽东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 书记会议，10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 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两位都是当年的高 层决策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说法有权威性。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加以推动，合作化高潮不可能以如此戏剧化的形式出现。

事实上，在1955年5月之前，尽管各地不时有冒进的冲动，但 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设想渐进式推进的。这与主其事的邓子恢等人的主张有关。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受毛泽东之托，携杜润生进京，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邓任部长，杜任秘书长。毛泽东对邓子恢说：“调你来做农村‘统帅’。”然而，毛泽很快发现，邓子恢与自己并不合拍。与土改时的激进主张不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步骤上相当谨慎。他自己解释说：办合作社与搞土地改革不同。搞土地改革，是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问题，那是阶级斗争，要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办合作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说服、示范、引导、帮助的办法。必须照顾农民小私有者的利 益和习惯，当前应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环节，切忌急躁冒进。1953年，邓子恢上任不久，就着力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小私有者的特性，但他的方针不是照顾农 民的特性而是要改造它。他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盲目性这种反动的一面。”1953年10月和II月，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批评邓子恢“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剥削的牺牲品，重 新失去土地，坚信“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 合作社”。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合作化视为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村阵地的斗争，“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他要求发展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就“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1954年，党在农村的运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粮食征购，一方面推进合作化。当年，在大灾情况下，超购100亿斤粮食，许多干部强迫农民交粮，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在合作化方面，各地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到1955年I月初，全国办起新社38万多个，还有10万个老社。然而，工作粗糙，强迫入社并非个别现象。两方面的“过猛”使农民严重不安，农村全面紧张。不少地方“贱卖与滥宰牲口，滥砍林木”，农民“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舂耕，生产情绪不髙”。这使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人感到情况严重，进而引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关注。从1月到3月初，中共中央连发四道“紧急指示”，要求整顿和巩固生产合作社、保护耕畜、迅速布置征粮指标，以安定农民情绪。然而，中央的紧急指示没有立即阻止各地合作化的过猛势头。到4月，全国合作社达到67万个，此外还有许多“自发社”（即农民自发办的未经批准的合作社）存在，出现了强迫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发展最快的浙江省问题最为突出。4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总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会同浙江省委，决定在浙江开展"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工作。全省由53144个合作社减为37507个，减少15637个，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全国有“缩”有“发”，两者相抵，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保存下来65万个。

毛泽东也不希望出大乱子。他不只是听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也从来自农村的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入社并非都是农民自愿，干部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还收到黄炎培的来信,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这些信息使毛泽东一度冷静下来，考虑暂时放慢合作化的步伐。3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说：“生产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岀，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要发展。“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在这前后，毛洋东甚至说，发展合作社1955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关于浙江整顿合作社的事，毛泽东也是与闻并同意的。

然而，当毛泽东4月6~22日到南方视察后，改变了看法。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生产情绪消极的农民只是少部分，所谓缺粮大多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问题是，有些干部“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这种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5月1日，毛泽东対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庄稼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很高。5月5日，毛泽东告诫邓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这是毛泽东发出的一个严重信号。

虽然总目标一致，但在合作化的速度和步骤上，在如何解决农村紧张冋题上，邓子恢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邓子恢认为，乱子主要出在合作化方面，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则始终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主张以减少征购数量的办法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按他的话说，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

5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提议，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各省重报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毛泽东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他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社有强迫现象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这次会是一个大转折，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方针，从“放慢步子”转向“加快步子”。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修改计划，提出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仍有距离。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等人谈话，提出合作社增加到130万个左右。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第二天，邓去找毛，说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好。双方发生争论，持续好几个小时。7月15日，邓子恢又向刘少奇反映，说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为好。这引发毛泽东严重不满，他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杜润生事后说，邓子恢的坚持，有其执拗性格的因素，其实无论100万个还是130万个，都是一个“拍脑袋”的数字。毛泽东的想法总会首先得到一些省委书记的响应，如柯庆施对毛泽东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王任重对毛泽东说：“贫农听说合作化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毛泽东说，他原来主张停一年，但看到浙江、安徽搞了几万个合作社，“我的主意变了”。他得出结论：不是农民没有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不是办不好合作社，而是党内有右倾思想。

自此，毛泽东下决心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7月31H,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他不点名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毛泽东说：“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现在的冋题是“领导赶不上运动”。在他看来，过去几年合作社的发展都超过计划，而且大都巩固下来了。各地给他报告的情况是，现有65万个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这给了毛泽东底气。他断定，合作社社员“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农民中“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党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走进社会主义。

与其说高潮即将到来是毛泽东的一个判断，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热望。毛泽东从“农民立场”和“国家立场”来论证为什么要全力推进合作化。一方面，他认为，占农民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要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工业化需要合作化。毛泽东说，如果不能在3个五年计划内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而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就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供应问题，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他说，苏联用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我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解决它。“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这或许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合作社能否大幅度增产粮食还在未定之数，但合作社的确能够大大降低粮食征购的“交易成本”。陈云讲得十分明确：面对L1亿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而“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在这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一个战略上的理由，就是要利用不太长的和平机会。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估计“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工业化”。1955年10月以后，毛泽东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

所谓社会主义高潮，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1955年8月26日，毛泽东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这样，毛泽东撇开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亲自掌控运动。他在北戴河每天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加写批语，转发各地，这些报告无一例外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检讨和批评“右倾思想”。10月4~1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大炮轰”邓子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做书面发言。刘少奇批评中央农工部“发谣风”，周恩来批评杜润生“分散主义”，邓小平批评农工部对合作化的动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笋形势一边倒，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杜润生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子恢，认为六中全会是高潮来临前的一次社会主义大辩论。在会上，他提岀了一个新规划：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比原计划又提前两年。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下去，全国掀起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各级领导人争先恐后，总是超指标完成任务。高潮就这样出现了。各级领导人把推动合作化运动视为表明政治坚定性和展示政绩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更为本质，那就是党的各级干部早已对集体经济优越于个体经济坚信不疑相对于合作化的目标，速度的快慢只是个策略问题，既然能快为什么不快呢？在这种信念支配下，合作化的高潮很难阻挡。到12月下旬，入社农户已达到75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

各地的典型材料像雪片似地送进了中南海，总共有1000多份。这些材料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社确实有比单干增产的“优越性”，反映“穷棒子”也能办好合作社。毛泽东极其兴奋地批阅了100多份材料，并着手把它选编成书，书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亲自撰写了104条按语和两个序言。7月31日，毛泽东的判断是：“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判断：“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判断又在上下互动中得到了自我证明。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把基本完成初级社的时间从1958年提前到1956年下半年，并首次提岀1959年基本完成高级社的时间表。1956年1月，又把基本完成高级社的时间从1959年提前到1957年。然而，一再提前的规划，仍然赶不上各地的形势，高潮来势之猛甚至超出毛泽东的预料。1956年初，毛泽东曾想降降温警但没起作用。到3月，全国已有90%的农户加入了初级社，而且有55%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到1956年底，全国96%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

一些亲历者口述证实：“绝大多数人都痛痛快快地将土地证交到社里并办了入社手续”。费孝通亲见江村成立高级社时，“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得每个人都感受到气象更新。”这些陈述不能说不真实，但显然过滤了不同人群的内心纠结。不过，中国的集体化运动比苏联平稳得多，却是事实。这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集体化之谜”。

中国合作化运动的成功，官方的解释是：中国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等，这种解释经不起历史的检视。1955年年中，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还只占总数的14%,高级社只是个别地试办。多数农户加入初级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内，许多农户没有经过初级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没有入初级社就一步跨入了高级社。说合作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对多数农户来说不是事实。当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的许多材料说明，各地在动员农民入社时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现象是很普遍的，所谓“自愿互利”也很难做到。

为什么中国没有遇到苏联当年那样的群体性反抗，有学者认为，这应归结为两国农村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国没有俄罗斯那种村社组织（米尔公社），正是这种村社组织成为抵制苏联国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一盘散沙，因而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力量。④这样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但更应注重中国农民的特性和共产党的动员技术。中国农民是相信世道和服从权力的，这个“世道”就是肇始于土改的不可阻遏的社会主义潮流。土改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理性和对所处世界的认知。经过土改划阶级，在农民中深刻地植入“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等观念，农民虽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但怕“冒尖”。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农民，希望通过互助合作得到帮助，更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当然，也不乏“合伙平产”、想“揩油”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共产党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在农民中也产生了一种憧憬。党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实行“依靠贫民、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农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奏效，形成“羊群效应”。邓子恢说：“60~70%的人都起来了，其他20%的人就会跟着来，10%的人就分化了。”这被分化、跟着来的主要是富裕中农。许多材料证明，富裕中农入社是迫于形势。在政治上，富裕中农怕被划到地主富农一边，尤其怕被划为新富农。在经济上，富裕中农很难平等获得国家在技术、物资和贷款等方面的帮助，又往往要在粮食征购上承受更重的负担，虽然对入社顾虑重重，担心利益受损，但面对大势不能不入。《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向农民描绘了一幅美好农村的图画声农民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减少了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疑虑。农业四十条甚至让知识分子也为之振奋，一千多位科学家和民主人士应邀参加了讨论，这当中肯定融入了热衷于中国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毛泽东总是在一个任务完成之际，先人一步提出新的愿景，牵引人们追赶他的步伐。

同时，不能忽视来自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动力。在土改及随后的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大量培养出来，这些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是土改中的翻身农民，对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有很高的认同感，其中有不少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当然，也有利益的驱动，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正好与他们自身的社会荣誉和利益相吻合。个人发家致富的路被明令禁止，合作化又提供了一条新的上升途径，使农村干部的权力由单纯的乡村治理进入经济领域，通过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既可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超出其家庭经营的经济利益，又能脱离繁重的农业劳作。事实上，自1955年高潮出现之前，一些农村地区就不断出现合作化的冒进倾向，许多合作社是由群众和村党支部自发办起的。农村干部办社热情很高，而且热衷于办高级社、并大社，因为社的规模大，干部掌握资源相对更多，权力更大，“可以办想办的事”。有学者认为，“农村干部反对单干主张合作化，已经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把它归结为农村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模糊了这种“积极性”背后的利益动机。

对毛泽东来说，相对于对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心中无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完全在掌握之中。资本家与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准备也是不同的。农民没料到通过革命获得的土地会这么快被收回，资本家则不同，自始就清楚自己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早晚要被剥夺。几年来政府一系列举措压缩了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货币统一、外汇管制及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切断了资本家与国外的资金流和物流；1952年底对金融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迫使私人经济只能依赖国家提供融资渠道；粮棉油统购统销后，切断了私商与农民的联系；在私企内部，工人力量壮大和反剥削运动兴起，也使私营业主难以自主组织经营活动-私人企业纷纷主动要求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在1953-1955年三年里，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在全部私营工业中由13.3%增长到49.7%,可见绝大部分已转为“半社会主义”性质。1955年社会主义高潮兴起后，毛泽东把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作为一盘棋局，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政治压力，迫使资本家接受改造。1955年10月9日，他在审阅彭真的发言稿时，加了一段话：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消灭一切城乡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说，一切措施，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资本家受到的压力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急切想摆脱剥削家庭。10月27、29日，毛泽东两次邀约资本家头面人物和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颐年堂和怀仁堂，举行座谈。被邀请的有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毛泽东要让资本家相信，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并以赶超美国的强国目标相激励。⑤从中南海岀来，工商界巨子看清了自己的归宿。11月2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通过决议并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11月16-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通过了对资改造的决议。中共采取了“两面夹击、网开一面”的政策。“两面夹击”，一是用农业合作化来促工商业改造.一是用私人企业中的工人来促资本家。“网开一面”，就是给定息,安排资本家及其子女的工作，给予政治上的待遇，实行“和平赎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资本家敲锣打鼓，交出自己的企业，有的甚至交出自己的私人财产。其中有些怀抱实业救国梦想的资本家如荣毅仁等自觉选择了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少数，他们大多是头面人物，不少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政治上有地位。绝大多数资本家只是无可奈何，随着潮流走。当时流行两句话：“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反映了资本家的真实心态。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加快，使小业主有被遗忘的感觉，他们甚至抱怨共产党“嫌贫爱富”，这些人本来本小利薄，加上国家计划范围日益扩大，经营日益困难，都强烈要求公私合营。1956年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陈云发言说：“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结果“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

一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竟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农村高级社基本上是苏联集体农庄的中国版，实行集体所有、统一核算、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的经营方式；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包统配的集中管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管理体制等同于国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合作化后，形成了第一代城镇集体经济；城镇人口就业统包统配，形成“铁饭碗”制度；“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90%来源于财政，79%来源于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统配物资从1952年的55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中央直属企业由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国务院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2.3万多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5.2万多人。市场作用从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领域依次退岀，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条条”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在中国被复制出来，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始终未能形成理性的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