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维艰》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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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避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有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并曾付诸实行；在论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极少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原因很简单，1953年，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随后，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实在太短促。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 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策者不可能采用“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说 法，而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改革提供依据。但在一些高层官员内心，并非没有“社会主义槁早了”的想法。1985年6月， 姚依林曾私下说过：“从今天回头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应该长一 些？……现在许多事情都是返回去做，为什么那时不就这样做呢？”薄一波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写道：“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 过渡，不立即动摇私有制，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那样, 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于搞成后来那样 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赵紫阳退位后，在私下谈话中也说: 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但革命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

现在才又搞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这是不得不做的”。胡绳、于光远、杜润生、李锐等中共党内一些理论权威人士也推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认为它是一种独具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对过早抛弃 新民主主义不无惋惜。

不过，这是几十年后得到的认识。支配历史进程的是当时人，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普遍观念。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年毛泽东等人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过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在彼岸，新民主主义“在桥上”。由于理论本身的双重性质和当年 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新民主主义政策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 合其自身逻辑，无论这种选择对以后的发展是否有利。这里说的不是所 谓“历史必然性”，而是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内在张力及其发展逻辑。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按照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 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 转变准备条件.

从中共意识形态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种变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其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了《共产党宣言》 中阐述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 信念，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共一大纲领即明确规定，要在中国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人们很快意识 到，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 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这两步革命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问题，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但未有定论。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将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也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过渡。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经济 上，走孙中山提岀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 力量；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将其分给农民，保存富农经济，不实行社 会主义农业，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不没 收其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 义生产的发展，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所以“新”，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1945年，中共七大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历史 作用给予进一步的肯定。《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民主革命后资本主 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七大则提岀“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 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 义。”当然，毛泽东所肯定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 义，他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为什么需要资本 主义的广大发展，毛泽东没有做深入的理论阐述，只是说这种资本主 义“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在理论上有所依归。依据人类历 史发展五阶段学说，社会主义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形 成过程中，受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影响 最大。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列宁《两种策略》 里的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 产阶级更有利。”据此，他说服党内同志“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来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以俄国民粹派来指称中共党内存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思潮。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 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疽这些论证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

当然，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作用，与当时提出的“联合政府” 的目标有关。抗战后期，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发展，足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但国民党占据着中央政府.在实力和影响力上仍然占优。国共 双方随时准备在抗战后决一胜负，但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国内各阶层 呼唤民主改革，渴望战后和平，担心内战爆发。国际上，出现了大国合作和政党妥协的潮流.美苏两方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依毛泽东 的判断，“中国在这一次有可能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之中国”，这种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经 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 “联合政府”的口号。联合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期望的理想结局，但基于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 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产生 了这样的效果。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做了调整。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 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 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岀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 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 不这样写”。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 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 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 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最后完成，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这时，打败国民党已成定局，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抗战时期提出时，还是一种理论设计，为了树起一面旗帜，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现在，则是要着手制 定一份即刻实行的建国纲领。因此，真正反映中共建国思想的是这一阶段的阐述。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构想，承续了《新民主主义论》 和《论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但在提法上有所变化。在政治上， 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以代指“各革命阶级联合专 政”，放弃了中共六大“工农联合专政”的提法。所谓“人民”，除了原来所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加入了民族资产阶级，即所谓“四个朋友”。当然，“四个朋友”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地 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不占“主要的地位”，主体是工农，领导是工人阶级，故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一开始就排除了采用西方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制度的可能，强调 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合适的”。

在经济上，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 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中共七大 相比，区别在第二条,即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 本，这在七大时是没有明确的。在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对这种经济形态不是放任自流’其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是：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 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 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 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 步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 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以上是刘少奇1949年6月写的一段话，它集中地阐述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这个方针有三个要点：第一，将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不只是没收官僚资本，其他带有垄断性的经济也都要收归国 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下经营。第二，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是 利用与限制并用。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 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但不能“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它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几方面被限制。前提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对国民生计有益而不是有害，并限定其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生存和发展。第三，对于个体经济的政策也是两方面。毛泽东说，占整个国民经济90%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其 经济形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个体的、分散的,但不能“任其自流”，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 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 作社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放弃了此 前一度使用的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这个名词 “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些 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此时，毛泽东的政策基点是两方面：一是 “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一是要“好好掌握”，引导整个经济 “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左’倾 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在做总结讲话时，他又说，要用一二十年时间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49年 I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这是毛泽东较早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问题。在这一时间，高层有一个共识、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比抗日战争时期的设想已经缩短了许多。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呢？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有个发言，说俄国1913年 工业占比重是43.1%,而我们现在还只有10%。虽然我们有苏联的 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论证角度相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中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 这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刘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写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中说，东欧国家过渡了3年，中国可能是10年到15年。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 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 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事实上，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 间的阶级斗争的强调比以前更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提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基本矛盾”的提出，就埋下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伏笔。按照中共的理论，基本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一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 基本矛盾，甚至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将顺理成章提上日程，资本主义经济也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提法，最早是刘少奇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提岀来的。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 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 点，他在会上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 国主义的矛盾。”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申明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并将这一 观点写进了全会决议，成为全会的共同观点。毛泽东明确告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其经济形态，但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只是这时，中央还不想突岀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免于过早地警 觉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还有更主要的敌人和更迫切的任务。