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维艰》毛泽东惊呼“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

本文节选自《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上两篇链接：

①《筚路维艰》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

②《筚路维艰》毛泽东：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作者是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这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5，主要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成败经验，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买一本实体书来看。

今天继续分享。

五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于光远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谈话，表明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不要再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这次谈话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可以说就开始被放弃了。”不过在我看来，这还是一个领域的变化，而且在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 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还有“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文字，基本精神是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保存富农经济与发展互助合作并举，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想法还没有形成。

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无疑是影响新民主主 义存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 —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一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巨大贪污案的报告，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认为出现了 “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的袭击，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他决定在全党发动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把它“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不过，开始主要还是从思想影响角度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然而，不断揭发出来的情况，反映许多贪污分子与资本家的贿赂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惊呼“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同时，发现还存在资本家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1952年初， 紧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

联想到今天中国大量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不难理解当年“混合经济”制度下存在钱权交易的空间，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也符合资本逐利性的本质。不过，当年革命道德和阶级斗争观念发挥着很强的自律作用，干部的贪污腐化被严重地夸大了，对资产阶级“五毒” 的估计也严重了，造成许多私人工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税收大幅度下降。毛泽东对“出拳过重”、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校正，在 “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之后，放宽了对大部分资本家的经济处罚。但这场运动使毛泽东下定了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1952年6 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个批示预示民族资产阶级将被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首次透露毛泽东“从现在起” 进行转变的想法。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与会16人一致赞同。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新设想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事关重大，毛泽东开始相当慎重，觉得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会后，刘少奇受毛泽东之托，带着中共的新设想赴莫斯科.斯大林肯定了中共的设想，无疑是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支持。从刘给斯大林的信看，党内虽然对10-15年完成过渡达成了一致，但对过渡方式的考虑还没有成形。依刘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一个 “挤”字，就是通过加快发展国营经济，使私人资本主义比重日益减少，当然在绝对量上还会有发展。10年后，当私人资本主义不到 10%,而且不能独立经营，必须依赖国家之时，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它收归国家经营了。

对于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心里已经有底。1952年2月15日,毛泽东得知河北邢台县已有87%的农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合作社建社当年即实现了粮食增产，支持了他早先的判断。他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中国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富农，而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然而，对资改造的方式毛泽东还没有定见。毛泽东并不担心资产阶级反抗，他所关心的是有没有办法在对资改造过程中保持稳定増长，毕竟私人企业仍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880余万人的就业场所，“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1953年5月，李维汉赴上海等地调査，由此形成的报告，帮助毛泽东找到了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就是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在东北老解放区出现，被确定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包括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人企业加工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开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私人工商业解决经营困难。后来发现，这种形式大大增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控制力，正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有效形式。由此，毛泽东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完整地了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批评了三个提法，一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一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一是确保私有财产。随后他又批评了 “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和“四大自由”。其实，这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依据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这说明总路线的提出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党内许多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重要领导人也没有完全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起初的想法是，对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采取不同的改造办法，对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把店员接收过来，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但他很快意识到，私人商业的数量很大，有180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500万户，1000万人，“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到9月时，明确私人商业也可以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如允许其从国营商业批发商品维持经营等。毛泽东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不是10-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而是从此时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逻辑前提的二元论。虽然毛泽东说过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话，但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何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由于没有学理上的支持，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太少”的认识是游移不定的。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

如果说，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么，经 过三年的准备，他更有信心了。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大体归顺，朝鲜战局也趋于稳定，与 1949年面对诸多敌人不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 统制了对外贸易，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 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人经济，占到了 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中已占63%,在零售中也占到了43%。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中共领导人原来没有想到的。私人企业也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半数以上的私人工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只是经 济上的，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资本家在道义上已是“灰溜溜、 臭烘烘”，不仅共产党干部对资本家避之唯恐不及，资本家的子女也 以出身为累，积极靠近共产党，不少人“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 产”。五反运动造成的气氛，甚至让一些民主人士也坐不住了，表示愿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私营企业的工人不愿继续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剥削。工人“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 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1953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回过头看前三年，认为社会主义已在途中。据此，毛泽东在 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

第二章 效仿苏联模式

自1953年始，中国走上了全面仿效苏联的轨道。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动员技术更娴熟，社会改造引起的震动也比苏联小，但在整体上是仿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亦称斯大林模式），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明确说道：“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而“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仿效苏联模式，是从启动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计划开始的。1951年2月，毛泽东提岀了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 济建设”的设想，随后，成立由周恩来、陈云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刘少奇、周恩来都把“十年建设” 解释为10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周恩来在解释这个设想时说： “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工业化能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内推进，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类型。选择从轻工业开始的传统工业化类型，自然可以依托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然而，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 依赖。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工业化是中国人的百年夙愿。毛泽东思考工业化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1944年8月31 0,毛泽东在写给博古的信中明确提出： 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形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毛泽东一度相信，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必须经历漫 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这正是他提出中国应当经历一个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要依据。刘少奇则明确说，工业化要从轻工业开始。1948年12月25 日,刘少奇在给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做报告时说: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历史上的国家, 要从轻工业方面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

第一次明确提岀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是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文字：“应以有计划有步 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已经考虑仿照苏联的发展模式。1949年7月，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 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1950年3月3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到沈阳时，饶有兴趣地谈到他参观苏联各地的大工厂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在这之前，1949年8月15日,《人 民日报》刊登苏联学者F. P.柯舍列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 苏维埃的方法》的文章，转述斯大林的话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几十年之久的道路……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好这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垮”。 1950年9月21日，毛泽东又请苏联哲学家尤金( 1953年出任驻华大使)在北京做《苏联从资本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尤金重述斯大林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不在于简简单单的发展工业，而是在于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的核心——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建立起重 工业和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使国家处于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而独立的地位”。最能打动毛泽东的，是斯大林强调从发展轻工业起步，过程太缓慢，社会主义不能等待五十年到一百年，必须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苏联快速工业化的成功，对毛泽东具有极大吸引力。

然而，这时高层似乎还没有取得共识。1950年5、6月，刘少奇在一篇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中仍然坚持，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尤金讲演是刘少奇亲自主持的，但似乎没有说服刘改变观点。1951年5月和7月，刘在两次党内报告中，仍然强调中国必须采取从轻工业开始的工 业化战略。刘反复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为了积累资金。“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轻工业发展了，才能 “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二是为了改善民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 步”。这种想法很正常。一般来说，在开国之初，执政者都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有这种想法的不只刘少奇，还有周恩来。1951年3月，周恩来在两次会议上讲道：“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 产，从公家到私人都可以发展。” “重工业固然要搞，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些才行。不仅私人要搞轻工业，国家也要搞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农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积累资金，建设城市。”可以看岀，到1951年春夏，刘、周的工业化思路仍然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公私企业参与、注重市场作用的渐进式工业化，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推进工业化的既定思路.，

在高层领导中，公开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是高岗。他连续在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我们必须依据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国人的路”。“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那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高岗的高调对刘少奇会有影响但不会太大，真正帮助高层取得共识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 来。一方面，朝鲜战争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更愿意慷慨地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对 于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紧迫感，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1951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岀，完成国家工业化，“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 和国防工业”，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据宋劭文回忆，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了 “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的方针。薄一波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工业化从何处起步，是一个“苦苦思索”的问题。 各有关部门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最后 “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可见，尽管有毛泽东的倾向性意见，最终确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在党内高层是经过认真讨论的。

当然，这一计划能否实现，还取决于苏联的大规模援助能否到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心存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心中国走“铁托式”道路。即使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没有消除斯大林的怀疑。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之后才得以改变。周恩来说过，“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改变了”。毛泽东也说过，“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经济关系也大大加强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的环境下， 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而且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张 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岀中国今后的工业化方针，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 立最现代化的工厂。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今后，苏联对中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对此信非常重视，批示中央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多次会议，最终确定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速度力求迅速的方针。 8~9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中心环节是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等。应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愿意帮助中国的五年计划建设，尽力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帮助。9月24日，周恩来、陈云回到 北京，当晚即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中国的工业化起步，重点是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既然中国领导人向苏联寻求援助项目，不会要几个食品厂、纺织厂之类，肯定是那些赖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项目，所以接受苏联援助自然是重工业优先。薄一波回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 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毛泽东传》作者也说，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1953年5月15日，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一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岀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可以看出，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工业化计划，是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仿效苏联模式的重要背景。这种仿效是整体的：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建立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经济模式。

对于总路线，毛泽东有过两种说法，一是把工业化与三大改造比作“一个主体和两个翅膀”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农业和工商业改造是两翼；另一种说法是，“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 制的问题”。前者强调工业化的主体地位，后者强调所有制变革更具实质意义。这两种说法看起来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按照苏联的经 验，全盘农业集体化正是强制推行赶超型工业化的制度安排。在仿效苏联发展模式的同时，毛泽东也接受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例如，使公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就是从斯大林那里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全党毫无争议的共识。刘少奇在1955年说过：“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 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资本匮乏和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的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从经济学上分析似乎不合理，但从历史看有其理由。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 “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那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很难设想，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 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能长期忍耐“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 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局面。周恩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